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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样的散步者实在不少，每人背后都藏着一部历史。他们都是礼仪中人，在小径间相逢，虽素昧平生也会点头示意，却不会有太多的询问。怕自己背后的历史吓着别人，还是怕别人背后的历史吓着自己？
所以，在当时的复兴公园，多的是眼光，少的是声音。这种安静气氛，引来了更多冀求安静的人。
二舅告诉爸爸，在复兴公园，姨妈遇到过好几个尾随者。都是体面男人，在姨妈离开公园后还一直跟着。像是不良之徒，其实并不。
那些男人被姨妈的身姿和容貌所吸引，予以过分的注意，这很自然，却为什么要尾随呢？原来，他们渐渐发现这个女人来散步时常常单身。有时身边跟着一个男孩子在叫她“妈”，但从来没有看见有丈夫陪伴。时间一长，其中有几个男人越来越想弄清她究竟有没有丈夫。这不是无聊者的好奇，而是一些在巨大社会变动中由于种种原因而沦为单身的男人，在探寻再次婚姻的可能。
尾随者有好几个，彼此心照不宣。
姨妈是见过世面的，对这种事情并不害怕，只是
想知道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她试过很多办法，例如
突然回身迎面走去，或者停在街角一家小店前静观
对方举止，终于不得不承认，那都是一些懂礼貌、守
分寸的正派男人，似乎就住在她家附近。
她出门更讲究衣着和发式了，不是看上了谁，而是为了任何女人都会在意的那一点自尊。
复兴公园还是常常去，尾随的事情有增无已。她渐渐有点生气，Jb想这都是一群什么样的陈腐君子啊，连打个招呼都不会，就只会躲躲闪闪地跟、跟、跟！
有一天，她与益胜哥去公园，益胜哥被一群孩子的游戏所吸引没跟上，她东张西望地找了一会儿没找着，后来发现益胜哥已经追上来，跟在她后面了，便趁机大声说了一句：“你怎么跟在后面，也不叫我一声！”说完她又笑眯眯瞟了一眼后面的草树间，让更多的耳朵听出一点更多的声音。
第二天，她刚进公园大门，就看见一个男子迎面走来，大大方方地招呼一声：“你今天来晚了。”
姨妈觉得应该鼓励一下这种绅士风度，来嘲弄一下那些陈腐君子，就与他交谈了一会儿。
两天后，他们已经坐在长椅上聊天了。
这位先生姓杨，正好与姨妈住在同一条弄堂里。
不久姨妈发现，身后再也没有尾随者。难道是因为与杨先生坐在长椅上交谈了几次吗？在一次闲聊中，她随口说起这件事。
杨先生说：“都被我处理了。”
“怎么处理？”姨妈奇怪地问。
“我告诉他们，这个漂亮女人的丈夫是一个带枪的很凶的警察，正好是我的朋友。”杨先生说。
——二舅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是姨妈自己讲给他听的，但现在不知道姨妈和这位杨先生的关系怎样了。
祖母听了，对爸爸说：“有苗头。你找她谈，就说这个杨先生。我在边上添柴。”
八
姨妈被叫来了。
爸爸和祖母在外面一间与她谈话，我和妈妈躲在里边一间偷听。
爸爸开门见山，坐下就问：“大姐，那位杨先生的事，有希望吗？”
姨妈说：“二弟告诉你们的吧？成不了。”
爸爸问：“为什么？”
姨妈说：“他人很不错，但只对我好，对益胜很冷淡。”
祖母在一旁轻轻应和了一句：“对。对孩子冷淡的，不能要。”
祖母的话虽轻实重，因为她自己就是带着一大群孩子守寡下来的。
妈妈知道今天的谈话不可能再有其他发展，便在里屋喊一声“吃饭了”，随手把门打开。
姨妈看见我非常高兴，拉着我的手说：“你上大学后还没有到我家去过。益胜没上大学，你可不能看不起这个表哥啊！”
我说：“怎么会！真是很久没见益胜哥了。”
第二卷
第一章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
一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街头的一切都变了样。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已有一种预感，爸爸要宣布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顿饭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
放下筷子，他终于开口。他问祖母：“妈，还记得阿坚吗？”
祖母一听就笑了，“怎么会忘了他，天下活宝！”
爸爸扫了我一眼，然后对祖母说：“他揭发了我。”
“揭发什么？”祖母问。
“说解放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江宁路边上掏出一个本子写了一句话给路人看，是反共字句，我看了，没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才三天，没有公安局啊。”祖母说。
“那也应该扭送解放军。”爸爸解释。
“真是反共字句？为什么写在小本子上给路人看？’’祖母觉得难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权转移的时刻，传播那样的字句，胆大的可以写在标语上张贴，胆小的可以写在书信里秘传，不管胆大胆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写在小本子上塞给不认识的人看，最说不通。
“其实根本不是反共字句，是‘一贯道’的一句说词，那人是‘一贯道’的一个传道者，我记得。”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一贯道’的说词？”
“妈你忘了，我们住在塘沽路时，隔壁不是有一个‘一贯道’的道场吗？我和小哥去玩过，听来的。”
“那你照实说呀！”祖母说。
“一贯道’也算反动道会门，说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丧。
祖母想了想，又问：“照阿坚的说法，他也看到那个人写反共字句了，那他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说：“他揭发了我，就成了革命群众，自己当然没事了。而且，我是党员。”
“什么？你是党员？你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的？我怎么不知道？”
祖母显然是大大吃惊了。她不知道自己不问政治的儿子，还有一个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员。”爸爸解释道，“这次运动，专整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没当什么权呀。”祖母说。
“所以他们只说我是混进党内的。”爸爸说。
“那你是什么时候混进去的？”祖母问。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时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们‘发展’进去了。”爸爸说。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时候？”祖母问。
爸爸想了想，说：“差不多时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为人党，是为了做人民陪审员，坐在法院里像样一点。”
爸爸穿那套制服的头一天，经过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门口，就被头顶修屋工程队的油漆浇着了。油漆为深棕色，浇在深蓝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显眼。当时没有专业洗衣店，爸爸听从别人的建议用酒精擦过一遍，油漆没擦掉，反把边上的深蓝色擦得泛白了。因此，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湾岛形状的棕色漆渍。
“阿坚为什么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问题。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运动来了，靠抢先揭发图个安全。”爸爸永远从最善良的角度来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为批判对象，他真正的噩运就开始了。
他，连同着他的老母妻儿，将长时间地成为苦风凄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
当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次祖母问他：“把你批判成这样，是哪个上级的意思？”
二
爸爸说：“我太小，没有哪个上级会注意我，再说现在他们也自身难保。”
祖母问：“那是谁的意思？”
爸爸说：“好像是朋友们的意思。”
爸爸渐渐感觉到，他不应该再与七十多岁的祖母讨论这些问题了，甚至，连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妈妈，也不必硬拖在里边。想来想去，能讨论的是他的大儿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找我，要我当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与我谈。
当时要在学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它早已乱成一团。我在总务科外面的走道上听到后面有熟悉的声音叫“哥哥”，回头一看是表妹，有点吃惊。不知她已经问了多少人。
乱局是由北京的学生打开的。先是两个高干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站在我
们学院的水泥球场上发表演说，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势。口气极大，好像昨天刚刚列席完政治局会议似的，闹得我们学院的学生目瞪口呆，发觉自己居然如此闭塞和无知。第二拨演说者来自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北大教师到上海文化广场作报告，跟来了一批学生，分头横扫上海高校。他们在我们学院演讲的口气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学生平稳得多，但越是平稳越见气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们一步步花时间打理了。
这两个报告刺激了我们学院一些同学，开始造反。以舞台美术系为主，占据了学院的一栋灰色楼房，命名为“革命楼”，贴大字报要推翻学院的现任领导，批斗一切“有问题”的老师，不惜采取“革命行动”。这时所谓的“革命行动”，主要是指抄家、打人、关押。这本来都是上级文件规定不允许的，但各校之间的摹仿和传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戏剧文学系三年级整个班级都与造反派彻底对立，被造反派们称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而我则是这个反动堡垒的代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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