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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说话，也不弹琴。老师问我怎么了，我也不回答。就那么一直坐着，直到父亲回来。父亲见我这个样子，就生气地质问我。我还是不说话。
父亲气得冲我大喊，宣儿老师赶紧把我从琴座上抱下来，叫我快回答父亲的话。我不看父亲，也不吭声。突然，父亲从老师怀里一下子把我拖到地上，照着臀部就是两脚。
我立刻坐在了地上。这时，父亲用很大的声音叫我起来。我不动。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还是没动地方。
父亲忍着气对钢琴老师说，你可以回去了。老师刚一走到门口，我迅速起身朝她跑过去。我已经意识到老师走了以后，父亲还会打我。
这次，父亲没有大声喊叫，只是轻声地叫我放开老师。他越是叫我放开，我就越是把老师抓得更紧。僵持了一小会儿以后，猛然间，父亲暴跳如雷冲到我身边，照我身上就是一脚。
我本能一躲，这下连老师带我一起倒在地上。父亲像抓小鸡一样，把我拎到他的书房，把门反锁上，开始打我，不分头部还是脸部。
妈妈回来时，我已像半死一样，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父亲把我关在书房里，没有给我吃晚饭。我躺在地毯上，感觉得到鼻子里的血在往外流。昏头昏脑，身体像飘起来一样，轻轻旋转着。
等母亲叫我时，我已经睡着了。母亲把我带到客厅，父亲坐在沙发上。我不敢抬头看他，只是低着头看他的两只脚。
父亲的脚好大，把拖鞋撑得很紧，二脚趾要比大脚趾长出好多。小脚趾最好玩，又胖又小，像手指饼干。就在我研究父亲的脚时，父亲再次问了我同一个问题。
我看见他的脚慢慢向后缩着，潜意识告诉我。他又要发怒了。我吓得连忙告诉他，我今天头疼。听了这句话，父亲没说什么，母亲却生气地指责我，为什么不早点说出来。
从那一刻起，我知道，对母亲我是憎恨的。上舞蹈课时，别的小朋友摔倒了，家长会立刻跑过来把孩子扶起来。可我总是要自己起来。
有时候，真的是摔得很痛，很想要妈妈也过来帮我。可每次我用乞求的眼神看着她时，她回答我的是眼睛冲着我狠狠地一瞪。我只好忍着痛自己爬起来。
在超市购物时，我装进蓝子里的东西，总会被母亲放回去。她从不允许我吃任何小食品。她说，那些东西都有添加剂，对身体没有好处。
直到高中我才晓得薯片的味道。饮料更是没喝过。从幼儿园到高中，每次学校举行运动会时，我总是很痛苦。因为所有的同学都是带一大袋子各种小食品和饮料，坐在那边吃边看。
只有我，手里什么吃的东西也没有。我常借故走开，一个人回教室看书。那时候，我心里对母亲的反感是无可言喻的。几乎每一个见到母亲的人都会夸她漂亮。可在我眼里，她一点都不漂亮。
尤其听到有人说我长得像母亲时，我就更加反感，我不愿意像她，她是一个冷血动物。她从没把我抱在怀里亲热亲热，也从没像别的妈妈那样跟孩子有说有笑地聊天。
她跟我说的话都是必须说的，没有多余的语言。我感觉我五岁的时候，他们当我十五，而我十五岁的时候，他们又当我是五十了。我几乎从没在他们那里得到过小孩子应该享受到的一切，包括最简单的跟爸爸妈妈撒娇。
父亲跟母亲之间也是很严肃的，他们彼此从不开玩笑，即使在家里，对对方的称呼也是官方的。我爸叫我妈蔡医生，我妈则称呼我爸杨司令。大概是在单位叫习惯了，回到家里改不过来了吧。我永远忘不了这样一件事。
一次，我爸的衣服扣子掉了，他找出针线盒自己缝起来。我妈正好他从他身边经过。妈说：杨司令，我来帮您吧。爸说：谢谢蔡医生，我自己可以，差不多弄好了。
我当时都觉得好笑，觉得他们俩是不是有点太滑稽了。
这种死气沉沉的家庭生活，使我常常有一种幻想，希望我的父母是另外两个人。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放学后，我没看见妈妈在大门口等我。
就在这时，我同桌白丽的妈妈来接她了。她把白丽身上的书包拿过去，拢了一下白丽的头发，然后拉着白丽的手说说笑笑的向远处走去。
我羡慕地看着她们，竟不知不觉地跟在她们后边。我听见白丽对她妈妈说，她很喜欢我们班朱姗姗今天穿的那条漂亮的连衣裙。
她妈妈立刻问白丽那条裙子是什么样子的，还叫她明天上学时，问朱姗姗是在哪买的，她要带白丽去买。我还听见白丽的妈妈告诉白丽，吃完晚饭后，爸爸妈妈带她去步行街散步。
白丽说，那她晚上不吃饭了，要在步行街上吃大排挡。她妈妈连忙点头，说“行行行，就这么着”。白丽跟她妈妈上了公交车以后，我一个人站在站台发呆。想象着，白丽跟她爸爸妈妈一起正在步行街上吃大排挡，他们开心地说着笑着。
我不知在那里站了多久，等我回到学校大门口时，妈妈正四处张望，这时，父亲的车也到了。他不由分说，从车里钻出来就对我大声斥责。我小声说了一句“就会喊叫”。
这是我第一次公开对父亲进行反驳。父亲先是楞了一下，接着便“啪”地给了我一个耳光，又连着两脚。
回到家以后，父母开始罚我站着。我那种站着不是简单地站在那里，而是面壁，身体直立，头抬起来，鼻尖要挨到墙上。
这种处罚方式，我在小学一年级时就领教过了。只要我考试打不了双百，回家后肯定罚站。最长时间我站过四个小时。腿站得又酸又麻。
我这次挨打，以被罚站三个小时、写一份五百字的检讨书而告终。写检讨书，是父母在对我的教育中所实施的必不可少的一个措施。检讨书的数量及质量必须保证。
写完之后，我要当着父母的面自己读出来。读的语气也算在考查之列，如果语调不够真诚、不够严肃，则被认为对错误认识得不够深刻。我要重读，直到他们认为满意为止。
这么多年来，我从父母那里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是军人的后代，你的一切必须服从军人的要求。这也是我最讨厌的一句话。对这句话的厌恶，直接导致了我第三次打挨。
那是我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那是个星期天，父母都不在家。我写完作业，就开始打开电脑听音乐。我听的是邓丽君唱的那首《我只在乎你》。
我高兴地随着乐曲一起大声唱了起来，正在我唱得起劲时，父亲走了进来。他立刻把音箱关了，扳着面孔对我说，这是靡靡之音，军人家庭不允许听这首歌。
我气晕了，马上反驳父亲说，难道军人就不是人了吗，军人家庭就应该是死气沉沉的僵尸味吗。
父亲一听这话，气得瞪大眼睛看了看我，忍了又忍，最后还是把我打了一顿。那次，他叫我站了四个小时，写了一千字的书面检讨。我改了三次，读了四次才通过。
从那以后，我暗暗发誓，不再跟父母作对。我被他们彻底制服了。我变得乖巧听话，只知道学习，父母说什么我听什么。直到上了大学以后，我仍给大家这样一个好印象。
按父母意愿，我学的专业是英语。他们说，未来的军事需要懂英语的人材。
我的钢琴过了八级以后就不再学了，之后也没再见到宣儿老师。但我心里始终记着她。她弹琴的样子，唱歌的表情，以及走路的姿势，经常在我眼前浮现。
我常常幻想自己就是宣儿老师。到了晚上，我就情不自禁地穿上宣儿老师那样的服装，那样的高跟鞋去酒吧里听歌。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过隐，就干脆去酒吧当歌女。
每天晚上，我在三四个场子之间跑来跑去，总是弄到后半夜二三点钟。我累极了，想结束这一切，又无力摆脱。在酒吧，我遇到不少追求我的人。
第一个追求者是一名外国男子。他叫约翰，是一个英国人，三十几岁，不太爱说话，喜欢一个人坐在那里静静地喝啤酒。
我唱歌的酒吧当中有一个叫大地的，去那儿的人特多，而且观众非常热情。我一走上去，人们就会向我吹口哨，打响指。往往我刚开口唱第一句，他们就会报以热烈掌声。
每一位客人的心情似乎总是那么好。相比之下，约翰就显得很安静。他经常微笑着看着我，或者举起杯子冲我来个干杯的动作。
一次，当我正在用英文演唱一首歌时，约翰走到我跟前，用英语对我说，他喜欢我。从那以后，只要我去大地，准会收到约翰送给我的玫瑰花。
这种情形大约持续了半个多月左右，之后，约翰开始约我。只要我晚上没有演出，就会跟约翰在一起。我的英语口语之所以进步飞速，跟这点有直接关系。
我们最初的约会地点是在外边，咖啡厅，酒吧，剧院。我还带约翰看过东北的二人转。约翰汉语很好，连一些地方方言他都可以听得懂。他喜欢唐装，尤其对唱二人转的小伙子穿的绸缎衣服感兴趣。
剧院的演员都特能逗，说的话以及讲的那些笑话，总会把观众逗得哈哈大笑。约翰也多半跟着笑。周围的人都奇怪这个老外怎么连东北方言都听得懂。
在跟约翰频繁接触中，我发现他是个非常绅士的男人。在我印象中，外国人都很开放，爱对女孩子动手动脚。但约翰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他连我的手都没拉一下。正因为如此，我才肯接受他做我的朋友。一次，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约翰告诉我，他想家了，想他的老婆孩子。
他第一次跟我讲起他的家人，还从兜里拿出全家福照片给我看。照片中，他们一家三口人互相拥着站在一个牧场里，笑得很开心的样子。他的妻子是个漂亮的女人，儿子也很英俊。
看得出，他们生活得很幸福。约翰告诉我，他很爱妻子。妻子是英国一家大报的一名资深记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