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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牛兰的一个秘密活动场所，后一处则是牛兰夫妇的一处住地。
警务处初步弄清了这两处的情况后，当即下令租界巡捕房将牛兰夫妇关押起来，然后进行审讯。
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怀疑牛兰系前苏联共产党派到中国从事破坏活动的特工或共产党员。故英国巡捕在审讯过程中，一再追问牛兰夫妇是不是前苏联人，牛兰拒不承认，只说自己是比利时人，到上海来是为了做生意。英国巡捕审不出什么名堂，又决定用俄语审讯牛兰夫妇的儿子吉米，想从小孩身上打开缺口。不料，小吉米不会讲俄语，只懂德语，这才使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的特工们相信牛兰夫妇不是前苏联人，更不会是前苏联特工或共产党人，并决定将他们释放。
哪知，英租界工部局正准备释放牛兰一家时，陈立夫掌控的特工总部插进来了，他们阻止释放牛兰夫妇，并要求将牛兰一家交给他们处理。
国民党特工总部之所以要抓捕牛兰夫妇，是因为中共大叛徒顾顺章供出了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中国联络站”，又称“洋人俱乐部”，由一对外国夫妇负责与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联络工作。陈立夫得到这一情报，异常兴奋，立即下令徐恩曾等人抓紧与英租界当局联系，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联络人抓捕，并顺势将中共的头面人物一网打尽。
徐恩曾马上电令驻上海特派员游定一派人到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联系，工部局警务处告诉他们，此两人已被抓获，并已审过多次，没有共产党嫌疑，正准备释放。
游定一对他们说，这两人案情重大，要求将牛兰夫妇交给他们特工总部处理。
8月14日，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根据国民党特工总部的要求，将牛兰夫妇转交给游定一等人。随后，国民党派一队宪兵将牛兰夫妇从上海押送到南京。
牛兰一家被陈立夫控制的特工总部关押后，国民党特务们使用各种手段对他们进行审讯，逼迫他们交代共产国际及前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情况，牛兰夫妇极其坚强，拒绝了特务们的所有要求。
牛兰夫妇被关押期间，受尽折磨，并几次昏倒在狱中。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一无所获，异常愤怒，决定秘密处决牛兰夫妇。
正当陈立夫之流要枪杀牛兰夫妇时，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成立了一个“牛兰夫妇营救委员会”，对牛兰夫妇进行大力营救。她除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外，还亲自找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交涉，强烈要求当局释放牛兰夫妇。宋庆龄的举动，激起全世界许许多多正义团体及进步人士的同情，法新社、路透社等各大新闻媒体还对此案进行了跟踪报道，爱因斯坦、罗素、萧伯纳、罗曼·罗兰、杜威等国际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谈话或打电报给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国民党特务机关非法关押、审讯牛兰夫妇，要求尽快释放他们。
这样，牛兰夫妇案演变成一场国际事件，这是国民党当局和陈立夫没有料到的。
陈立夫等人感到，此案搞复杂了，秘密处决不行。经与徐恩曾等特务头子反复研判，并报蒋介石批准，1932年9月19日，国民党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庭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并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
《政治杀手陈立夫》 残杀大批革命者残杀大批革命者（8）
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判决一公布，引起全世界的愤怒和抗议。1933年初，国际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特地发函国民党政府，抗议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法西斯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无罪的牛兰及其夫人。宋庆龄等爱国民主人士，也多次与国民党当局交涉，国民党当局不顾国际舆论，只稍稍改善了一下牛兰夫妇的狱中生活条件，坚决不放人。
直到1939年11月，日寇进攻南京，国民党官僚及其军警纷纷逃命，牛兰夫妇才得以乘机越狱逃出魔窟。随后，在宋庆龄的资助与帮助下，牛兰夫妇返回前苏联。
牛兰夫妇被国民党关押，给党的事业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失。
据史料记载，牛兰夫妇逮捕不久，国民党特务又破获了中共中央设在上海的一个组织和一个秘密电台，从而截断了上海中共中央和江西苏区的联系，逮捕了一部分中共人员，搜去了一些中央文件。特务头子游定一将这些文件带回南京，交给国民党特工总部内勤特务郑大纶登记时，又被大特务丁默村弄去，丁用这些文件编写了一本《中国共产党透视》的书，以“绝密”的形式，发给特工总部中层以上的特务骨干参考，郑大纶也领到一本。郑后来到新疆去打击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时，又把《中国共产党透视》带了几本到新疆，送给新疆督办盛世才，使盛了解、认清共产党的“内幕”。
对极力维护人权，大力营救罗登贤、廖承志、牛兰夫妇的宋庆龄，陈立夫及其特务极其愤怒，大肆攻击谩骂，甚至造谣诽谤这位一身正气的国母、革命者，说她与鲍罗廷如何如何，而且将这些谣言一直造到台湾。
此事过去70多年，再回头看陈立夫、徐恩曾一手制造的这起政治大案，使人感到，牛兰夫妇的关押、重处，并未给国民党政府带来任何好处，相反，还受到全世界的舆论指责，并称国民党政府为“法西斯政权”。事实说明，靠特务制造恐怖统治，其政权一定不会长久。遗憾的是，陈立夫晚年写的《成败之鉴》，对此大事却一句未提，这样的《成败之鉴》，有何价值？
在这前后，陈立夫掌控的特工总部，还指使其下属逮捕杀害了著名革命家李硕勋、著名女革命家向警予等人，至于其他革命者，包括国民党“左”派人士，则不计其数。
国民党特务的罪恶，罄竹难书。
陈立夫及其特务二三十年代对献身救国事业的优秀中华儿女的大屠杀，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和怨恨，他们的所作所为，除使国家元气大伤外，使数万家庭家破人亡，还给无数人造成难以述说的巨大痛苦，就连国民党内稍有良知的人，如蔡元培、邵力子、冯玉祥等，都认为他们捕杀得太多、太过分了。
烈士们牺牲一二十年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法西斯政权就被人民推翻了，一些屠杀革命者的刽子手也受到相应的处罚。
《政治杀手陈立夫》 阴谋杀害杨虎城谋刺政敌杨永泰（1）
陈立夫对共产党心狠手毒，对国民党内的政敌同样毒辣，其中最毒的是指使下属谋刺了政学系头目、原湖北省政府主席杨永泰。
陈立夫可能觉得这件事做得有点不道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这件事。遗憾的是，他没有讲真话，说杨永泰被谋刺，不是他指使人干的，而是别人做的。他说，胡汉民病逝于广州后，政府决定举行国葬，蒋介石派他作代表，于1936年10月29日去参加葬礼。因他是代表蒋介石的，参加葬礼时一直走在前面。进入灵堂之前，他应往右前走，因发现致祭的人极多，而且程序甚乱，便再未往右前走，而改由向左进入灵堂，礼毕返回时，也未照规定的路线走，故未出问题。他一回到家里时，便接到一报告，说杨永泰在武昌渡江赴汉口参加外国人约会时，被人行刺，当场死亡，凶手逃走了。此案后经政府查缉，才知道是胡汉民的同党刘芦隐买通职业凶手王亚樵的部下干的，以报胡汉民当年被蒋囚禁之仇。据军法处后来审讯犯人的口供称，他们计划在胡汉民国葬之日，在广州、汉口同时下手，广州刺他，汉口刺杨永泰。不料，他有预感，在赴胡汉民的灵堂时改了道，离开枪距离太远，刺客无法下手，他才免于被杀。应说，当年胡汉民被蒋介石禁闭时，他系胡的惟一求情者，而杨永泰是主张囚胡的人，他毫无理由陪杨永泰一同牺牲。他当时临时改道入灵堂，系天保佑。刘芦隐后来关在狱中时，刘峙向蒋呈书保释，并想请他签名，他也答应了，但蒋介石未批准。刘芦隐得知此事，还深感惭愧，后悔不已。
陈立夫写的这段回忆想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杨永泰之死与他无关，二是他与杨永泰同为被谋刺者，而且此案与胡汉民当年被蒋介石囚禁有关。实际上，陈立夫的上述回忆，向读者撒了一个天大的谎言，他才是杨永泰被刺案的幕后黑手。
杨永泰，字畅卿，广东省茂名市人，生于1880年，1901年考入广东高等学堂念书，后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学习，毕业后在广州《广南报》任编辑，1913年出任国会议员，不久加入国民党，同年6月出任国会参众两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这年10月，杨与友人张耀曾等人发起并组织了民宪党，1914年又在上海创办《正谊》杂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杨永泰与黄兴等人组织欧事研究会，专门研究此次大战。1915年，杨出任上海《新中华报》主笔，1917年参加广东护法国会，与岑春煊、陆荣廷一道反对孙中山，1918年后任广州军政府财政厅长、广东省省长等职，1922年又任善后会议财政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1926年任关税特别会议委员会委员。北伐战争期间，杨永泰投奔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1933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为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历次大围剿出谋划策，大力推行保甲制度，制定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政治纲领，还与黄郛、张群等人在国民党内形成了另一派系——新政学系。1934年4月，杨永泰被蒋介石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共”司令部秘书长，1935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秘书长，四川行营秘书长，并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年底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次年兼任湖北省保安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