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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昌有师傅这样一说，戴膺重新把那封信展开，仔细端详：文字书写虽工整，但颇显老到苍劲，不像是女流手迹。一个做这种事的贱人，也不会通文墨，识圣贤吧。
“我看，这分明是别人代为书写的。”
“我也这样想过。可做绑票这种黑道生意，既已废了票，还留这种信件做甚？除非是要陷害于人。请人代写这种黑信，那也得是万分可靠的人。在黑道中，又能有几个通文墨的！这个女人倒像是个山大王似的，有出去劫人的喽，还有写战表的军师？”
“昌有师傅，依你看，这个与刘掌柜相好的女人，还不定有没有呢？”
“戴掌柜，我只是一种疑心。我们常跑江湖的人，好以江湖眼光看人看事，生意场上的情形，我哪有你们看得准？”
“这件事，早出了生意场了。所以，还得多仰仗昌有师傅呢。这事眼前还不宜叫别人知道，只想托付你在津门江湖间，暗中留心打探。我呢，在字号中暗做查访。不知肯不肯帮忙？”
“戴掌柜，不要说见外的话。我和二爷交情不一般，这次出来，就是为二爷效劳来了。戴掌
柜托付的事，我会尽力的。”
“那我们就先这样暗中查访。我离京前，求见过九门提督马玉昆大人，马大人给天津总兵写了一道手谕，交给我。来津后，因怕声势大，太招眼，没去向官兵求助。现在又出了这样一封信，还不知要扯出什么来呢，就更不能惊动官兵了吧？”“我看也是先不惊动官家为宜。”
昌有师傅离开后，戴膺看着那封绑匪留下的信，越发感到局面的严峻。刘国藩真会在天津蓄有外室吗？五娘被害，若真是因刘国藩在津门私蓄外室引起，那不但刘国藩将大祸临头，戴膺他自己的罪责也怕难以担待。京号一向负有监管北方各号的职责，尤其是津号和张家口分号这样的大庄口，京号的责任更重。虽然刘国藩做津号老帮，并不是戴膺举荐的，但出了这样的事，他居然没有防范，这可怎么向老号和东家交待？
如果刘国藩并没有私养外室，那他也是在津门积怨太深了。居然采取这样的非常手段来报复，那一定是有深仇大恨。积怨外埠客地，那本是西帮为商的大忌。刘国藩他何以要结如此深仇大恨？他有了这样可怕的仇人，居然也不作任何透露？这一切，也是难以向老号和东家交待的。
由这封信引起的严峻情势，怎么向孙大掌柜禀报也是一个问题。刘国藩是孙大掌柜偏爱的一位老帮。不写信报不行，但怎么写呢，说五娘之死全由刘掌柜引起，也还为时过早。再说，身在天津，瞒过刘掌柜发信报，也容易引起津号的疑心。
戴膺决定将这封信也捂几天，先不动声色办理五娘后事。
得知五娘的噩耗后，太谷先回了电报：说在家主政的四爷，要带了五爷的幼女，由管家老夏陪同，赶来天津奔丧。
四爷带了东家的一伙人，远路风尘来奔丧，那丧事岂能从简？一讲排场，还不闹得沸沸扬扬，叫整个天津卫都知道了这件败兴的事？
戴膺正发愁呢，汉口的电报也跟着来了。幸亏老太爷不糊涂，明令不许在天津治丧，不许将五娘遇害张扬出去，只吩咐把五娘暂厝津门，待日后迁回太谷，再加厚葬。这才使戴膺松了一口气。但老太爷在回电中，叫尽快查出绑匪是谁，敢这样欺负我们的到底是谁。
绑匪能是谁？
昌有师傅在江湖武界中，还没有打听到新消息。戴膺自己在津号的伙友中，也没有探问出什么来。为了兜揽生意，招待客户，刘老帮当然也去青楼柳巷应酬的，可谁也没有露出风声，暗示刘老帮有出格的花事。也许，津号伙友们即使知道，也不会轻易说出？
这一向观察刘国藩，他当然有些异常。出了这样的事，他当然不能从容依旧，沉重的负罪感压着他，全不像以前那样自负了。可是，刘国藩没有露出心里有鬼、做贼心虚那一类惊慌。
如果那一封信是真的，与刘国藩相好的那个女人，现在也应该自尽了。刘国藩对此能一点也未风闻吗？但冷眼看去，刘国藩不像在心里藏了这样的不轨和不幸。
如果他在津门没有相好的女人，那他的仇人，就多半是生意上的对头。这样的仇人，应该能诱他说出的吧？
很快，太谷又来了电报，说四爷他们不来了，一切托付二爷料理。很明显，这是老太爷给家里也去了电报。后来听说，四爷他们已经动身上路，刚走到寿阳，就给追了回来。二爷得了老太爷指示，四爷他们也不来了，就主持着张罗了一个简单的仪式，将五娘浮厝寄葬了。
丧事办完，商定二爷先招呼着将五爷护送回太谷，昌有师傅带着弟兄们暂留津门，查访绑匪。只是，五爷怎么也不肯离开天津。他完全疯了，不走，你也没有办法。五爷不走，二爷也不急着走了，他要跟昌有师傅一道，寻拿绑匪。
戴膺离开京号已经有些时候了，就想先回京几日，处理一下那里的生意号事，再来天津。京号老帮们刚刚议定，要放手做些事情，天津就出了这样的意外。津号的事不能不管，京师的生意更不能不管，只好两头跑。孙大掌柜在汉口的信报上虽有附言，说老太爷已安排三爷来津，主理五娘被绑票事件，但三爷何时来，一直没有消息。三爷是东家六位爷中，惟一可指靠的一位。能来，当然再好不过了。
戴膺在离津前，跟刘国藩单独坐了坐，只是想宽慰一下他，顺便也交待几句生意上该当心的关节，并不想作过深的试探。刘国藩心情沮丧，黯然失神，只是要求调他离津号，另派高手来领庄。出了这样的事，他实在无颜再主理津号了。戴膺就说：“叫不叫你在津门领庄，那得孙大掌柜定。他既不说话，那就依然信得过你，国藩兄，你也不用太多心了。这种事，哪能全怪你！”
“不怪我，还能怪谁？五爷五娘头一回来天津，就出了这样的事，我哪还有脸在天津做老帮！”
“今年天津局面不好。正常时候，歹人他也不敢出来做这种事。你不可自责太甚，还是振作起来，留心生意吧。心思太重了，生意上照顾不到，再出些差错，那就更不好交待了。”
“静之兄，我也是怕再出差错！出了这样可怕的事，我怎么能静下心来，全力张罗生意？还是请老号另派高手吧，我已给孙大掌柜去信说了这种意思，还望静之兄能从旁促成。”
“国藩老兄，你是叫我做落井下石的事？”
“哪能那样说！我是希望你能如实禀报这里的情形，以东家生意为重。”
“出了这样的事，我敢不如实禀报吗？你还是放宽心，先张罗好生意吧。要说责任，我也逃脱不了。你我该受什么处罚，老号和东家也不会马虎。我看也不必多想了，先顾咱们的生意吧。我回京走几天，那里也正马踩车。”
“静之兄，这种关节眼上，你怎么能走？你走后，再出什么事，我更担待不起了。”
“国藩兄，这可不像你说的话！老兄一向的气魄哪里去了？”“天津太乱，我真是怕了。”
“我这里还有马玉昆大人写给天津总兵的一道手谕，交给你吧。万一有什么危急，可去求助官兵。”
“手谕还是你拿着吧。到需要求助官家的时候，局面还不知成什么样了。”
“天津之乱，就乱在拳民聚义反洋。国藩兄，你是不是因为跟洋人做生意，与拳民结了怨？”
“不至于吧？我们津号和洋人、洋行做的生意，很有限的。再说，我们也没有招惹过拳民。柜上有几位伙友，笑话拳民的武艺太一般，我赶紧嘱咐他们不敢乱说道，尤其不敢到外头乱说乱道。”
“拳民中，你有相熟的朋友吗？”
“没有。认得的几个，也仅仅是点头之交。有些想跟柜上借钱，我一个都没有答应。”
“唔，还有这样的事？那你记得他们是些什么人？”
“是些城外的乡间小财主吧。”
“你没有把五爷五娘来津游玩的消息，无意间告诉给这些人吧？”
“哪能呢！五爷五娘来津，这是眼前的事，那班人来借钱，是此前的事，两码事挨不上的。再说，东家要来人，我怎么会到处乱张扬？”
“这也是病笃乱投医呀，我只是随便问问。”
“在我，倒是说清了好。”
“国藩兄，那我就再随便问一问。你的小名寿儿，在天津谁们知道？”
“我的小名儿？”
“我记得你的小名叫寿儿，对吧？”
“可你问这做甚？”
“随便问问。”
“没几个人知道我的小名。就是柜上，也没几人知道。外人更没谁知道。怎么了，我的小名怎么了？”
“没怎么，没怎么，昌有师傅问我呢，我也记不的确了，就问问。”
戴膺问到刘国藩的小名，完全是一时冲动，脱口而出，所以也没有说得很圆满。他本来是不想这样轻率说出的，打算从京师返回后再说，只是话赶话，没留心说了出来。不过，当时刘国藩也没有太异常的反应，戴膺就把话题转到别的方面了。
他哪里能想到，刚回到京师还没两天，就接到津号更可怕的一封电报：刘国藩服毒自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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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不仅叫戴膺震惊不已，也令他愧疚异常：一定是那次轻率地问起小名，引起了刘老帮的疑心吧。要是问得委婉、隐蔽些，刘老帮也许不会走这条路。
刘国藩为什么要走这条路？难道那封信是真的，他真在津门蓄有外室？或许会还有更可怕的隐秘？
对于字号来说，刘国藩的自尽，比五娘遇害更非同小可。戴膺立即给津号回电：万不能慌乱，他将尽快返津。
他向京号副帮梁子威作了一番应急的交待，就立马启程奔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