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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线……”
而她并不甘于束手待毙。她发信给其日本养父川岛浪速，哀叹自己为日本尽了力，而今成了一个被人扔下的玩物和小丑。她要川岛给她寄一份伪造的户籍抄本，将第一王子宪章的次女、已加入日本国籍的廉子改为她的名字；另外，把她的出生时间推迟10年。这样，她就可以被证明是有日本国籍的日本人，不能以汉奸论罪；其二，如果她小了10岁，“九·一八”事变前后才是十五、六岁的少女，就不可能当“安国军”司令，犯下如此多的重罪。
这种做法不失为一根救命稻草。另一个名噪一时的女间谍李香兰，原被作为文化汉奸判了死刑，后来由于她被证明为日本人，而改判无罪。回国后她把名字改回为山口淑子，还当上了参议院议员。
金璧辉的律师们也在四处活动。她在日本的家庭教师本多松江为证明她是日本人，也在到处奔波，征得了三千人的请愿签名。本多在美国留学时曾与宋美龄有一面之识。但她准备来中国找宋美龄时，听到了金璧辉已被处决的消息。
清晨，监狱围墙里传出一记沉闷的枪声。7时过后，一副担架从监狱的后门抬出。记者们涌了上去，被血污涂盖的脸已无法辨认。日本长老古川大航认领了尸体，给它裹上白毛毯和花布，做完佛事，送往朝阳门外日本人墓地火化。
闹剧并没有就此打住。事后不久，北平的报纸就根据传闻登出消息说，被处决的不是金璧辉，而是同监犯刘凤玲，刘凤玲的母亲被迫以10根金条的代价出卖了女儿的生命。监狱官员先给了刘母4根金条，行刑后，刘母去索要另6根金条时遭殴打，再去则未归家。
金璧辉的哥哥宪立后来回忆说：“当时进驻北平的11战区司令孙连仲的夫人，是清王室的血缘亲族，我决定通过这层关系来营救芳子。孙夫人说：‘在行刑的时候，’可用替身换下芳子的生命，但需拿出100根金条疏通关节’。”宪立说到这里想起了什么，便打住了。
本多松江作了这样的推测：“当我听说死者的耳朵附近长着又密又厚的头发时，我立即想到这是替身，而不是芳子。”
无论怎么说，作为历史的金璧辉已经死了，所以，真实的金璧辉已经死了。这个死者是谁呢？她的衣兜里有几只毛粟子，手里攥着写着绝命诗的纸片。诗曰：
有家不得归，
有泪无处垂，
有法不公正，
有冤诉向谁。
诗是荒谬的。但它却真实地记录了汉奸在寻找灵魂的归宿时，普遍会遇到的难堪。
第九章群奸被钉上耻辱柱
陈公博吸完一支烟，慢腾腾地站起来，穿上深灰布面长衫，又戴好黑呢船形帽。他看了一眼显得不耐烦的法警，夹起两叠卷宗，走出了狱房。当步出苏州狮子口监狱的铁门时，看到有那么多摄影记者和群众围在那里，他一怔神，匆匆地爬上了等候在门外的一辆破旧的马车。在沿街的一片怒骂声，马车驶往一箭之隔的道前街。
1946年4月5日下午，江苏省高等法院开庭公审陈公博。
庭长孙鸿霖询问姓名、年龄、籍贯等，陈一一置答。庭长又问：“你有很多财产吗？”陈公博想了想，答道：“我要是说没有财产，人家不相信。我要是说有财产，自己不会相信。我所可告人者：我没有房产，没有田产，更没有银行存折。所以，我是否有财产，还是请庭长调查吧！”旁听席上发出了笑声。庭长令陈公博站立一边，由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就陈公博在任伪职期间祸国劣迹之最严重者，列举了他的10大罪状，那就是：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化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这实际上就是汉奸集团犯下的主要罪行。
陈公博不服。他从卷宗夹内取出所谓《八年回忆录》，操着广东口音念了一个多小时。接着，对10大罪状逐一加以辩解，说《起诉书》“不是割裂事实，就是摭拾谣言”，非但不承认有罪，反而认为自己的所为是为了对保全民族元气，而且这个目的也达到了，因此自己是有功的。庭长以大量的事实证据，驳斥了陈公博的辩解，还当庭播放了他在伪“满洲国”建国纪念日上的演讲录音。陈公博听到了自己的声音：“中日满三国应携手勇往前进，恭祝满洲国运昌旺！”
将近晚上8点，庭长问陈公博还有什么可说。陈公博说：“检察官是江北口音，本人听不懂，唯其中有一言，使我非常感动，就是‘春秋责备贤者，非服不可’；本人当然不敢以贤者自比，可是我早就说过，无论法庭判我什么罪，我都绝对服从的。”他只剩下诡辩了。
一周之后，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并告陈公博如有不服，可以书面形式向最高法院上诉。陈公博听到宣判，脸色一灰，语无伦次地说：“本人在公审时，即已声明决不愿申辩及上诉，当时所以向检察官答辩，乃求内心之安定耳。感谢检察官在《起诉书》中所言的一切，可表明本人身体清白，人格清白，故本人无论被判何刑，均以绝对服从之态度接受，决不再行上诉。”
陈公博昏头昏脑的一席话，并不证明他有某种骨节，而实在是他知道自己罪极无赦，实在是出于无奈。他对探监的儿子说：“提到政治我真有些伤心了。为了办政治，你的祖父卖尽家产，结果弄得锒铛入狱。我为了政治，今天也免不了身入囹圄。干儿，以后你干什么事都好，只是千万不要再干政治。你要牢记！”
囚室放风时，为了安慰他，褚民谊对他说：“我知道你是死刑，我自然也是死刑。”陈璧君也凑上来说：“那我自然也是死刑了。”其实不用安慰，既然横竖逃不过死罚，那就每餐吃三碗饭，照常写字看书。
6月3日晨8时许，苏州第三监狱的囚室照例按时打开，囚徒们鱼贯而出，到院子里散步。陈公博应典狱长之求，为其写一幅对联：“大海有其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满为心”，正当他以博大与从容的姿态，写剩三个字时，忽发现几名法警已立于身后。是死期了。写毕最后三个字，他回到自己的囚房，点燃一支烟，换上蓝布长衫，玄色丝袜，黑色皮鞋。做毕，他取出一把常用的茶壶，走到陈璧君的囚室，向她鞠躬，送上茶壶留作纪念。旋又去同褚民谊诀别。来到法庭，陈公博给家属写了一封遗书，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搁下笔，他与在场的法官法警们一一握手。进入刑场，问哪一位是行刑的法警。法警周本范自报，又握手。旋即背立。枪响。陈公博倒地抽巴起来。同是大汉奸，同样被判了死刑，陈公博等不得减刑，而周佛海能。
周佛海抵达南京宁海路军统看守所的当晚，当局即令其写“自白书”，交待汉奸罪行。随后连续对他进行了5次侦讯。1946年10月21日在朝天宫进行公审。11月7日，南京高等法院宣判周佛海死刑。周佛海提出上诉，仍维持原判。其老婆向司法行政部提出抗告，亦被驳回。
这一段时间里，杨淑慧为了保住丈夫的性命，可算是费尽了心力。她四面奔走，八方求援，找遍了国民党实力人物和军统头子；还曾破费金条，托庞炳勋、孙殿英这些投敌将领，给周佛海出具“于抗日有功”的证明。事情毫无转机。
按国民党政府的法律，抗告被驳回24小时后，罪犯即可被拖出去执行。就在这个时候，杨淑慧拿出了最后的一招，果然使情势发生逆转。
杨淑慧找到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机要秘书陈方，气急败坏地说：“如果佛海真有个三长两短，也别怪我杨淑慧不仁不义！”
陈方连忙问：“你是什么意思？”
杨淑慧说：“蒋先生曾有一封亲笔信给佛海，信上有这样的话：顷闻君有意回头，不胜欣慰；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君今后政治前途，余绝对予以保证，望勿过虑为要。信的末尾没有署名，只写了‘知名不具’四个字，这是蒋先生的亲笔信，佛海认识他的笔迹。我给这封信拍了照，原信送至香港银行的保险柜封存。如果佛海真的被枪毙了，就不要怪我撕破脸皮了。我要将信公开发表！这样世人就会看清蒋先生的政治道德和信用了。”
陈方劝住了杨淑慧。大年初一，陈方上门给蒋介石拜年，说及此事。蒋闭目沉吟好久，才点了一下脑袋，嘱文官处行文司法院，答呈国府，给周佛海减刑。
经数度公文来往，由陈布雷和陈方再三润色的《准将周佛海之死刑改为无期徒刑》令，以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中正的名义下达。
与其说救了周佛海一命，不如说让他多受了几天罪。一年之后，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日夜伏在床褥上哼哼，哀叹自己“还是死了好”。2月28日，周佛海在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中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口鼻流血而亡。一说周佛海为人毒杀。
大王死，朝臣灭。夹在陈公博与周佛海的死期之间，乱枪响处，竖起了一根根焦黄的竹杆，挑着孤零零的招魂幡。
褚民谊是个风流丑角，当上大官后，凭着一时的冲动，常在大众广庭之间踢毽子。有一年开全国运动会，华南选派的一名游泳女选手漂亮而风骚，俗称“美人鱼”，撩得褚民谊按捺不住，竟将自己收拾得油头粉面，为“美人鱼”坐的马车执鞭拉缰，游览南京名胜。1942年出任汪伪驻日大使，日方大灌迷魂汤，组织了50万人到神户码头迎接，他整日拱着手四出拜会，还拜晤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元凶松井石根。紧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