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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你认为现在大学不是学习型组织吗？这可是一个创造知识、传播知识的地方。
杨德广在现实社会中，“不学习的专家”、“不学习的教师”不乏其人。从大学里的领导层到大学教师普遍存在学习风气不浓的问题，以前有集体备课，有固定时间的业务学习，现在很多课已经不再组织教师集体备课，也不再交流教学方法、教学心得了。不学习的老师很多，上课的教师凭借一点书本知识给学生上课的情况并不少见，因此，引起了很多学生对课堂教学的不满。大学校长们以及那些繁忙的中层干部，他们“日理万机”，看书看报也变成奢侈的事。而不看书学习，怎样跟踪最先进的思想，怎样获得最新信息呢？据我所知，正因为不少校长（书记）平时太忙，学习时间很少，逐步从知识渊博者变成知识贫乏者、信息闭塞者，他们的讲话稿、发言稿、发表的“论文”，多数是由他人代笔的。大学校长还要别人代笔撰写讲稿，实在不可思议。我担任了十年大学校长，深深体会到搞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自己不搞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决策权。当校长期间，我的讲话稿、报告稿、论文，都是我自己起草的。
原因5：一切行动听“命令”
跟风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是最根本的一点是这个学校有没有自主权。
有一些来自主管部门的通知，时常让大学感到为难。
比如，2004年6月，教育部针对大学生在校外租借房屋问题发出通知，“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对已在校外租房的学生，应要求其搬回校内住宿；对极少数坚持在校外租房的学生，要向他们耐心说明可能产生的后果和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并逐一登记，建立报告和承诺制度，说明租房的原因、房屋详细地址、联系方式，承诺加强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自我保护，经本人与家长双方签字报学校备案。
据说，此举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鉴于大学生安全问题频发，禁租是为了大学生安全；二是加强大学生管理，尤其是可以利用学校公寓对大学生进行各种教育。
大学的领导们面对这样的通知，十分的为难。他们要表态：坚决贯彻通知精神，并制订实施细则。可是，他们不理解：大学生的安全问题其实更多发生在学校内，而不是学校外，马加爵是在宿舍里杀的人，很多自杀的学生也是从学校大楼上跳下；就是学生备案登记，出了事情，学校又真能逃脱责任吗？他们也不能执行：一是有的学校目前的公寓十分紧张，学校甚至鼓励学生自己解决住房问题，这可是从1999年大扩招时就想出的曾经受到主管部门表扬的好办法；二是学生有抵触情绪，理由甚多，极其不配合。再说，我国的法律也没有明文限制过哪类公民的租房自由呀。
时隔一年，2005年7月，教育部再次下发了《高校学生住宿管理通知》。这一次，不再禁止大学生校外租房，而是“对在校内宿舍和公寓安排确有困难，而须在校外租房的学生，学校也要制定切实措施，力求做到相对集中管理，努力为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提供保障。”有评论就说，教育部是自食其令（《教育部自食“租房禁令”引人深思》，邹云翔，《齐鲁晚报》，2005年7月25日。），政策就如孩儿脸。
第15节：一切行动听“命令”
不理解也得理解，不执行也得执行，最终的结果，是通知、文件管不了多长时间，一切还是恢复原样，再有新的通知、文件……
政府这种乐于发文的情况，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等上面的精神下来”。校长和办学人员的依赖性，在如此氛围中大大加强，很多学校已经没有独立的行使办学自主权的习惯了。
“一窝蜂”。政府的越权行为将导致学校的定位永远难以科学。政府不断地发通知，不断地发文件，而这种通知和文件可能没有可持续性，这就导致现在的办学定位没有持续性。有可能前一段时间，政府的文件要求我们这样干，于是所有的学校都采取一个行动；而隔一段时间政府又有另外一个导向，所有学校就又都采取另外一个行动，一窝蜂就是这样形成的。
对话观点：
大学存在跟风的现象，说明一些大学的校长缺乏独立的审视整个社会需求、审视整个形势的眼光。
政府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对于教育，不管你的指标有多好，但是最后历史来检验你的成果的时候，是不会只看你的目的的。好意也可以办坏事，大跃进也不能说是恶意，最后结果怎么样呢？
政府在学校规划方面只能做三件事：一是提供信息，二是进行监督，三是制定好如何办好学校的规则，这是十分重要的。
对话人：唐安国
熊丙奇不同层次大学的发展，应该有不同的功能定位。现在我国各大学培养人才的目标并不清晰，很多专科学校一味追求升本科，本科学校追求硕士点、博士点。你觉得各个大学该怎样定位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政府应该怎样导向？
唐安国学校要各定其位，要找准自己的位置。大学有三重功能，一是人才培养，二是科学研究，三是社会服务，就是为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这三重功能对于一个大学来说都应该有一点，或者说各个大学的侧重不一样，有些大学侧重于人才培养，有些大学更侧重于科学研究。怎样确定侧重点呢？这要由各个学校自己来考虑。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学校在这三重功能上都做得好，肯定要有所偏颇和侧重的。现在一些学校叫研究型大学，它偏重科学研究，就是第二重功能。有一些学校叫教学研究型大学，强调以培养人才为主，同时适当地开展科学研究，教师主要的精力放在教学上，如果有一定的精力再从事研究。还有一些学校干脆不提研究的功能，就是教学型大学。这几种类型的学校都是社会需要的，不是说哪一种学校好，哪一种学校不好。我们现在如果说研究型大学好，是不是所有的学校都要变成研究型的大学？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学校都向一种标准看齐。都是研究型大学，这样行不行呢？肯定不行。在我们国家，我认为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的比例，应该是1∶3∶6。就是说各定其位，学校适合做什么，就努力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社会就会很满意，并不需要你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去做，拿中国一句成语说就是“欲速则不达”。
熊丙奇可是很多学校都希望自己的学校具有“研究”特色。我去过一所高职学校，这所学校居然也要求老师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作者补记杨德广教授说大学不是学习型组织的话，还在耳边。可我发觉，崇尚研究，其实是我国所有学校的特点。因为即便在幼儿园，老师要升职称，也有发表论文的要求。就更别提小学、初中和高中了，你上课上得再好，也必须有论文发表，才能晋升高一级职称。在大学，论文则上升到通行证的高度，没有论文，别想在大学里安身。不学习的组织，居然能产出那么多的论文，有时真佩服我们老师的水平。
唐安国事实上，定位问题在整个高等教育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一是层次上的定位，我国大学中有“985”工程学校，有“211”工程学校，有研究生培养的学校，有本科生培养的学校等好几个层面。二是学科发展上的定位，我们不可能使所有的学校都变成综合型的大学，综合型的大学毕竟是少数。在现在1500多所高校当中，综合型大学不到10％。大学的发展也要百花齐放，各有特色。目前，我们一方面要鼓励学校安于其位，另一方面，政府也要积极引导，使一些够条件的学校专升本。大学扩招以后，相当一部分学校不满足于现在的层面，要专升本，要变成大学，这当然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原来的规模很小，现在他们已经不满足于现状。但是，如果所有的大学都这样做的话就有问题了。
熊丙奇这几年来，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的愿望十分强烈，而且，操作上也更容易。拿2004年来说，上海有3所学校升本，山东有4所学校升本。
第16节：校长独立判断
作者补记专科学校为何热衷升本？专家们列出几条主要理由（《专科学校升格要不要降温》，唐景莉，《中国教育报》，2003年12月24日。），一是我国本科教育的供需矛盾仍很突出，客观上对增加本科教育资源有强烈的需求；二是从社会反馈的毕业生就业形势的信息看，本科生的就业率高于专科生，专科学校为了自身更好地发展，就可能会创造条件升本科；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的一些政策制度使人们有攀高的想法，例如，本、专科学校的级别待遇不同（本科学校是正厅级，专科学校是副厅级），本、专科学校的财政拨款以及学费标准不同（本科远远高于专科）等等。而在我看来，推动学校升本的主要动力，其实主要是第三条原因，有关行政领导会从级别的提高上直接得益，所以在这件事上最起劲。
唐安国教育部在2004年9月出台了一个文件，就是对现有的专科学校升为本科院校开了红灯。总的意图是希望高职类的专科学校能够安于其位，能够发挥自己的特色，不要升为本科以后，就丢掉了自己的特色。还有一些学校，本来在专科层次很有特色，办得也相当不错，但是一旦升为本科之后就消失了自己的特色。一个学校能不能在社会中站住脚，关键是它所培养的人才能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现在大学生就业难，我认为与我们办学校缺少特色是有关系的，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不仅仅是规格的问题，还有品种的问题。如果学校过于趋向于某种规格的话，肯定就会出现有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因为我们的品种过于单一了。20世纪70、80年代，国外高等教育扩张，也出现很多问题，包括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他们反思的时候强调一点，就是比较容易开办的专业，主要是文科类专业一下子上了很多，而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