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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走一边东张西望，好像路旁随时会跳出一伙西游记里的妖怪来。几天后，听说逃犯终于被抓住了，人们惶恐不安的心才平静下来。
对监狱充满好奇的我，十分幸运的进入监狱后，终于有机会躺在水泥、金属和木材修筑、坚固得像一口棺材一样的囚室，仔细观察、欣赏监狱的坚固、结实和封闭，我打量着囚室坚固的水泥地面、墙壁和铁板覆盖着木头的屋顶，金属包裹、铁锁紧扣的门，想到囚室外还有回字形的、高达数丈的大墙、墙上还有高压电网，监狱大门上的哨楼、哨兵和月光下寒冷的刺刀，我实在无法想象越狱怎么才能成为可能。别的不说，仅仅囚室之内，在十几双目光的日夜监视下，你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单独实施越狱计划？工具从何而来？监狱连鞋带、裤带、领口挂钩都全部收走，双手如何战胜水泥、金属？如果集体行动，又如何一个一个串通？各人刑期长短不一、犯罪性质不同、囚禁心态复杂，怎能保证思想、行动的统一？如何确保其中没有人偷偷告密？如果越狱，只有外边的人用坦克把监狱的大墙突然撞出一个大洞，再接着把囚室撞倒，把你从残垣断壁中一把抓出去逃之夭夭，或者从监狱内部集体行动劫持管教和武警，从大门公开冲出去。有一天，我忽然想起多年前这个监狱发生的那次越狱事件，向其他人一打听，原来他们都知道这件事。他们说咋能不知道？这家监狱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们如果不知道，那不是白坐一回牢啦？虽说铁打的监狱流水的囚犯，囚犯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不是像农民收庄稼一样，一次齐茬换完，所以那次越狱事件，就在新老囚犯们口耳相传中把细节保留下来了。那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故事。春节快到了，一个囚犯想自己的亲人，呜呜咽咽哭了，其他囚犯自然也有妻子、儿女、父母，也跟着哭了。共同的哭声把他们团结成一个集体，形成了统一的行动计划。他们架起人梯，把屋顶挖出一个窟窿，再用人梯把前边的人一个一个送上房顶，前边的人又用棉被撕烂搓成的绳子，把最后的人吊上来；凭借探照灯间歇中的黑暗，他们成功从囚室屋顶来到地面，先用绳子把前边的人从后屋檐一个一个放下去，再集体用手臂接住最后一个跳下来的人，现在他们面临的最后一道关口，就是监狱的高墙了；他们依然用人梯把第一个人架上去，把棉被搭在铁丝网上，然后，前边绳拉，后边手推，最后，他们再抓着绳子溜下去。就在他们翻越高墙时，站岗的军人突然发现了异常情况，一时间警报大作，灯光雪亮，两个没来得及爬上墙的，当场被抓，最惨的是高墙上的两个，一个摔断了左腿，一个摔断了腰，两人永久残废，实际逃走的仅有5个囚犯。因为越狱，9个囚犯后来都被加罪处罚，吃到了自己酿就的苦酒。
记得在我更小的时候，经常看见那道监狱高墙，公路外边是一片麦田，麦田那边就是监狱，高墙是用黄土筑起来的，外边抹了一层黄土，十分光滑美观，墙头是防水瓦顶，墙上用白石灰水写着八个特别大的字：“路线是纲，纲举目张”，那是我至今为止一生中见过的最大的字，字的每个笔画，就像一条公路一样，可以把汽车从笔画上开过去，大家由此可以想象那道墙有多高！现在，公安局新建的大楼就坐落在公路和高墙之间原来的那片麦田里，挡住了人们的视线，从公路上无法直接看见它了。不知是借那次越狱事件还是后来的经济改革成果，促使有关部门拆除了道20世纪50年代修筑的土墙，重新修建了一道更高、更坚固的青色砖墙，换掉了高墙的瓦顶，把普通的铁丝网也换成了日夜通电的高压电网，与此同时监狱里的监舍也重新修筑，在屋顶加了一层钢板，从而确保后来的犯人再也不能用相同的方法从同一家监狱越狱脱逃。作为这个监狱后来的囚犯之一，我在监狱期间，脑海中从未闪过越狱的念头，甚至我希望自己被关押得更长久一些，因为我坚信坐牢与中国人的自由直接相关，坐牢的人越多，中国人离自由的距离就越近；不再惧怕监狱的人越多，中国人得到自由的机会就越大；只有在监狱再也无法使人们感到恐惧、再也无法使人们屈服时，只有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慷慨赴狱，把监狱变为不是惩罚罪恶的场所而是反抗罪恶的场所时，只有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确信中，把坐牢当作最高奖赏、最高享受和最高荣誉而不是一种拙劣的惩罚时，只有当一个知识分子光荣入狱、更多的清醒者就迫切等待自己也光荣入狱的时刻来临而不是莫名恐惧、竟相逃避甚至互相推委时，中国人才能真正获得希望！我甚至固执的认为，在中国，作为一个清醒、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被抓进监狱就是必然的命运，否则就一定是在罪恶面前有意沉默、有意回避和暗中屈服；监狱，也只有监狱才能洗刷一个知识分子在专制面前表现出的懦弱、恐惧、麻木、选择性沉默或精明算计而蒙受的层层羞耻，才能与专制罪恶保持起码的距离。也因此，“爱狱如家”才是我的日常生活，它不是一句简单的语言，不是艺术化的口号，不是自我标榜、自我伪饰或自我麻醉，我要把监狱当作生活的常态而不是偶然经历或临时场所，我要把监狱里的生活当作人生的正面形态，相反，我要把监狱外的生活当作简短的放风时间。
就这样，我在监狱平静的庆祝了1990年春节，从囚室的门缝中听到了午夜四起的鞭炮声，甚至从囚室门缝中嗅到了浓郁的硫磺气味，我在心中默默为父亲祝福，想象着他在除夕之夜的心境，为自己带给他和家人的无端痛苦而深深自责，希望他平静的度过同时经历了妻子去世、长子入狱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在满城的鞭炮声中感受和体验着中国人那浅薄、纯朴和容易满足的节日快乐，既为之心酸也为之心动。
我在日复一日的岁月中思考、写作、读书，享受难得的平静、安逸和一种必不可少的孤独，我写了总题为〈纯风景〉的系列散文，其中〈用雪花装饰的季节〉写于1989年12月31日，那天我从门缝中看到雪花在监狱院内自由飞舞，就砰然心动，不觉命笔，草成6000余字，在对冬天的美妙描写中表达了我对生命、自由的狂热，流露了我对生活以一贯之的幽默，使任何一个读过的人也不会相信这是一个囚徒写于黑暗的囚室之中，被我当作自己整个文学生涯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代表之作，可惜该文后来未经公开发表就已经失传，记得我把从监狱带出来的手稿赠送给我出狱后从远方专程到故乡看望我的朋友了，不知她现在是否还保留着原件。我在春天的草芽从监狱大院的水泥地板裂缝中顽强拱出来时，用张新良走后留下来的刷牙杯子，从院子里移植了一株无名小草，我每天在放风时带它出来和我一同放风、给它浇水、让它呼吸囚室之外自由的空气——哪怕是监狱院子的空气、让它渐渐长高的稚嫩的身子有机会看到天空——哪怕是监狱高墙围出的不完整的天空，晚上我让它在囚室的墙角静静入睡，让我体会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忧伤与愁绪；在我多愁善感的日子，在放风结束时，就把它独自放在囚室门外的门墩上，做出不忍心让它与我一同被囚的姿态，形成我在囚室内，它在囚室外的分离局面……后来，灾难降临，在一次查号中，它被一群武警战士砸得稀烂，其中一个战士边砸还边说，“真他妈是反革命！在监狱还要过资产阶级生活！”
我在监狱度过了自己的29周岁生日，迎来了30岁的第一天，我在那个特殊的日子，回顾了自己20岁到30岁的十年时光，我并不后悔。我给自己总结了两点，大学毕业后的十年阅读，仅仅可以使我痛苦。相比较而言，在我周围，凡是不读书的人，凡是读书不如我多的人，他们就能够忍耐现实，不作反抗，就能够与现实达成和解协议，只有我以站立的姿态，选择了不肯屈服、不肯妥协的方式，而读书刚好读到使我能够看清自己面前的困境，无法再闭上眼睛假装快乐伪装太平，但同时又对现实无能为力，这种两难状态就是我一切痛苦的根源；其次，我认为我自己对政治并无热情，我也完全不懂政治，甚至对政治毫无兴趣，之所以成为炙手可热的反革命罪犯被关进大牢，完全是因为我的诗人气质，我是一个渴望自由、崇尚个性、热情奔放、思想前卫的人，我也仅仅是这样一个人，与政治毫不相干，但当前的中国，自由本身就是罪恶！不是因为我违反了法律，而是因为我的个性、自由、思想、行为本来就不为中国的法律所容！仅仅是我企图以人的方式生活，甚至仅仅是我不肯继续以猪狗的方式接受奴役。我是专制的天敌，我是专制政府永远的敌人，不论我生前还是死后我生日过后相隔一天，农历端午节的前一天，就是我母亲去世的周年忌日。去年的这一天，我正在从厦门去上海的途中，因为火车在上海压死了六个人，所有连接上海的铁路交通全部中断，我乘坐的火车被迫从福建南平返回厦门，那天是1989年6月6日，是6月的第4日过后两天，是全国所有媒体中断两天后刚恢复的一天，是官方在6月4日事件发生后首次正式对外发布消息的一天，我年仅55岁的母亲突发脑溢血去世。在母亲周年忌日，我在监狱写成1000字的〈祭母三哭〉一文，历数在兄弟姐妹5人中，母亲对我最为偏心，给予的爱心最多，但我带给母亲的烦恼、痛苦却最多，甚至让母亲担惊受怕，为此一哭；母亲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最大，因为我是家乡几十年和后十几年唯一考上大学的人，我始终是母亲的骄傲，但母亲生前却不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回报，我如果像读书不长进的姐姐和弟弟，至少还可以守在母亲身边，让她得到真切的孝敬，为此二哭；我还为母亲去世在我入狱之前、那时我仅仅是与她失去联系，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