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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4期-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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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工分、算账,最麻烦的不是记和算,而是倾听,并在倾听中作出判断。 
  村民们永远在一次次高声争论,有一些事情已由对立变成共识,但两方面都不会宣布,要我去仔细地听出来。有一些主张已经被驳倒,但是,虽被驳倒却不能再问,一问就会重起争端……要在这中间作出判断,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易。 
  村民们的争论有时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来。 
  这就是说,我已经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奥秘。 
  记工分、算账的时候,有一些字也会卡住,例如烧窑的“窑”,挖渠的“渠”,垒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语文课里没有学到过的。 
  妈妈把这一切任务全部交给我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更没有“扶上马、牵一阵”的意思。她全然撒手,连晚上我上楼,她见了也只讲别的事。但她显然对我非常满意,深信她的儿子再也不会做“书毒头”、书蛀虫了。 
  年终按工分来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账。那天大体分完了,我正想松一口气,却听到讨饭奶奶从屋角站起来冲着大家说了一番话。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写了一年信,记了一年工分,算了一年账,怎么可以一点东西也分不到?” 
  她是“军属”,年纪又那么大,说话自然有权威。村民们一片赞成,最后,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干蚕豆,加十斤土豆。 
  干蚕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盐炒豆”,到今天还是我的至爱。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大佛珠。 
   
  十四 
   
  妈妈空闲时都躲在楼上南间。 
  楼上南间,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间。房间中央是一张精致的宁式大床,上面镶有象牙的楷书和篆书对联,楷书的对联为: 
  镕纯诗句枕边得, 
  昌世文章醒来求。 
  卧房东侧有一个储藏室,俗称“堂楼顶”,正是公共祭祖堂的楼上。据说里边经常出没黄鼠狼,我从小就不敢进去,总觉得黄鼠狼与故事里的狐仙差不多,会作怪。后来有一次我真的看见黄鼠狼了,先惊吓,后好奇,甚至觉得它的形体还挺可爱。我那时痴迷画画,就把那“惊鸿一瞥”画了出来。祖母、妈妈和邻居看了都说我画得像,又给我指点出许多不太像的地方,于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黄鼠狼的第二次出现,以便更正。这一来,就完全不怕了。 
  那时我在小学里已经读到高年级,想看一些闲书,例如陈鸿章同学借给我的《水浒传》,又想画画,因此想住一个单间。那天我提出要独自住到储藏室里去,祖母、妈妈十分吃惊,很快又点头赞许。 
  说干就干,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先把储藏室做了一番大扫除,把简易小床搬进去,在北窗口放一张书桌,书桌边有一个谷仓,我拿起毛笔在仓壁上先写了“学习室”三字,接着又用美术体写了“身体好”、“学习好”、“时刻准备着”三行。写完,看窗外,一片灿烂的油菜地,直通吴山脚下。 
  正是在这间储藏室里,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书籍。由此,我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终于读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语罕编的《世界名作选》。最有趣的是《芥子园画谱》,一有空就临摹;最难懂的是《史记菁华录》,连妈妈也说不明白,只得等外公来的时候问,但外公说出来的话也突然变得听不懂。书箱里还有一本署有林语堂名字的《开明英文读本》和一部林语堂题词的英汉词典,在我看来是天书,没去多翻。 
   
  读书的兴趣一旦引逗起来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从储藏室的书箱转到小学里那间小小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最吸引我的是童话和民间故事,但书少学生多,谁都想借,怎么办呢?不知是哪位老师出的聪明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来换借一本书。这个规定大大推动了同学们的书法练习,结果,直到今天,我的那些老同学虽然大多还是农民,但如果让他们拿起毛笔写几个字,多半会比有资格题词的名人的字,看起来更顺眼。 
  我读民间故事,主要是为了讲给祖母听,祖母喜欢,我却不太喜欢,觉得每一个都差不多。我喜欢的是童话和寓言,但祖母听了只说是“野天糊涂”,与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里徘徊很久。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 
  十五 
  小学毕业时,我要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忙着物色为乡亲们写信和记账的接班人。最后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称职,却比我年长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们称作“懒汉”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账册上签写的名字,是舫迟。 
  方子出山,就像诸葛亮终于骑上了马背,再也没有回头的时日。我村的二胡声,从此寂寥。我的童年和这旧屋的灯光一起,也从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我正是从这间旧屋起步,开始阅读中国大地。 
  感谢妈妈。 
   
  第四章 
   
  祭侄帖 
   
   一 
   
  一九五七年,为了我考中学,爸爸把全家搬回了上海。 
  这是一个大动作,意义远远超过我考中学,这一点爸爸心里清楚。但他是一个低调而又胆小的人,什么都不会往大里说。 
  他不是一个创业型的人物,但他不能让十九世纪后半期余、朱两家先辈无畏的上海之旅,因自己的无能而中断。这中间,朱家订婚时对他的信任,更使他别无选择。 
  我比全家先到上海,爸爸想让我集中一段时间温课备考。他在江宁路、海防路口找到一所住房,准备今后全家住,当时正由几个木匠师傅在装修。 
  爸爸完全不知道我在乡下时天天给乡亲记工、,写信,根本没有时间温习功课,早就养成了直接面对任何一次考试的习惯,而且每次都考得很好。我把这个习惯告诉爸爸。 
  “你在乡下天天给人家记工、写信?从来不做作业不温课?”这对他来说,简直是五雷轰顶。 
  从前他回乡探亲,只见妈妈在做这些事。近两年都是家人轮番来上海,他一直没回去,所以不知道事情的发展。 
  “你妈也真是厂他有点发火。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上海人,不会讲一句乡下方言,每次回乡探亲的时间很短,又一直准备着把家搬回上海,因此在很多问题上有强烈的“上海优越论”。他不知道,正是在这一点上,连他小小的儿子也无法沟通了。 
  他既然把儿子“寄存”在乡下,那么儿子不是物品,已把生命与那片土地连在了一起。 
   
  二 
   
  这小楼有一个阳台,我趴在那里看着上海的街道景象。后来,怕爸爸在路上看到,就回到屋里看木匠师傅干活。只有听到爸爸上楼的脚步声,才把目光回到书本。 
  这天脚步声很杂,一看,是姨妈和益胜哥来了,爸爸陪着。 
  姨妈还是那么漂亮,一手搭在我的肩上,满眼含笑地把我上下打量了一下,然后打开手提包,取出两支用厚毛巾包着的雪糕,给我一支,给益胜哥一支。 
  按照农村的眼光,盖被子是为了保暖,把雪糕包裹在厚毛巾里不是更容易熔化了吗?后来才知,厚毛巾本身不产生热量,它的作用只是隔离,把炎热的天气和雪糕隔开。但在当时,我只觉得姨妈像魔术师一般不可理解。 
  还有一点不可理解的是,益胜哥跟在她身边,她买了雪糕为什么不立即让他吃,却把他的那一支也一起包在厚毛巾里带到这里来呢? 
  后来才知,这也是上海规矩,文明人不会在街上边走边吃东西。更重要的是,出于对我这个小孩子的礼貌,应该让益胜哥陪我吃,而不是看我吃。 
  你看,两支小小的雪糕就给我带来了好几个不明白。看益胜哥在剥雪糕外面的包装纸,我也开始剥,但又抬起头来看姨妈和爸爸:他们为什么没有?我该不该推让给大人?这好像是祖母和妈妈对我的教育。 
  姨妈立即看懂了我的眼神,笑着抬了抬下巴,鼓励我吃,也不说什么。真正懂得此间道理也是后来,在上海的高层社会看来,雪糕、棒冰之类不属于正式冷饮,而属于“零食”范畴,大人一般不与小孩一起吃,更不会两个大人与小孩一起吃。什么是可以一起吃的正式冷饮呢?那就是一碟碟可以分开来的冰淇淋,或者一碗碗可以舀开来的冰镇绿豆汤。 
  更麻烦的是,这些道理不能讲,只能彼此领会。讲破就俗了,因此姨妈也只是向我笑着抬了抬下巴而已。 
  这便是一个农村小孩子到上海要面对的一切。 
   
  三 
   
   在我吃雪糕的当儿,姨妈在查看我这个小小的温课环境,爸爸跟在她后面。 
  终于,姨妈转身作出了一个总体判断:“不行!这是让孩子住监狱!搬到我家去住。为什么一定要赶在今年考?急急忙忙考得上吗?温课一年,两年也行,后年与益胜一起考。”益胜哥虽然比我大一岁,但比我低两级。 
  要我在家温课一年到两年再考中学?这是我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立场立即站到了爸爸一边。我一再说明,住在这里非常舒服。爸爸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又用手势阻止我,怕我讲过分了,让姨妈难堪。 
  姨妈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我拉到她跟前;换了 
一种非常温和的语气说:“你要有思想准备。虽然都一样叫小学、中学,上海与农村的距离非常大。就是在上海,一个地区与一个地区,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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