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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马濯江一行十余人进入延安，正式成立了“肤施县政府”。由于国民党名声太臭，边区老百姓根本不买他们的账，再加上这个不伦不类的县政府都是特务人员，不懂行政工作，又不为老百姓办事，县政府成为一个无事可做的空衙门，其特务工作也因延安的保密、保卫工作做得密不透风，无处下手，以至很长时间一无所获。为此，马濯江度日如年，心里甚为痛苦。
1938年春节过后，国民党特务机关见马濯江很少上报延安的情报，甚感奇怪，决定派大特务孟真以陕西省政府“视察员”的身份到延安探个究竟。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伪造讲义丑化共产党（2）
孟真一到延安就问马濯江：“你为何长期不报共党方面的情报？”
马濯江说：“我的工作倒是做了不少，就是搞不到他们的情报，共产党的保密工作做得无缝可钻，搞他们的情报比登天还难。”
孟真想发火，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他决定在延安住一段时间，看看马濯江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孟真在延安期间，带着马濯江到处跑，他想通过走动，搞一些情报。
有一天，孟真提出要拜访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和抗大教育长罗瑞卿。马濯江便设法为孟真联系，边区政府和抗大都同意了，并热情接待了他们。在抗大参观期间，孟真、马濯江在一教员处发现了一本油印讲义《党的建设》。他乘人没有注意之机，将《党的建设》偷偷装进了衣袋。
孟真回到“肤施县”政府后，马上翻阅了《党的建设》。看着看着，他觉得这本《党的建设》虽然不是什么机密文件，却是了解、研究共产党的好资料，当即决定拿回去呈送徐恩曾。
果然，这本油印的《党的建设》一送到徐恩曾手里，就引起徐的关注。徐恩曾看过后，表扬孟真的延安之行没有白跑。随后，他又将此讲义翻印了100多本，分送给国民党各要员。
陈立夫看了林育英的讲义，也觉得很重要，当即呈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对这本《党的建设》极为重视，带着眼镜很认真地读了起来，有些地方还写了眉批，如“本党同志也应如此”、“本党同志也可仿效”、“本党应加警惕”等。读过之后，他感到：林育英的这本讲义，是国民党人了解、认识共产党的绝好教材，还可从中找到击破共产党的办法。
一天，陈立夫去看蒋介石，看到蒋介石桌上有一本翻印的《党的建设》，问蒋介石看完了没有，蒋介石说：“我看了两三遍，有的地方还写了批语。”
蒋介石又问陈立夫：“你看过没有？”
陈立夫说：“看过了。”
“有什么看法？”
“从林育英的这个讲义可看出，共产党是个很善变的党。可笑的是，他们还将这种变化叫做战略、策略。”
“不能那样看，”蒋介石接着说，“我看共产党的党务工作比我们做得巧、做得妙，所以发展那么快。我意将林育英的这本讲义翻印一些，发给党务、政府、军事系统的高级军政人员参阅，使他们知道共产党是怎样做组织工作的，我们的党务工作今后应从哪些方面作更多的努力，怎样战胜共产党，这也叫知己知彼吧。”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伪造讲义丑化共产党（3）
陈立夫见蒋介石如此重视这本讲义，心里不服气，但又不好阻止，只好对蒋介石说：“总裁想得深远，我也觉得应该这样做。”
陈立夫走后，蒋介石就下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立即将中统的翻印本再作翻印，并搞一个批判性质的宣传材料，一同发给各军事机关和军队师、团以上的军官阅读。
随后，蒋介石又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下令，立即将他的“眉批”本加印数千册，发给国民党和政府系统的高级官员阅读，吴铁城办得不合蒋意，蒋介石又令陈果夫来抓此事。陈果夫怕干不好，又去找陈立夫咨询，陈立夫告诉他，中统局内有一批从共产党方面投诚过来的反共理论专家，水平比较高，可叫他们搞。陈果夫连忙打电话找中统头子徐恩曾，徐恩曾向陈果夫推荐了第四科科长、曾到过延安的孟真。
林育英的《党的建设》是孟真、马濯江从延安弄回来的，陈果夫、徐恩曾要他干此事，他不敢推辞，当即答应一定配合陈果夫做好这件事。
为了使这本讲义真正起到反共、丑化共产党的作用，陈立夫觉得还是应该亲自抓此事。他马上召见了孟真，指示他在重印《党的建设》时，不能照原名原稿印，要增添一些内容，如如何与国民党开展斗争，如何夺取全国政权等。要使大家看到讲义后，对共产党有愤恨之感。孟真心领神会，立即动手在《党的建设》中添油加醋，增加了许多离奇的言词，并将《党的建设》改名为《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
1938年春，由陈果夫口述，孟真执笔整理的针对《党的建设》的反共宣传稿《党员须知》炮制出来了。这本宣传文字长达两万字，国民党高级官员人手一册。蒋介石看了这本《党员须知》后，认为写得很好，并为此专门召见了孟真，还升他为晋陕豫区专员。
后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一位主笔在其执笔的一篇社论中，还批判了林育英在《党的建设》中的一些观点。
《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讲义和国民党的《党员须知》发下去后，在国民党党政军系统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并掀起一股反共逆流。不久，国民党内一些认识周恩来的人，当面质问周恩来，共产党为何一面讲与国民党合作，一面又在讲义中讲与国民党斗争的策略，要夺取全国政权等不利团结合作的话，有的国民党人向周打听林育英是不是林彪，还有一些人干脆就说林育英就是林彪。
周恩来听到一些反映后，感到这里面有文章。他通过一些秘密渠道，弄到了署名林育英的讲义《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和国民党的宣传材料《党员须知》。看完之后，他认为这是国民党顽固派或特务机关伪造的讲义，旨在丑化、攻击共产党。为了戳穿敌人的阴谋，周恩来决定亲自动手写一文章，在《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出来，以正视听。
恰在这时，有一熟人给周恩来写来了一封信，信中告知，林育英的《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一书，曾在1938年4月18日的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散发，会外也有颇多流传。社会传言，似有人想借此事掀起一股政治波澜。当前，日寇正在大举进犯，国内各党派应精诚团结，如两党关系为此而破裂，恐要招来亡国之祸。
这位熟人还在信中说，他初读这本书时，感觉书中旁征博引、条理分明，用词造句，颇似共产党人的手笔，然后再细读细释其中的内容，发觉里面的一些语句与共产党历次决议及周恩来等人的言论不合，而且数处破绽毕露，断定这是一本伪造的讲义。感觉伪造此书者的用心，惟在破坏两党合作抗日。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伪造讲义丑化共产党（4）
周恩来看了这封信，想到此事已闹得沸沸扬扬，决定以通信的方式，写一揭露此事的文章在报上公开发表，将蓄意伪造讲义的卑鄙行为，予以揭穿。
1938年4月27日，周恩来亲笔撰写的《关于所谓一书的公开信》，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在信中，周恩来肯定了熟人的“一语破的，甚佩卓见”。他说，该书在武汉印刷、散发之前，他不论在陕北或其他任何地方，从未见过。在武汉，正当许多书籍被禁印禁卖之时，这本既无印刷人名，又无出版年月的书却被广为翻印，并广为赠送，即此一端，也就可知里面的动机和作用了。在政治斗争史上，伪造文件亦不乏先例，如1924年因所谓的《季诺维也夫文件》所引起的极严重的后果，即为其显例之一。
周恩来在信中严肃指出，伪造林育英的《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一书有四个用意：其一，破坏与诬蔑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政治口号与政策；其二，捏造事实，破坏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其三，故意在全国人民面前，将共产党的坚决抗日政策，描写成所谓的手段；其四，企图重复久已为人所唾弃的所谓“共产党杀人放火，背信无义”等滥调。
周恩来在指出上述四个用意的同时，还指出了这本书的伪造技巧的“高明”之点和“功夫”不到之处，并特别说明，林育英不是共产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也不是林彪，伪造者绝不能达到将此事责任牵涉林彪的目的。
在文章末尾，周恩来还强调，此书的伪造者在内容方面“虽揣摩尽致，煞费苦心，但还是露出破绽，泄露了马脚”。当前，惟团结才能救国，此为全国人民所共信。伪造讲义或其他方法，决不能破坏中华民族铁一般的团结，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的阵线，也决不会因此种伪造伎俩所能摇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日益加强与巩固，抗战的最后胜利，将属于中华民族。
周恩来的公开信一发表，陈立夫及其中统特务伪造这本讲义的卑劣行为，就将大白于天下。此后，国民党高官中也没有多少人相信这本伪书了。
此事说明，国共合作一开始，陈立夫及其中统特务机关就在不择手段地干破坏国共合作和攻击、丑化共产党的勾当。
《政治杀手陈立夫》 企图处决七君子疯狂查禁进步团体和毛泽东著作（1）
陈立夫在国民党内的实职，除了公开的中统局长、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中常委、教育部长外，还有一个没有公开的不大为人知的重要官职——国民党中央社会部部长。到了20世纪40年代，他虽将这个职务交给了另一亲信、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