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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传-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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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在当时颇具影响。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县农会在《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中介绍说:“湘潭农运,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为全省之要塞,故其发展亦在各县之先。”“湘潭西二区银田寺、韶山一带,农民感觉所受压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间起而组织。到十月间,所成立之乡协,达二十余处,人数达千余,从此即开始作经济政治斗争,如阻禁谷米出境,维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资,减轻租额,地方行政人员民选。这种种运动,时常与地主土豪发生冲突。”⑥

毛泽东的活动,自然引起土豪劣绅的忌恨。成胥生密报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赵恒惕电令湘潭县团防局急速遽捕毛泽东。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在县长办公室看到了这封密电,写了一封信交人赶快送到韶山。据毛泽民的夫人王淑兰回忆:“那天下午,泽东同志在谭家冲开会,……送来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谭家冲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开水泡点饭吃,轿子是我给他请的。泽东同志先给他们讲好,抬的谁?抬的郎中。送轿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来了。团防局隔了几天才来捉泽东同志,因泽东同志没在家,只开了些钱就了事。”⑦

这时,毛泽东已到了长沙。就在赵恒惕的眼皮下举行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还到湘江边上,橘子洲头,回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师范生生活,写下有名的《沁园春·长沙》:“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时的毛泽东,风华依然,但已非只是“书生意气”了。

九月到广州后,他在填写《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时,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教过一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在“学业”一栏里写道:“研究社会科学,现在注重研究中国农民问题。”时间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这时,他正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所谓“半无产阶级”,主要是指农民。毛泽东那时把他们划分为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还有“小资产阶级”中的自耕农和“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机关刊物《中国农民》上写了一篇《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实践,无疑为他的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写了这样一个题注:“此文是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而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提出,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当时,中共中央虽然也成立了农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的。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受主席团指定,参加修改《农民运动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为农民革命。为要巩固国民革命之基础,亦唯有首在解放农民。”从此,毛泽东对国民革命和农民问题的认识,站到了新的起点上。

国民党二大后,毛泽东参加了新成立的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三月十九日,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农讲所创办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⑧。此前已有五届毕业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办人是彭湃。毛泽东接办第六届,地址在广州附近的番禺学宫。经过筹备,这届讲习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开课,收有来自二十个省区的三百二十七名学生。同一天,蒋介石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便全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

这届农讲所共开设二十五门课程,内容都是围绕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其中关于农民运动的课程占八门,教员多是有实际经验的农民运动领导者,如彭湃、阮啸仙等。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共二十三个课时。

毛泽东从六月初开始讲这门课。从保存下来的学员课堂笔记里反映出,毛泽东严肃地回顾并总结了历史经验,指出以往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由于没有得到三万万二千万农民的拥护。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

只有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只有把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放在革命的中心问题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探索,终于自觉地认清这个关键性问题,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这方面工作中,再也没有改变。这就为他以后能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胜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当然,对如何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探索。

毛泽东历来注重对社会实际状况进行切实的调查研究。他在农讲所提倡学员研究各省的农民问题,组织了以地区划分的十三个农民问题研究会,还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三十六个调查项目,要求学生根据家乡的实际情况一一填写。毛泽东很珍视这些调查材料,后来丢失了,到六十年代谈起时还说很可惜。

当时,彭湃领导的以广东海丰为中心的东江农民运动最为成功。八月间,毛泽东又组织师生到那里实习两周,大大加深了对农民运动的了解。《中国农民》报道说:“赴海丰实行在将届毕业之时,学生于上课已久、接受各种理论之后,亲入革命的农民群众中,考察其组织,而目击其生活,影响学生做农民运动之决心极大。”⑨

革命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北伐。这一天,北伐军先头部队叶挺独立团已攻占湖南醴陵。所到之处,都有当地工农群众直接给以各种援助。十一日占领长沙。七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北伐战争中国共合作策略和民众运动政策等问题。会议提出无产阶级要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要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但对农民运动的限制很多,认为农民协会“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农民的武装“不要超出自卫的范围”等。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和中央的这个认识已有所不同。他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供全国各地从事农民运动的人参考。内容有三类:一是关于农民运动的重要文献,如《孙中山先生对农民的训话》、《中国国民党之农民政策》;一是农讲所教员的专题研究报告,如《俄国农民与革命》、《海丰农民运动报告》;还有一部分是学生的调查材料。原来准备出版五十二种,后来受条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种。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辑出版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序言,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进行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他们是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的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就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根据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地主阶级之特权,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势力就不会从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那就是不知道轻重本末。由此,他进一步阐明:“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的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批评一些同志只重视做城市工作,而忽视农民运动的倾向,号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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