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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长龙般的专列闷罐车载着武器和土兵，昼夜兼程。在九连坐的两节闷罐子里，有我这拿到调令没敢退却的指导员。
不用梁三喜直着骂，我当然也晓得，军人效命沙场，当应义无反顾。倘若我在这种时候离开这支部队，那将是对军人称号的最大玷污！众口啐我是“逃兵”算是遣词准确，破口骂我是“叛徒”也毫不过分……
部队开到云南边防线，大家才知道这所谓边防实际上是有边无防。可红河彼岸，我们用肉眼便可看到一个挨着一个的永备性、半永备性的碉堡工事。如果拿起望远镜，既能清晰地看见那瞄准我们胸膛的黑洞洞的射击孔。而我们这边，多年来却一直高喊把自己的国土，当作对方“最辽阔的大后方”……
如今，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还击，一切都显得紧迫而仓促。一下拥来这么多部队，安营首先成了大问题。团以上指挥机关挤进了地方机关的办公室。连队则分散在深山沟里，用青竹、茅草、芭蕉叶和防雨布，搭成了各式各样的“营房”。为防空防炮，还常常住进那刚挖的又潮又湿的猫耳洞……
当我们九连听了边民有家不能归的控诉，现场参观了河口县托儿所被越寇用机枪横扫后的惨状后，求战书象雪片一样飞到连部。尽管上级不提倡写血书，连里还是有几位战士咬破了中指……可我这个当指导员的，人虽跟着九连来了，心里却仍在打小鼓。我懊丧自己自作自受，我后悔当初不该放着摄影干事的美差不干，来到这九连搞啥“曲线调动”！眼下，我唯一的希望是离开这战斗连队，回到军机关……
于是，我便悄悄找军里和我要好的同志，让他们侧面反映一下，以工作需要为名，把我重新调回军机关。恰在这时，军党委做出一个十分严厉的决定：凡在连队和基层单位的高干子女，一律不准调到机关里来。已经调的要坚决送回基层，个别因有利于打仗确实需要调的，不管他是干部还是战士，均需军党委审批才能调动。否则，按战时纪律予以追究。
我听后，心里凉了半截。
梁三喜对我的态度倒还够意思。在他骂我滚蛋时我没还嘴，见我跟着连队来了又没离开连队，他不仅没再向我投来鄙视的目光，反而象我刚下连时那样主动找我商量工作。我还觉察到，他已给连里的其他干部做过工作了；当我们坐着闷罐车朝前线开时，一路上靳开来曾不时地说些风凉话给我听。扬言说战场上他将摽着我，一旦发现我有叛变的苗头，他会给我一粒“花生米”尝尝……而眼下，他见到我尽管脸还放不开，但大面上也总算说得过去了。
连队进入了临战前的突击性训练。为适应在亚热带山地丛林中作战，团里让我们九连练爬山，练穿林。这比那“十公里全副武装越野”，更够人喝一壶的。梁三喜累得嗓音嘶哑，眼球充血，嘴唇龟裂，那瘦削的脸膛更见消瘦了。就连被誉为“轻型组克”的靳开来，脸颊也凹陷了。至于我，那就更不用提了。我累得晚上睡觉连衣服都懒得脱，常产生那种“还不如一颗流弹打来，便啥也不知道才好”的念头……
我和妈妈已有二十多天中断了联系。来到前线后，料她也无神通可施展了，我也就懒得再给她去信。这天，从后方留守处转来连队一批信件，其中有我三封。一封是柳岚从军医大学写来的，她在信中质问我为啥接到调令后还不回去，讥笑我是不是想当什么英雄了。她毫不掩饰地写道：现在的大学生宁肯信奉纽约伯德罗埃岛上的铜像（自由女神），也决不崇拜斯巴达克斯……另外两封信是妈妈写来的。头一封信她让我离开连队动身时给她拍个电报，她好派车到车站接我回家。第二封信她已觉出事情不妙，似乎也深知在这种时刻调我回去的利害关系。她问我是否因周围有不良反应才没走成，如果觉得实在不能调走，那就无论如何也得离开连队，重回军机关工作方为上策。
妈妈的“上策”和我的心思吻合了”
此时，我多么想赶快离开九连回军部啊！而重回军部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雷军长身上。这时，我想起了妈妈多次给我讲过的她救过“雷神爷”一命的往事：
一九四三年秋。近三万名日寇纠合吴化文、刘桂堂（即刘黑七）等部的皇协军，对山东沂蒙山区进行大规模的拉网扫荡。当时，雷军长是山东军区独立团的一营营长，妈妈是团所属“地下医院”的指导员（因医院的所谓床位不过是一些堡垒户的炕头，故称地下医院）。一营在掩护山东分局机关和渤海银行机关转移时，被敌包围了。人称“雷神爷”的雷营长，率全营四百余众与敌展开血战。战斗从上午十时许打响直到黄昏，机关安全转移了。这时，“雷神爷”所率的四百余众尚存不足百人，而且大部挂了彩。“雷神爷”也多处负伤，奄奄一息倒在血泊中。担负救护伤员的妈妈，借着暮色的掩护，冒着纷飞的弹雨，在一片死尸堆里寻找还未死去的伤号。当妈妈用手一捂“雷神爷”的嘴，觉出“雷神爷”还有一丝呼吸，使将他背在身上，从死尸堆里一步一步爬了出来……
为躲过敌人的清剿，妈妈把“雷神爷”安置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山洞里。妈妈把一头乌发推成光头，从乡亲们那里借得一项瓜皮式旧毡帽戴在头上，腰缠一根猪鬃绳腰带，扮成一个看山林的穷小子，日夜守护着“雷神爷”。妈妈千方百计地为“雷神爷”寻找药物。没有绷带，她把自己唯一的一床被面用开水消毒后，撕成了条条……
一个电闪雷鸣的雨夜，妈妈听到洞外有声声怪叫。出得洞来，借着一道闪电，妈妈发现有四、五只狼睁着绿森森的眼睛，嗥叫着向洞口涌来。显然，是“雷神爷”的伤口腐烂，让野狼嗅到了味儿。妈妈将驳壳枪上了顶门火，但怕暴露目标又不敢鸣枪。她便抓过一把镐头立在洞口，与饿狼对峙，到天色破晓……
妈妈承受了一个女同胞极难承受的艰险，精心护理“雷神爷”，终于使“雷神爷”死而复生。
在“雷神爷”康复归队那天，他紧紧攥着我妈妈的手说：“有恩不报非君子，我雷神爷走遍天涯诲角，也忘不了你这女中豪杰！”
这真是生死之交！没有妈妈，你“雷神爷”能活到今天当军长吗？！要知道，我是妈妈唯一的儿子，尽管你“雷神爷”摆出副“铁面包公”的架势，可妈妈在最关键的时刻求你点事，难道你真会不帮忙吗？再说，我本来就是军机关里的人，军机关也要参战，调我回去并不是啥出大格的事吆！只要你“雷神爷”说一句“这是工作需要”，那就名正言顺了！
想到这些，我忙给妈妈写了封倍，火速发出。
我们在阵地上度过了春节。这时，各连的干部配备进行了较大的调整。我们九连的副连长调到团司令部侦察股任参谋去了。曾发牢骚说自己是“鸡肋”的炮排长靳开来，被任命为副连长……
一个星期又熬过去了。我估计妈妈已收到我的信，我盼着妈妈快写信给“雷神爷”！
战前的训练已停止，各连都在反复检查携带的装备，开始养精蓄锐了。
迟了！我调回军部的事看来是办迟了！
二月十四晚上（后来才知道，此时距十七日凌晨发起进攻，只有五十小时），师里组织排以上干部看内参电影《巴顿》。
看完电影，已是夜里十一点了。师参谋长通过扩音器大声宣布，说军长正忙着最后审定我们师的作战方案，让大家静坐等待，一会军长要来讲话。
“嗬，我们的巴顿要来讲话了！”不知是谁这样小声喊了一句。
我知道，在坐的好多人看完《巴顿》后，是很容易把军长跟巴顿将军联想在一起的。
少顷，人们探头探脑地说军长来了。我一瞧，正是“雷神爷”驾到！
雷军长身高顶多有一米七○出头，是个干练的瘦老头儿，绝没有巴顿将军的块头。但他却比巴顿更令他的同僚和部属敬畏。他平时走路也按“每步七十五公分”的“操典”进行，腰板笔直，目光平视，一举一动都显出军人的英武和豪迈，将军的自信和威严。
他捷步登上土台子，师参谋长忙把麦克风给他左右矫正了一下。
军长用目光环视了一下这设在山间的露天会场，那俯瞰尘寰的架势告诉人们，他，他统帅的这个军，永远是天下无敌的！
这时，只见他脱下军帽，“砰”地朝桌子上一甩，震得麦克风动了一下。
仅此一甩帽，会场便骤然沉寂。静得象无波的湖水，连片树叶儿落下也会听得见。
在我们军里，谁没听说过雷军长“甩帽”的轶事啊！
那是一九六七年“一月风暴”席卷神州之后，军机关所在地C市的左派要夺市委的大权，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亲自打电话给军里，让军方支持C市左派夺权，并指出军里可派一名主管干部，任C市“三结合”红色新政权的第一把手。在此之前，军里派出的支左观察小组已把得来的情况报告过军长，军长已知道参加夺权的那位造反派头头，是个偷鸡摸狗的人物；而准备参加‘三结合”的那位革命老干部，则是军长早就一见就烦的“滑头派”……
军长主持召开军党委会，把军帽猛地朝桌上—甩：“不怕罢官者，跟我坐在这里开会！对那帮乌合之众要夺市委的大权，我雷某决不支持！怕丢乌纱帽者，请出去！请到红色新政权中去坐第一把交椅！”……
甩帽的后果：他丢了军长的职位，被押进了学习班。
C市左派夺权后搞得实在太不象话。一年之后，连“中央文革”也不喜欢他们了。军长这才从禁闭式的学习班回到军里。但是，军长的职位早有人占了，他便成了个无行政职务的军党委常委。接着，林彪抓什么“华野山头”，他又一次在军党委会上甩帽，为陈老总评功摆好……
根据军党委会议记录，十年中军长曾四次甩过军帽。对于甩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