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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热的生活。
我所在公司的上司是个酷爱读书的文化人，每周到三联书店扫书。因他的发现，办公室便多了一本《三联生活周刊》。那时工作清闲，每期都看得极为细致，连那两页的美国图书排行榜都一字不落地看完（编辑部后来有过一次是否继续保留这个栏目的争论，我斗胆支持了一下，但也没挽回它的命运）。2001年4月在网上偶然看到生活周刊招聘社会部记者时，我心里怦然一动。
也许是看走了眼
见面那天李鸿谷大人谈话的具体内容我已想不起来，只记得在他那一句紧似一句的追问之下，我内心一腔悲愤，早有了拔腿便走的冲动，觉得从上学那天起，就没被如此刁难过，暗下决心与〃三联〃就此了断。但李大人好像浑然不知我对他的咬牙切齿，没过几天，打来电话问我何时再来，我支吾半天，终是不好意思凛然告之〃不想去〃。〃再去看看吧。〃我给了自己一个台阶，谁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呆了下来。
我至今仍对见面那天所受到的精神折磨耿耿于怀，以至现在每有机会我还跳出来控诉他。李大人像个无辜的孩子一样喃喃自语：〃我真的有问题吗？〃偶尔也会不无委屈地解释，是想借此知道每位应聘者〃认知的边界〃。后来经常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三联〃信徒，怀着无限向往走进办公室，跟李大人谈话过后人仰马翻、痛不欲生的场景，难免心生同情。虽然经李大人确认，我是目前在职的社会部记者中惟一被正式招聘进来的，但我始终认为那是他一时昏头看走眼的结果。
与社会部众多〃好孩子〃出身的记者相比，李大人是个后进青年变先进的典型。我常开玩笑说李大人之所以对新人百般刁难，很可能是自己做学生时是常被好学生告状的坏孩子，虽然后来一不小心变成好人，但看到〃好学生〃，潜意识仍有挑战和征服的欲望。
与李鸿谷相处久了，发现他其实算是宽厚的人。社会部的头头，有时是个两边受气的角色，一面要率领麾下寡男众女（目前社会部只剩下朱文轶一男丁）承担〃硬新闻〃的那一部分，在〃国泰民安〃的时候也要搜肠刮肚地找到足够〃硬〃的东西；另一方面，还要兼任〃指导员〃一职，应对我们周期性的工作低潮、思想波动，承担我们不敢对主编发泄而转嫁到他身上的怨气。每个新来的记者起初莫不是对李大人唯唯诺诺，不敢造次，时间一长便知他当初的〃刺〃原来只在业务层面生长。平素在办公室里，我们经常当众编排他的笑话，李大人也不急，说多了，他顶多无奈状地长叹一声：〃你们这帮坏人啊！〃不过偶尔，他还是有几分怀恋地讲自己当年当古惑仔、一脚（还是一拳，记不清了）击落对方两颗门牙的辉煌，每听到此，我总倒抽一口凉气，暗自提醒自己最近不要欺他太甚，但没几天，便又蠢蠢欲动。
行万里路识万般人
我到〃三联〃正经做过的第一个稿件是关于〃大舜号〃海难的审判。之前对发生在家乡的那场海难印象深刻，于是主动提出做这个报道。后来家人帮助找到一遇难者家属，我暗自庆幸运气好，在电话里一口气和他谈了三个小时，听筒从左耳换到右耳，再从右耳换到左耳，听他讲他的哥哥在〃大舜号〃沉没之前一直和他保持通话、冷静交待自己的后事、托他照料年迈双亲的细节，以及他们对海难营救及处理方式的不满。他讲得悲切，我记得详尽，直到两耳和太阳穴都神经性地疼痛起来，才挂下电话长舒一口气。我强按心头的喜悦向李大人做了汇报，想就此动手开写。不料李大人面无表情：〃很好，不过一个不够，继续找，至少要采访8个家属！〃
我一听就懵了。采访一个尚且不易，还要再找7个！茫茫人海哪里去找？心里千万个不满，但初来乍到，也不好发作。只得硬着头皮拿着电话本把大连的同学、朋友悉数打一遍，真是七大姑八大姨都用上了。在我的逼迫下，他们又在周围发动了〃地毯式搜索〃，勉强搞到7个人的电话号码，其中两位幸存者又冷冷地拒绝了采访要求，待辗转联系上这5位家属、采访完他们后，我觉得快要虚脱了。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这样的日子。为了一个3000字的稿件，可以找到十几人、甚至几十人。名单列了长长一串，一个一个地骚扰，真有宁可错杀千万，也决不漏掉一个的感觉。那段时间心理压力极大，连晚上做梦都在打电话找人。醒来暗想，这样的日子可不能久过。但我后来意识到，这种采访方式几乎成了每个社会部记者的入门训练。扛过这一道关口之后，面对一个新的选题时，就可以有效率而准确地切入，不再会有茫然无措之感。
到〃三联〃后听说社会部记者要经常出差，我心里一阵暗喜。小时候有不少抄在小本上的名言警句，其中最喜欢的一句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后来又加上一句〃识万般人〃。那时整天幻想着像三毛一样，背起行囊四处周游。长大之后方知道，平庸如我，只能和大多数人一样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借出差之机实现我〃行万里路〃的心愿，是我那时一个小私心杂念。
第四部分：PART 4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2）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可笑，我的第一次〃崩溃〃也就是来〃三联〃半年后的一次出差。2002年春节之前，我被打发到四川写一桩冰毒案。
〃出差〃一旦坐上飞机离开北京，很大程度意味着〃只可成功不许失败〃。后来我不止一次被问到〃万一〃采访不到怎么办，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我们的压力正在于如何绞尽脑汁不让这〃万一〃发生。
南方冬天的阴冷潮湿让我这个北方人极不适应，我一边咒骂着小城宾馆没有暖气的房间，一边满脸堆笑地与推说〃敏感〃绝不应承采访的警方软磨硬泡。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我还在掩饰自己的心烦意乱，照例做淑女状和刑警大队长周旋。这边，李鸿谷的电话已催过来，告诉我合刊截稿日提前，必须周日一大早交稿。
我跑到路边阴暗又烟雾缭绕的网吧里，在又脏又粘的键盘上恶狠狠地敲出几个字：〃警告信〃。将〃我警告你，不要再逼我，否则我要起义了！〃发给李鸿谷后，再冲出去，继续与警方纠缠。也许是我眼神里的绝望还是誓不罢休的纠缠精神打动了他们，最后一天晚上，终于有人坐在我的对面，踏踏实实地跟我讲故事。
第二天，匆匆搭上回北京的飞机。到达时，天色已晚，我坐的那辆富康在机场高速路上出了小差错，一头撞向路边护栏，万幸的是，虽然车头撞得稀烂，我和司机除了吓得说不出话来，都没受什么伤。后来回想起车撞向护栏的那一瞬间，我竟不无恶意地想，如果我真出了事，李大人和主编大人第一个心疼的肯定不是我，而是那几页稿子。
连夜赶到办公室，没想到办公室比平时还热闹，采访偷渡事件的雷静也刚从福建回来，都准备在此熬夜。以往的雷静少言寡语，安静得像个女孩，但那一晚，他显得焦躁不安，不时站在窗前，一边看远方的天空一点点变白、三环路上的车由少增多，一边喃喃自语：〃不想活了！这样的日子没法过！〃雷静被逼要跳楼的段子也由此诞生。回武汉过了春节，任李鸿谷怎么劝说，雷静还是毅然抛下了我们，不肯再回京。
那时最怕李大人看到稿件后哀叹：〃没材料啊！〃经常觉得自己已经黔驴技穷搞到这点材料却被他轻薄，顿时万念俱灰恨不能立即上去和他拼命。但时间长了，也能慢慢体会李大人的一番苦心。在社会部的稿件上，主编大人也坚定地支持〃李鸿谷路线〃，我后来经常能发现这样的改动：〃×××感到很欣慰。〃被主编改成：〃×××（跟记者）说他感到很欣慰。〃
在〃三联〃几年，收获之一是培养了很多〃线人〃。但有时很内疚地发现自己很功利，经常一忙，便无暇与朋友联络寒暄；但如若采访需要，即便十年没联络，最终也能将人家挖出来。直到后来我经常骚扰的几个线人，一接电话便一把将假笑撕下：〃又什么事，说吧！〃时间长了，我也不再假模假式，电话一通便直奔主题。
我曾跟李大人说，我们的工作就像特工，经常被〃空投〃到一个与自己无任何关联的地点，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任务。李大人冷冷打击我：〃你也太美化自己了！〃不过后来真的有机会采访一个身份类似〃特工〃的人，短短几天〃交手〃，他半开玩笑地慨叹：〃你们完全可以做我这一行了！〃
初到〃三联〃，时常觉得这份工作是〃高消耗〃型的，不易久留。三年，顶多三年！我暗自给自己定下期限。一晃眼，已超过这个〃大限〃半年了，无数次想过放弃，但最终又留了下来一一或许就是那种永远无法预料明天会出现在哪一个地方、和什么样的事件发生关联、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的感觉让我留下来的吧，这种奇妙的感觉的确令我迷恋！
忐忑着跨出国门
2002年4月；〃国航〃釜山发生空难。周二上班，李鸿谷或是苗炜试探着说了一句；〃韩国那么近，我们可以去一趟啊！〃然后目光在社会部里巡视一番，落到了惟一有护照、游过新马泰和日本的我身上：〃李菁，你试一试，行的话，咱们就去一趟！〃
我开始狂打电话。查号台查出使馆电话，拨过去永远是语音报读〃签证须知〃，好不容易有人接听，却说这类事情不知该找谁。又打了N个电话后，终于误打误撞地找到一个签证官。当天简短的英文面谈之后，他让我第二天再带齐所有证件等签证。
签证搞定，兴奋不过几秒，便又立即陷入接踵而至的诸多细节：到那里住在哪里？上哪儿找翻译？……实际上，等到我第二天中午从使馆里拿到签证，我只有半天的时间便要启程。丝毫找不出头绪，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