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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黄松尧这样讲述了他的偷渡经历：“我是跟蛇头先到广西南宁，然后从东兴出发，13个人一组坐船去越南。躺在船的下边，上面用草席把你盖起来，再放上一些纸板、包装泡沫。船在海上开了一夜，估计开了15个小时，第二天早上才到越南。如果真要遇到什么大风浪的话，那船一翻，我们13个人怎么死掉也没有人知道。后来从越南到柬埔寨的金边，再去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以后有几个国家都是夜行，我也不知道是到了哪个国家。这样走下去，从意大利进入法国。一共走了三个月零三天，非常辛苦。在路上还遇到好多人，都是去法国，好像法国是天堂。”
第二部分巴黎的边缘——法国温州人的故事（3）
和绝大多数偷渡者一样，黄松尧走上的是一条单程路。他承认：刚到法国时好像感觉很好，但没过几个月就觉得有些后悔了。可是后悔也没办法。既然你到这里来了，就不能回去，这个路是不能走回头路的。十几万块拿出来到了这里，总不能空手回去吧！何况家里的人还要继续到法国来呢。不知道的人说在法国好赚钱，结果到了这里你才会知道这个钱不是很好赚的。对于黄松尧和他的许多同乡来说，只要有了居留权和合法的工作，就能够享受同法国人一样的社会福利保障。这也许就是他们法国梦的根源。
法国语言文化协会的主席马克。保罗多年来一直关注着巴黎的温州人，他撰写的一些有关温州人状况的研究文章多次被提交给法国政府有关部门作为决策参考。马克。保罗先生说，一些温州人是非法进入法国的，也就是说没有居留证。有人把他们送到法国，有人在法国给他们工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非法劳工为基础的经济文化上的金字塔。这个金字塔没有必要让外人看到，而且这个金字塔的生存与发展不断地需要人员补充。这些温州人主要从事两个行业：服装业和餐饮业。温州人是非常勤劳的，这是公认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再进一步了解，他们非常友善，而且很乐观。现在温州人圈子的一个很大问题是，法国人对他们这个群体不了解，现在情况稍微好一点。法国人不知道温州人是怎样生活的，因为他们非常封闭，只有极少的温州人与法国人通婚，所以法国人对温州人没有什么真正的了解。另外确实存在一个经济文化上的金字塔，它使得温州人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他们的饮食、家居和工作都完全是中国式的，这样就妨碍他们融入法国社会。由于今后欧盟成员国已经准备实行移民配额管理体制，以后的温州移民在前往法国时就更加前途未卜。
1995年，巴黎的无证黑人移民组织了自己的团体，为争取合法的居留证件进行示威游行，有些人居然因此从政府手上拿到了居留证。从那以后，巴黎的温州人也很快学会了如何利用法国现行法律给予的权利，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发动街头的行动，争取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一些以温州人为主的民间团体，如第十一团体、第八团体、第三团体和2000团体就这样诞生了。
星期六是第十一团体每周开大会的日子。这种团体的功能主要是帮助成员整理材料，提供咨询，向警察局和内政部提交拘留权申请，组织游行和占领教堂等活动。在开会时一般要散发传单，讲下一阶段搞什么行动，还会拿警察局的表格给大家填写。许多根本不懂法语的温州人很愿意参加进来，为的就是一纸居留证。黄松尧说得很直白：“闹得多了，估计他们政府就会有点考虑。前面有一批人，来了10年还没有拿到居留权。如果解决一批，我们排队就靠前了。大家都有这个想法。如果大家都不理不睬，政府也不理不睬，将来大家都没有，就是等20年也白等。人是活的，政策是死的，只有大家都闹起来，他们政府才可能会解决一点。你不闹的话，他们永远不会给你。”
巴黎曾被法国著名的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形容为“万恶之都”。尽管如此，这位性格忧郁的文学大师也不得不大声说：万恶之都，我爱你！正是如此，千百年来，巴黎不断吸引着无数遥远国度的人们不畏艰险地来到这里。地理上的距离可以很容易克服，可是，总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距离，让来自温州的移民们不能轻易走出这个城市的边缘，更无法让他们企及她的中心。
第二部分自找麻烦的人（1）
在英国每年都有种族袭击发生，旅英华人亦不能幸免。来英国“讨生活”的外国人常常会成为英国白人青年的出气筒，而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剧又因为英国警察的种族歧视而未能避免。不少善良的人们，带着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希望飘洋过海，来到这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但迎接他们的却是歧视，甚至血腥。
从香港移民过来的黄老板，在伦敦郊区经营着一家中餐馆。他的店铺经常会受到当地一些白人青年的骚扰。7年前的一天晚上，他遭到了最严重的一次攻击。“两个白人大约是十几二十岁，一个在外面，另一个就进来了，我的儿子跑过来说，有个人进到我们的柜台来抢劫啊，说要杀我们，放火烧我们的店铺。我用手推他，他就跳到柜台后面不愿意走。我用手推他的时候，他用手一甩，我就摔到后面的门边了。”歹徒迅速逃离了现场。黄先生报警后被送进医院。医生的诊断结果为骨折，终生残废。当他出院以后，向警方追查案件调查的进展，可发现警方根本没有受理这个案件，连他后来提供的疑犯资料都不知所踪。
在英国打工的小张因精神病发作误伤了他人。警方并不承认他有精神病，仍然把他关进了监狱。小张的精神很困扰，多次写信给他哥哥说他的大限到了，他要用他的鞋带自杀。 他哥哥将这个情况通知了监狱官，但监狱官满不在乎，告诉他哥哥说，你不用担心，我们这里是一个高度严密的监狱。他是不可能自杀的。两天之后，监狱官打电话给小张的哥哥，说小张用自己的鞋带，绑住监狱床的栏杆上吊死了。
王先生则是被一伙白人青年打断了手臂，最近刚刚从香港疗伤回来。8月2日，大约二三十个十四五岁的白人青年冲进他的店铺抢钱。事后王先生报了警，并且把这些青年的住宿地址告诉了警察。但警察并没有去搜查。8月4日，还是这伙人又回来报复，打伤了王先生的头部，还打断了他的左手。案发的时候，有两部警车、十几个警察到了现场，但是没一个人做了记录。事件过去一年多了，他们仍然没有抓捕任何嫌犯。
英国华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不平等对待。特别是警方对华人存在着制度性的种族歧视。关于种族歧视、种族袭击，有29％的（华人）表示受到过种族歧视或者种族袭击。
与黑人不同的是，面对歧视，中国人往往选择沉默的方式。在英国人看来，华人是沉默的一群，华人社区等于沉默的社区。但沉默并不等于不受歧视，中国人只不过是在沉默地忍受着。可种族袭击并未因中国人的这种“遇事哑忍”而消减，反而愈演愈烈。当华人面对滋扰、面对袭击的时候报警，英国警察的态度通常也是爱理不理，案件总是不了了之。旅英华人需要有人能站出来为他们的权利和利益说话。林怀耀便担当起了这个责任。
今年48岁的林怀耀是香港人，他的正式工作是伦敦一个区政府的职员。在政府工作以外的时间，他参与处理华人社区的一些事务。1999年他和朋友一起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监督警察行动组，后来又改名叫“民权”。这个组织得到了伦敦地方政府的资助，同时也得到了警方的正式认可，拥有一定的监督警方执法的权利。这样，在近些年发生多起种族袭击事件的背景下，当地华人与警方之间有了一个新的沟通和交涉渠道。林怀耀说：“华人过去一直都没有投诉的渠道，于是社会上其他人就不知道华人受歧视的情况原来这么严重。”
多年来林怀耀一直致力于处理警方执法不公的问题。许多案件都是在他的介入下而有了最终的结果。很多人送给他一个绰号‘trouble maker’，他因此而成为伦敦华人社区一个自找麻烦的人。
第二部分自找麻烦的人（2）
像很多香港人一样，当年林怀耀也怀着梦想来到英国。不过他关心的不是赚钱，而是热心于华人社区事务。2001年他参与组织的口蹄疫抗议活动，使他开始成为伦敦华人社区的名人。那一年英国爆发了严重的口蹄疫。英国一些传媒报道说口蹄疫的来源可能是中餐馆非法进口肉制品引起的。中餐馆的生意因此一落千丈，激起全英华人的愤怒。林怀耀参与组织了上千名华人在伦敦游行，并到英国农业部抗议。农业大臣布朗最终发表声明表示道歉。并澄清有关报道是不真实的。认为是种族主义者故意散播谣言。据说这是历史上英国政府第一次向华人道歉。
林怀耀有两个办公室。一个是伦敦海克利区的房屋署。林怀耀是统计部门的经理，在这里他有一份每周两天半的工作，是他收入的主要来源。林怀耀的工作态度认真，因而对他的两个同为中国人的属下要求也极为严格。在这间办公室里，他以一个严厉上司的形象出现。
伦敦唐人街附近有大大小小的中餐馆上百家。这里既是中国人的聚集地，也是伦敦最出名的闹市区。他的另一间办公室就在这附近。那是华人社区的法律援助中心，也是“民权”的办公室。除了一周有三天要在政府上班以外，剩下的时间林怀耀基本上都会在这里度过。由于他在唐人街的名声越来越大，现在他几乎每天都会要接到一些求助案件。
林怀耀说他在房屋署的工作很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