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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灵堂上，祖母看着自己孩子的第八具遗体，开始怀疑自己当年的决心。
抚养的决心，并不等于抚养的能力。她看着哇哇大哭的婴儿，真想伸出手去抱住，但她又犹豫了：‘‘我抱过的孩子都一个个轮着走了，我怎敢再去抱孩子的孩子？”
她并不是责怪自己手气不好，而是终于明白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世中，一个女人的力量究竟有限。她当时最希望的，是帮助这个孩子找到远去的父亲。
就在此时，婴儿的哭声停了。祖母抬头一看，她的最小的儿子，我的叔叔余志士一把抱过了孩子。叔叔刚刚成年，他大声地说：“我这辈子不结婚了，养这个孩子！”
这话现在的青年可能听不懂，在当时却是一个狠誓。因为叔叔已经懂得，要养活一个人很难，要让一个还没有出现的新媳妇在如此艰难的世道中接受并养活一个别人的孩子，更是不可设想，所以他决定放弃家庭。
孩子又被另一双手夺走了，那是我爸爸。爸爸盯着叔叔的眼睛说：“我来养。我们已经有了秋雨，加一双筷子就成。你必须结婚！”
叔叔知道爸爸在祖母面前命令他结婚的理由。余家那一辈，只剩下他们两个了。
叔叔感激地看着我的爸爸妈妈。他的感激，倒不是因为要他结婚，而是因为可以去做他想做的重要事情了。
他受姑妈的影响，思想也倾向于社会革命，此刻他要完成自己的学业，然后准备悄悄地离开上海，到苏北或安徽参加革命，做一名他理想中的知识分子革命者。
于是，表妹就到了我家。学会说话后，叫我的爸爸为“舅舅”，叫我的妈妈为“舅妈”。这是爸爸：妈妈的意思，总希望她找到自己的亲爸爸。后来打听到她的亲爸爸已在东北的丹东市定居并结婚，也生了不少孩子，她如果过去，反而彼此不便，就彻底成了我家一分子。
我又有了三个弟弟，家境立即变得十分拮据，但爸爸、妈妈和祖母都心照不宣，再困难也要把表妹放在特殊重要的位置上。
叔叔果真下决心去了安徽，可惜已经解放，不再有烽火硝烟中的英雄乐章。他先参加了土地改革，再参加治理淮河，深感那里的贫困，决定不回上海了，选了一家新四军留下的蚌埠东海烟厂，做了一名技术人员。
一直没有结婚，他似乎一直记着当初的誓言，努力把结婚延后。他总想着塞点钱给爸爸，爸爸用手一挡，“你还要结婚！”
六
祖母无名。
只知道她姓毛，嫁给我祖父后就不再有自己的名字，成丁“余毛氏”。我估计连大大咧咧的祖父也未必知道他妻子曾经有过的名字。
她比毛泽东主席大一岁，应该算是同龄人。近来有历史学家考证，毛泽东主席的祖辈也是从浙东
到湖南去的，与蒋介石先生的原配夫人，也即蒋经国先生的母亲毛福梅女士属于同宗。这事情细想起来有点好玩，所以人们也就不去细想。我祖母显然出自浙东毛家，是否与谁同宗，也不细想了。只知毛泽东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后处处需要登记名字，登记人员写下一个“毛”字后用目光询问她，她说：“你随便写一个吧。”
登记人员是个年轻的姑娘，这样的事情在当地妇女间已经遇到不止一起，也就不假思索地随手写下两个字。祖母不参加社会活动，因此也不太用得着这个连她自己也记不住的假名。 那就是说，余家艰难的传代事业，竟然是这位谁也不知其名的老太太完成的！ 我小时候曾和弟弟一起，天天做着为祖母猜名均游戏。那时祖母非常需要我们为她敲背，我到长大后才知道，这个腰背曾经负担过多大的重量，而小个的拳头又究竟能解除多少渗透在筋骨深处的酸南？我们总是先在拳数上与她讨价还价，然后便开冶猜名。她的真名肯定问不出来了，那我们就干脆吧这一带妇女的常用名报个遍，一拳报一个，心想她总会有可能在听到某个名字后失声答应，或表情有异。
但是，排列组合不知多少遍了，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她从来没有答应过。
我想一定已经被我们叫到过了，至少很多次叫着了谐音和近音，而她却永远如六朝之山，巍然不力。
后来我们想出一个狠招，随口叫一个我们都不喜欢的名字强安给她，让她恶心，然后不得不说出真名。强安给她的名字叫“素娥”，半俗半雅的不大是味道，便连着叫。叫了十天半月，她只是微笑，不答应也不推拒。
七
那天我们又叫了几声，窗外传来一个响亮的男中音：“谁是素娥？”原来是外公来了。
祖母立即站起身，招呼一声：“外公来了，快坐广便扬头叫楼上的妈妈下来。
祖母和外公总有一点客客气气的隔阂，一见面，关于“素娥”，一个不再问，一个不再答。祖母听到妈妈下楼梯的声音，就转身到灶间煮茶去了。
两位老人的隔阂，不是出于直接原因，而是出于背景。与一个富贵之家结亲，按照祖母的性格，既不会激动，也不会害怕。她唯一担心的是余家在整个典仪中，由于她掌持不当而丢份。因此她从儿子订婚到结婚的两年多时间里密切关注朱家动态，来调整余家的动作。
祖母能读懂朱家的每一个生活细节，因为她也是从一个有头有脸的家庭走出。
在这整个过程中，外公没有任何不妥的言行，却在毫无知觉中成了祖母心中的对手。
其实也正是在这种关注中，祖母了解了朱家的伤痛。这是一个处于迅速败落过程中的门庭，在祖母看来，外公本人有重大责任。外公不惯艰苦，不知奋斗，只知在笔墨娱乐中优哉游哉，好好一副家业已经坐吃山空。这是祖母看不起的。
她自己正在危境中抱扶起全家，而外公却在糊里糊涂中把全家推人危境。对此，祖母只能暗自跺脚。
她有太多拯救朱家的方案，明天就可实施，但她又明白，她没有发言权。
在我看来，这是两个“大人物”的相遇。两人背后各有一个大家庭，一个是来了结的，一个是来支撑的。一个天天叹息着“昔日韶华不再”，一个天天默诵着“天无绝人之路”。
他们的父亲，都是十九世纪后期的勇敢闯荡者，由浙东农民而成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上海人。谁知才过一代，这部历史的线头又回到了家乡。
外公在吱吱发响的竹椅上刚坐下就摸出了烟盒，祖母瞟一眼就说：“您还在抽美丽牌？那是五卅运动后打造的爱国牌子，我家老头也参加了……”
“只是盒子，乡下买不到好烟。”其实即使买得到，他也已经买不起。
他端起妈妈刚给他筛下的黄酒酒杯，移近鼻子一闻，说：“这酒我喝淡了，丰子恺最喜欢。” 他从不客气。 祖母等他走后会对妈妈说笑一句：“都这步田地还丰子恺！”
八
两位老人关系的进一步融洽，是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中。
土改，在结束了多年战乱的土地上实行了一次财产再分配，给万千村落带来了巨大的兴奋。但这件事在操作的时候，不是像有些国家和地区那样采取温和、理性的方法，而是顺着革命和战争的浩大声势，判定地主是“敌人”，让贫苦农民来分他们的土地和财产。据说有些地方做得非常过头，但在我们家乡却比较平稳。
我外公被划为地主，这使大家感到奇怪。因为他为筹措两个女儿的嫁妆已卖掉最后的十一亩地，现在只剩下十八坛黄酒。如果要名副其实，应该划为“酒主”，但土改中没有这个名头，只得以“地主”相代。
按说即使十一亩土地还在，也划不成地主，只不过外公家从宅第、门庭到生活方式都太贵气了，比乡间真正的地主还堂皇百倍，划上也不冤枉。土改工作队商量了很久，决定在地主之前再加两字，叫做“破产地主”，然后再分了几亩很远的海边地给他，让他参加劳动。
对这一切外公都很满意，不满意的只是“破产”两字，觉得晦气。他与工作队商量，能不能再改一个字，改成“无产地主”，理由是“无”比“破”更彻底，却在字面上好看一点。
他压根儿不知道有光荣的“无产阶级”这一说，工作队里的年轻人本想笑出声来，后来一想他很有文化，便怀疑他是讽刺，训斥了他一通。
既然在运动之中被划成了地主，那总该像敌人一样被批斗一下。外公的家由农会作了“封闭式隔离”。大门关上，门口贴一份隔离通告，还派一个农民看守着，不准随意进出。
这下祖母急了，他们吃什么呢？而且她估计，外公想不出任何办法。她自己则是危机处理专家，越是遇到麻烦勇气越大。
她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给我妈妈下达两项指示：第一，中午就由我妈妈拿着红提桶去给外公家送饭。她说“关监狱还准送牢饭，你把提桶交给看守的农民，他不敢拒绝”；第二，立即写信给安徽的叔叔，让他开一张证明出来，证明自己也是土改工作队员，这样我家就成了工作队员的家属，更容易解救外公。
事情比祖母预料的还简单，工作队由妈妈送饭的事想到了政策，居然很快撤消了封闭。只是勒令外公外婆，不能继续养尊处优，必须在路边河滩参加一些公益劳动，例如拔草。
那天听到不仅外公，而且连外婆也蹲在我家后门不远处拔草了，祖母显得有点慌乱。不是由于外公，而是由于外婆。
我说过外婆虽是我妈妈的后母，却与我妈妈极其投合，每次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