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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子走。甚至会被牵到牢房，缚到刑场。
明人有诗曰：“男儿欲登凌霄阁，第一功名不爱钱。”这是何等大襟杯、大气魄、大目标。为什么有的人拒饵不食，有的见饵就吞？有的经不起诱惑？关键还在党性和修养上，关键还在自己身上。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如果一心为人民服务，凡事替别人打算，就能拒腐蚀，永不沾；要是一味为人民“币”服务，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就难免被人钓住嘴巴，刺伤身体。行文至此，想到清代有人写过的一首《垂钓》诗，内有两句曰：“香饵自香鱼不食，钓竿只好立蜻蜓”。如果大家在党风廉洁上也都能做到这样，该多好！
说说心理平衡
人是万物之灵，乾坤之主，无时无刻不在寻求平衡。平衡是一种稳定状态。吃进的东西要排泄，这是求得体内平衡。有了苦恼要发泄，这是求得心理平衡。如果是只进不出或只出不进，人体就会失衡，随之就会“病来如山倒”了。
时下最不平衡的往往是人比人生出的倾斜。他比我，比出“叫化子比娘娘”之怨；我比你，比出“小河比大江”之叹。这样的比，产生的恶性效应，如果是导致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失衡，就难免会在人生道路上翻车覆船了。
无需讳言，社会上、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平静、不平衡的事，诸如做多的不如做少的，做少的反而又是钱多的；有感叹“十年寒窗苦，不及个体户”的；有抱怨“大学生赚小钱，小学生赚大钱”；有愤愤于“高级工程师，不如菜场剖鳝丝；高楼里办公，不如老太婆卖葱”的。还有播种多情收割的是薄情的，撒下爱心长出的却是负心的，付诸希望得到的却是失望的，想得到龙种却收获跳蚤的，凡此种种，恐怕不少事是奈何不了的。我们也大可不必在横比竖比中消沉和泄气。
可见，要保持心理的平衡，须得有宽广的心胸。对此，民间有些宽心的说法倒可借鉴一下：“人比人活不成，驴比马骑不成。同样是木头，柳木虽大做砧板却天天挨刀，檀木虽小做祖宗牌位，还终日供着香火。”其实，生活中有吃甲鱼的乐趣，也有吃青菜的有趣。吃满汉全席是一种福份，沽一杯浊酒也有滋味，住三室一厅固然宽松，而躲进小楼也有温馨当然这样的自慰毕竟消极了一点。但是，在欲望面前消极一点，对做人毕竟没有害处。在今天，我们更要将患得患失想得少一些，把一己私利看得淡一点，把面子底子看得破一点。
人生在世，贵在理智地去求得平衡，这更须有一种精神的境界。在失衡面前，尤要分清美与丑、正与邪、荣与辱、福与祸、成与败的是非界限。要多以事业为重、讲政治、比贡献，决不能以钱划线，用金钱来衡量一切，以致于“酒色财气四堵墙，人人都往里边藏”。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崇高的追求，因为在我们工作的天地中，都有一个发光发热的岗位，我们理应去尽力而为，兢兢业业、扎扎实实地去干一番事业，做出一些成绩，“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为党为国多出力！因此，我们的比应是正确的比，高尚的比，净化了的比，比的是对工作的干劲，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炽挚为爱。因着这一基础上的比，１９５５年，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听说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把自己与并肩作战的其他战友比较之下，向毛泽东同志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谦逊地从德、才、资、功指出自己与大将衔的不相称之处，恳切地要求改授上将。党的好干部孔繁森吃苦在先，工作在先，他“比”的是“想一想、比一比西藏灾区那些还在饿肚子的群众”，因此，他甘愿住简陋房，吃普通饭。新时期的“铁人”王启民也讲“比”，但他是自觉地同创业时的铁人王进喜比，比的是无私奉献、忘我拼搏的创业精神，因此他越比工作干劲越足，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如果一味在待遇、享受上攀比，才会越比心里越失衡，越比气越不顺，越比牢骚越盛。其造成的思想防线坍塌，精神状态颓废，艰苦奋斗的传统丢掉，一味为金钱、地位所烦所扰，其后果实不可小视！
大凡人活在世界上，需要物质的东西，但也要精神的追求。有时物质的不足，需要有精神上的补充。因此为使人们更顺心、顺气、顺劲地工作和创造，各级领导和部门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送“温暖”，进行凝聚力工程的建造，这对平衡人的心理无疑也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尤其是在新时期中，如何创造性地做好这些工作，也是值得重视和需要研究的。
一种“叶公心态”
中国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作为历史长河和文化积淀的成语，便是人类宝库中灿烂的一章。拿“叶公好龙”来说，借一位叶公好假龙，怕真龙的事例，说出了一些人心口不一、言行二致的通病。现在想想，举凡看看，这个成语还很切中时弊，因为眼下“叶公心态”和“叶公现象”的事例并非绝无仅有呢！
不是吗？有些人刚才还在洋洋洒洒千言万语地写文章呼唤投入到改革的攻坚战去，字里行间慷慨激昂之情溢于言表。然而，当改革触犯到权力利益之时，精神状态马上如“秋后霜打的茄子蔫了”。其反差之强烈，真有如“春雷滚滚，白雪飘飘”之悬殊。有的人刚才还在大谈特谈破除束缚人的旧体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但当改革需要我们作出一些牺牲、忍耐一时阵痛的时候，当初一股豪情可薄云天的气概，马上跑到爪畦国去了。还有的人刚才还在为让优秀年轻干部脱颖而出奔走呼号，俨然“伯乐相马”。不料人才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而且符合“人民标准”，他又会“横挑鼻子竖挑眼”
指责春笋出土时沾上的泥巴，一味放大别人的缺点，成了一名该“打问号的伯乐”。还有的在台上作报告，朗朗而呼：“解放思想，开拓进取”。但当别人真的有大胆之举，递上改革方案，他们不是推三阻四，便是一句让人“难办”的“你看着吧”
搪塞。还有的对于公开办事制度，口口声声说拥护，滔滔不绝讲赞成，但真的要其部门、单位“公开办事”，又怕“权力旁落，内心失落”了。所有这些，莫不是“叶公心态”在今日毕现。
其实，叶公的传人，从古而今，从内到外，谬种代代有传。读《水浒》，见当年宋江在浔阳楼墙壁上题上反诗：“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但毕竟“是谁笑到最后，笑得最好”，等宋江真上了梁山，他却念念不忘招安。俄国诗人叶赛宁曾热情讴歌过革命。可是革命毕竟不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般浪漫，结果十月革命一爆发，叶赛宁竟然弃革命而去了。今天的“叶公”们虽然没有这般冰炭之别，但心里想的和表面做的不一致，前面讲的和后面讲的就两样，这未免有自欺欺人之作，戏弄他人之虞了。
《叶公好龙》的作者刘向说得明白，叶公之所以爱龙又怕龙，乃是只爱假龙非真龙也！今天，我们如果对改革缺乏全面的认识，或者一叶障目，只是站在“个人利益”的角度看改革，那也会陷入叶公式的怪圈：“想改革，盼改革，改革来了怕改革”
我们这辈人，从小到大，师长前辈都要我们讲真话。而他们在社会的大背景中，生活的小环境里，讲了多少真话。在这个世上，讲真话真难。而“叶公好龙”式的做法，就是不讲真话、文过饰非，有悖于“不唯上不唯出”的求实崇实之风，与我们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求实崇实之风是格格不入的，也与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和时代要求背道而驰的。让我们振奋精神，彻底摒弃这种灰暗的心态，磊磊落落处世，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工作，老老实实办事吧！说说“形象工程”
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身处各种领域中，我们会深深感到：如今“工程”一词日见其火，名目倍增。如果排排类型，分分档次，还真不少呢。
其中有热望“人人献出一点爱”捐助失学孩子的“希望工程”；有帮助城市特困生、关心贫困公民的“爱心工程”；有关爱老年人生活和娱乐的“夕阳工程”；有托起下岗职工自强自立的“再就业工程”。而这些“工程”，虽然不是“安得广厦千万间”，高楼大厦华屋般的建筑，但却把爱心、真心、善心和热心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其作用和意义就显得很不一般了。
而还有一些“工程”，则真正是水泥沙石的建筑。如一些地方正在紧张地进行的“民居工程”、“重点工程”。还有那些“十里长廊”、“百米亮街”、修一条“致富路”、架一座“便民桥”等等举措。这些工程举凡由市、县的主要领导来抓，因此也往往被称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民心工程”。
这些工程要不要搞？应该说，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与“人民标准”，又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又是尽力而为，人民群众自是欢迎和拥护的，这对于融洽党群、干群关系，对于促进改革、推动发展，维护党的形象，其作用显然是积极的。
但是在有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高楼大厦渐渐升高，领导威信慢慢降低”，这种情况呢？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有的领导只看重在地平线上一眼就能看到的硬件工程，而不注重那些惠泽百姓、造福后代的软性工程。他们在造高楼、建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但对于切切实实搞好“希望工程”、“再就业工程”就显得注重不够、漫不经心了。其二是搞那些“形象工程”，完全不从实际出发。在有的地方，农民还不十分富裕，有些地方甚至连干部和教师的工资也时有拖欠，但却不自量力要造什么全城最高楼。还有的明明建几个工程已是竭其所力了，但往往还要“凑十”却不注重求实。
至于有的地方的领导“年初嘭嘭拍胸脯，年底拍拍掸屁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