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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录取高水平运动员人数的15％。在这一条款中，其实有两个标准、两种待遇，而且第二种待遇将分数要求打了6折，也不知是怎样定出来的。但是，大家知道，这两种待遇差别甚远，以北京地区为例，2004年北京地区理科本科第二批录取控制线为433分，如果打6折，就是260分，这一分数距离专科第三批录取控制线300分还少40分。可以想像，会有多少勇者想办法成为“少数体育专项测试成绩特别突出”者。通知为此反复要求，严格专项测试要求和程序，实行信息公开制度，集中公示考生。对违反规定的工作人员，要严厉查处；凡通过弄虚作假等欺骗手段报考或录取的考生，一经发现，取消其当年报考或录取资格。
在实施办法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条规定：“获得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国际健将证书及武术武英级以上称号并且招生学校对其进行文化考核后认为能够完成专业培养教学任务的考生，经本人申请、生源所在省级高校招生办公室核准后可免于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由招生学校对其全面考核后决定是否录取，同时报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备案。”其中，“招生学校对其进行文化考核”、“免于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等字眼，基本上确保了一级运动员、运动健将等进入大学之门。提高文化成绩的要求，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熊丙奇前不久在一家报纸的醒目位置，看到某省招聘高级官员的广告，点名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博士学位。
顾海兵这种做法存在两个问题。首先是违法的，这是公然的学历歧视。在劳动力市场上，尤其是政府机关在招聘人才的时候，他必须面向所有人，不能以文化、民族、身体的高低美丑等来作为衡量标准，不管学历如何，都应该有资格报考。现在这种现象见怪不怪，大行其道，其实是违法的，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据我观察，现在在很多地方，学位已经纳入官本位体系，如果你是大学生，你最多做一个办事员；你要是硕士生，可做一个副科长；如果你是博士，则可以做副处长。甚至有的省形成了博士兵团，这是非常荒谬的。博士决不等同于公务能力。
熊丙奇这种用人观念，直接导致很多人一心追求研究生学位、博士生学位，因为从办事员升为副科长，从副科长升为科长，从科长升为副处长，从副处长升为处长等等，学位是一个重要砝码，甚至是基本条件。
第27节：教授被行政等级化
作者补记在大学里，用学位来“整人”的事，时有发生。领导对你有意见，在下次招聘中，只要针对你的软档设置一些硬性的招聘条件，你就死得没有任何脾气。比如，你现在是硕士学位，于是把新的岗位要求，提高到博士学位，你不就被扫地出门了？至少也得挪到其他岗位。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惨景”，大家得拼命地读学位。学到什么是其次，一纸文凭是“护身符”啊！
顾海兵这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我们提拔干部，其他的可以看得很轻，却把学历看得很重，只要是有博士学位的就如何如何，这实际上是一种不科学、不合理的导向。博士只代表你的学术研究能力，它与管理能力不是一回事。尤其是拿自然科学博士学位的人去做公务员，工作中又不需要技术，完全是坐办公室。所以，说老实话，是学不致用。
熊丙奇这是说不少博士学非所用去从事管理、去当官。似乎博士现在在什么地方都管用，有一个网友就提出，是不是从事科研一定要博士毕业？
顾海兵从事科研不一定非要博士毕业。我们的大学、科研机构在招聘人才时，最重要的是要看他能干什么，而不在于他有什么学历。有人统计过，美国硅谷高科技企业绝大多数的招聘广告并不提出学历要求。他提出什么要求呢？他提出几种软件要求，明确表示，如果你会使用某某软件，你就可以到本机构来应聘。这就是能力导向，而不是学历导向。有学历不等于有能力，比如说100个有学历的人当中，可能99个都有能力，但是可能有一个没有能力；100个没有学历的人当中，也有可能有90多个没有能力，但是绝对可能有几个是有能力的。如果你完全按照学历标准来要求的话，就可能把有学历的人当中少数并不合格的人也给招进来了，同时你又把没有学历的人当中合格的排斥在外了。
熊丙奇总的看来，我们的社会目前还是学历导向，社会对学历有着旺盛的需求，在这种氛围中，大学该怎样把握自己的方向，坚持自己的办学标准？
顾海兵大的方面是体制问题，因为我们的高等学校还是隶属于行政机关。现在我国的高等学校分两类，一部分直属教育部，大学校长的地位和权力都来自于教育部授权；还有一部分是地方授权，这些高校的校领导也是由行政机关所决定的，他们有的本就是从机关转过来的。而高校自身也有行政级别，有的是副部级，有的是正厅级。从市场经济发展来看，我认为高校是不应该有行政级别的，因为行政级别对学术的尊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个别校长有良心，有上进心，有很强的责任感，他也许并不把行政级别当一回事，而把大学真正当作大学来经营。但是更多的校长会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服从于政府的官员，他们独立办学的意识、办学的能力水平就多少会受到影响。
原因11：教授，被行政等级化
把教授分成若干等级，这是很糟糕的事。这样就使得一部分教授拥有很高的权力，很大的权力。
关于等级制度的教育，在我国可以说是从小抓起。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生就开始戴袖标，一道杠是小队长，二道杠是中队长，没有袖标的，就是普通群众。等学生上了三年级，还会推举出大队长。
这种做法，据说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上进心，也有利于学生的自我管理，还有助于培养事业的接班人。而事实是，当“干部”有更多与老师接触的机会，可以在各种评价中获得加分，还可以指挥、管教几个“群众”。这些，分明加深了学生对等级的认识，加重了对权力的向往，在幼小的心灵里，树立起不平等、等级以及追求权力的意识。
有这样深厚的教育传统，想打破等级观念，几乎是不可完成的任务。很多时候，这已经成为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
大学校园，也是这种习惯思维和习惯行为的领地。
大学的教授，在学术面前，显然是不平等的。院士、校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一般由担任校、院级领导的教授出任）、学术委员会成员（一般由学科带头人出任）、博导、教授，他们在学术上的发言权，有着天壤之别，院士与权威往往能一言九鼎，普通教授，则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学术的等级制度，披着尊重知识的外衣，用貌似合法的程序，阻碍着知识的创造。
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在等级制度下，无异于痴人说梦。
对话观点：
我从来不主张在作为高级职称的教授群体里面再继续分所谓的三六九等。
任何一个专家成为教授了，可以算是高级，但是不能标榜自己是最高级。
第28节：院士制度不满意
中国现在的学术问题，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处在所谓中国学术最高层的院士制度所引发的。
对话人：顾海兵
熊丙奇为了维护学术尊严，有的高校出台了一些文件，而主要精神是要求教授自律，可这些自律文件对教授难以起到规范作用。你觉得在当前的办学体制下，受整个社会氛围影响，大学的学术尊严走向会是怎样的？
顾海兵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觉得有些是完全可以做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做起来。比如评职称，评优，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程序？我认为应该把教授会的权威突出出来，而现在实际上集权色彩比较重，往往是在院系讨论之后，上报到学校，由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决定。而学校的学术委员会其实是由多学科组成的，往往他们对于要审批的对象并不很了解，也就是说，了解情况的教授发言权有限，而不了解情况的一些机构的权力却偏大。
熊丙奇在当前情况下，教授会在考虑学术问题时，也可能会受很多非学术因素的影响。
顾海兵我们不能说教授会能包治百病，在教授会里面，可能少数人的意见更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学术标准，比如我们要评谁是教授，总得通过教授会来评定。把教授分成若干等级，这是很糟糕的事。现在在我们的教授队伍里，有些教授是所谓的学术委员会成员，有些教授不是，这样就使得一部分教授拥有很高的权力，很大的权力，因为他是学术委员会的。而学术委员会的产生本身又需要民主，但是我们做得不够，这样就导致有些教授几乎做了几十年的评审专业户。
熊丙奇我们的院士在学术界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的地位比那些经常投票的教授还要高。你以前谈到我国的院士制度，对此提出过强烈的批评。
顾海兵我从来不主张在作为高级职称的教授群体里面再继续分所谓的三六九等，比如说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士，现在又形成了所谓的三个台阶，而且院士几乎变成了一个走向神坛的人物，被神化了，好像代表最高的科学技术权威。显然，当选院士是最高的科学技术荣誉，问题在于科学技术本身在不断地发展，你今天是最高，但明天是最高吗？我们可以有高级的职称，但是绝对不能有最高级的职称，这是区别。任何一个专家成为教授了，可以算是高级，但是不能标榜自己是最高级。而我们的院士现在就是最高级，一旦你是最高级，你就自然而然地阻碍了自己的发展，你也没有了前进的动力，因为你最高了。
熊丙奇现在在大学的评估体系中，每个学校每年有多少人当选院士，每个学校有多少院士，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