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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比他们晚了整整一个年代的新人在文化市场上一夜闯红，不少60年代出生、已有十多年写作经历的诗人甚至还来不及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付梓。
批评面对这代人的精神创造时的失语，既有这一代人的文化姿态方面的原因他们的精神气质更多地倾向于内敛而非张扬，他们的文化策略与其说是功利的，不如说是超功利的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这代人“精神本质上拒绝被‘命名’”（张新颖语）。对这代人的命名似乎只有参照他们前后几代人的关系才能勉为其难地进行。“第三代”是他们中一部分人的自我命名，但并未得到广泛认可；在一本最近的诗选中，他们被称为“中间代”；而张新颖干脆将他们称为“无名的一代”。①与他们的前后几代人相比，这一代人都显示了某种特殊的性质。
在这代人身上，历史是以空白显现其自身的。正当这代人渐次进入懂事年龄，一个红色时代突然寿终正寝，那种左右一代人命运的历史力量也从这代人身上宣告退场（但是正如一位论者所言，这代人毕竟成长于“一个充满神话叙事的氛围”②，这种特殊的历史氛围以后就成为这一代人精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集体无意识，参与了他们的精神底蕴的构造），社会结构也随之开始松动。这代人在一种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下子被抛入一种无根的状态，历史对他们不再是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而是一些充满偶然的事件。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他们既感到欣慰，又被一种无根的意识深深折磨着。在社会生活中，这代人初步尝到了自由的幸福与苦恼。他们成长的过程，正好伴随着个人主义的价值观逐步被社会接受的过程。同时，这代人对人类文明与日俱增的理解力，也促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对个人的坚定信仰。
这种空白同样出现在这代人脱颖而出的精神背景中。正统的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解体，而中国传统的儒道意识从未纳入这一代人的正规教育中。因此，在这代人的青春期都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精神危机：他们从一懂事就必须独自去寻求适合于他们自己的个人哲学。在我上大学那些年，一本叫作《理想的冲突》、介绍西方现代思潮和伦理思想的著作，成了许多大学生的枕边书（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旁证，我自己的一本《理想的冲突》被朋友借去不还，后来又在旧书店买了一本，而这本书原来的所有者是北大地球物理系的一位女生。可见这种寻求个人哲学的努力不仅在人文系科的大学生中普遍存在，而且是那一代青年人共同的心路历程）。这种寻求一方面表现为心灵的苦难历程，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表现为心灵的自由和欢畅。正是这种寻求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走上了诗歌写作的道路。历史对人的压抑机制的突然失效和精神的自由，把他们还原成了赤条条的人。当这代人开始学会观察的时候，他们的眼光是新鲜的；当他们开始思考的时候，心灵是开放的。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肉体和心灵都得到了一次空前的解放。这一点也是比他们年轻的一代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历史力量的退场只是暂时的，它很快又以商业和物质主义的方式介入了人们的命运。
不像他们的上几代人，我们很难给这一代人指明一个公认的共同特征。他们的价值理想从一开始就深深打上了个人烙印。他们也从未获得一种能够使他们互相认同的共同经历。不妨说，缺少共同特征正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特征。在他们心灵的发育时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上层建筑已开始出现解体迹像而其社会基础还未遭到根本破坏的庞大的共产主义体制。因此，在撼动这个社会体制的根本方面，他们几乎没有什么事可作。他们盲目的渴望行动的青春力量受到阻碍的结果，使他们把激情转向内部，试图在自己的内心重建一个人类生活的理想秩序。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物质生活极为贫乏的社会。社会生活在这方面没有为他们提供实现自我、证明自我价值的机会。这同样促使他们转向内心生活。不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行动性的关系，而是人与自我的沉思性的关系，成为了这一代人生命中的核心问题。这是充满怀疑的一代，但又是勤于思考的一代，内心也不缺乏某种坚定。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系科，在80年代初期竟然成为高考热门的原因，那时进入这些系科的各省状元就像这些年进入经济、法律、外语等实用专业的一样多。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双重催化下，这一代人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对他们来说，个人的价值不是依附于“代”或集体的价值，而是由自我创造的。这正是他们自信的理由，也是他们成年后着迷于艺术创造的重要原因。这一代人不但拒绝被“命名”，而且也拒绝彼此之间的认同。他们不允许自我冰释于这种盲目的认同。他们的上几代人大多走了一个水流归海的过程，他们却努力挣脱大海的怀抱，还原为一滴水。对此，张新颖先生得出的结论是悲观的，他认为由于这一代人“没有旗帜，不能为某一目标聚集成一种力量”，因而“很难形成一种自己的话语系统，在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自我表达就极其困难，往往需要‘借用’其他几代人的方式来勉强凑和，常常言不及义”①。
张新颖是从对流行音乐的评论中得出上述结论的，这一结论某种程度上也只适用于流行音乐。因为流行音乐必须诉诸于对以“代”为基础的共同性的吁请和诱发，否则流行就要流为流产。但就流行音乐本身的性质而言，它不是对人类经验的根本性的领悟，而是情绪和感官的狂欢。因此，在流行音乐的领域内，由于缺少“一代人心灵的声音”，无法勾勒出哪怕最简单的“一代人精神的画像”，不可避免地导致集体的失忆，也就不可能拥有一个万众一心的集体狂欢的夜晚。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代人在流行音乐领域未能出现崔健那样的代言人的原因。②一代人之间的共同性已经消失，文化上的自我认同、自我表达就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借用”其他几代人的方式又从何说起呢？
不同于流行音乐诉诸于集体的共同记忆、情绪和经验，诗歌诉诸个体隐秘的内心经验。诗人毋须成为一代人的代言人，他只要成为他自己、完成他自己就行了。这一代人的精神特质最易于催化诗歌的创造力。这就是为什么会从这一代人中涌现出那么多优秀诗人的原因。肖开愚、陈东东、韩东、吕德安、臧棣、西川、海子、骆一禾、张枣、黄灿然、桑克、王寅、哑石、清平、麦芒、潘维、黑大春、朱朱、周瓒、叶辉还能在哪一代诗人中找出这么多掷地有声的名字吗？在近二十年的诗歌进程中显示的那种勃勃生机不但在短暂的新诗史上找不出可与之匹敌的时刻，即使放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有少数创造力最健旺的时期方可与之一论短长。与一般人的看法相反，诗歌是比流行音乐更为普遍的一种艺术。因为诗歌诉诸于个人的内心经验，它反而更具有人类经验的普遍性，而不会受制于狭隘的“代”的经验。流行音乐之所以行之不远，不能穿越时间的长河，关键在于对“代”的经验的传达妨碍了最深切的个人经验的传达，从而使其表现的经验的普遍性受到损害。因此，这一代人在流行音乐领域的失语，恰好在诗歌领域得到了补偿。新诗迎来了其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刻。
附录：西渡文时代的弃婴与缪斯的宠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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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代人的童年是在一种特殊的情景中度过的。当历史以一种神圣的激情将他们的父兄席卷而去，懵懂的他们被遗忘在空寂的家中、生产队的谷仓或者正午空旷的大街上。他们躺卧在草地上，远远地听着操场那边的喇叭里传来嘹亮的歌声，那是历史在他们身外疾步前进的声音。这是这代人一个典型的姿势。在这样一种姿势中，他们度过了一个无人管束、无所事事的童年。但在这样一种童年中，他们也并非一无所获。当他们厌倦了家中的抽屉、箱柜，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默不作声然而总是充满神秘生机的大自然。他们开始观察燕子、蜻蜓的飞行，熟悉了蚂蚁忙忙碌碌的生涯和蜗牛慢吞吞的脚步。他们寂寞的身影游荡在阳光下，钻进野草疯长的树林，藏身于荒凉的墓地。
这种有点压抑而终不失宽松自由的童年，某种程度上保全了他们的赤子之心，使他们在成年以后仍然保留了对世间事物的好奇之心，并把他们训练成一些良好的观察者。而那个局外人的姿态又使他们倾向于回避那种总是试图将他裹挟进去的历史力量。相对于事物抽象的本质，他们更着迷于事物迷人的表面。而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他们成年后又一次绕过了他们。历史的车轮在20世纪90年代轰响着突然加速，经过一段短暂的腾空飞行，最终落在了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肩上，把他们裹进了全球性的商业化大潮，而这群出生于60年代的人们再一次被甩在观察者的位置上。这种特殊的历史机遇，激发了他们身上的艺术气质，把他们培养成了优雅的厌世者，唯美的享乐主义者，忧郁的自我的解剖者和冷静的历史的观察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似乎还从未有哪一代人拥有这样一副充满赤子之心的、无所顾忌的观察和自我观察的眼光。正如有人指出的，这代人身上“都有一种幻想的气质，漫游的气质，甚至梦游的气质”，“有着天生的、永恒的距离感”，从而使他们成了“历史的观看者”①。在他们前后的几辈人中，这代人似乎最缺少行动的渴望和热情。与其在盲目行动中耗尽精力，他们宁愿将激情挥霍在唯美的享乐中。这一切使得这一代人天然地具有诗人的气质。
这一代诗人成长的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