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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有点开玩笑的意味，但是航空公司因为SARS的原因经营困难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我们这些要经常坐飞机，赶时间的人来说，这是非常头痛的事。就好像在我们采访期间，俄罗斯航空公司宣布取消所有从莫斯科飞往香港的班机，于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只能够先飞上海，然后从上海飞香港。两班飞机之间有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转接时间，按照我以往出差的经验，只要莫斯科到上海的飞机不晚点，肯定没有问题。结果飞机准时到了上海，大家正准备下飞机，空服人员宣布，上海的卫生检疫人员要上飞机，给每个人量完体温才能够下飞机。只是我们等了差不多十五分钟，还是不见动静，我终于忍不住，跑到机舱门口看个究竟，同时也希望能够和对方通融一下，让我们转机的这些人先下飞机。到了机舱门口，看到那些负责检疫的工作人员正在和俄罗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争执，原来这些检疫人员没有登机证明，所以航空公司不让他们上飞机，而这些检疫人员又坚持如果他们不能够上飞机，谁也不能够下飞机。我问他们，因为我们要转机，能不能让我们先量体温，然后让我们先走，结果没有人理睬我。看我站在那里，其中一个工作人员还非常严厉地说，你不要在这里捣乱。
一个晚上没有睡，又担心赶不上下一班飞机，我拿起手机就打电话向上海市政府新闻办投诉。结果新闻办说，市政府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要求每个乘客在飞机上量体温，不过如果是民航局或者机场自己的规定，那市政府也没有办法。
坐在飞机上，看着手表的秒针一格一格地走动，倒不是着急坐不上飞机，而是觉得，为什么为了防止SARS，非要把事情搞得如此复杂，而且不顾及别人对于一个城市的看法，如果我坐的飞机来自香港，那我可以理解，但是我们来自莫斯科。和这里一比较，我忽然觉得，俄罗斯人在莫斯科隔离中国人的做法也就无可厚非了。
在莫斯科，有十九个中国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而为了防止SARS的扩散，莫斯科市政府下令关闭部分社区，结果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自己应该住在哪里，而那些和中国人合作做生意的俄罗斯人也不敢继续合作。走进莫斯科的中餐厅，近来总是服务员比客人还多。和当地的华人聊天，他们说，现在SARS已经不再单纯是一种病毒，而是被看成中国人的一个符号，当中国人背着这个符号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非常难受。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用已经流于形式的方法进行自我保护，比如在飞机上量体温，或者是要填健康表，如果执行的人不那么认真的话，真的只是一种形式而已，而如果执行的人态度不友善的话，更会让人觉得有一种不被尊重的感觉。也许是我太敏感，但是我总觉得，人和人之间真的应该用相互尊重的态度，不管是说话的语气，还是表现出的身体语言，以及那些发自内心的东西。SARS已经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方便，但是如果人们用人为的方式把这种不方便加剧的话，真的很不值得。
人的心态有的时候真的很奇怪，拿着体温测试器的时候，有的人会表现得好像自己有了操控别人生死的大权似的，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连带着说话和看人的语气都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我会觉得很无奈，也有点伤心，因为大家已经不得不面对不愉快的事情了，而这个事情并非是人为制造出来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它，心平气和地面对周围的人呢？
第二章科学家和非典（1）
SARS最早是2002年的11月在中国广东出现，不过当时这个病例并没有在国际上引起太多的重视。
之后，一名曾经治疗过这种病人的医学教授到香港，并且在香港传染给多人，并在短短的几个星期之内，通过国际航线，这种病毒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引发这种病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全世界的科学家们开始了他们的研究工作。2003年4月16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SARS的致病原因是一种新型的冠状病毒。
在北京采访有关的SARS新闻，让我觉得最有收获的，就是接触了一批科学家，当中印象给我最深的，就是毕胜利。
我是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研究室无意当中发现他的，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我知道，疾控中心的一名科学家早在2月18日宣布，在病毒里面发现了衣原体颗粒，不过当我来到这里，才知道，在4月12号，毕胜利和他的同事们，确定冠状病毒就是引起非典型肺炎的元凶。
毕胜利给我的第一印象，除了年轻，还有就是一点也不像一个进行学术研究的严肃的科学家。我们到他的实验室的时候，他正在和他的同事准备文件，因为在一个小时后，他就要到科技部开会，他需要为目前的研究项目申请经费。而他，在工作的时候，还不忘记倒上一杯红酒。他说，这是他的朋友们，为了庆祝他确定病原体就是冠状病毒而送给他的。
到目前为止，大家知道冠状病毒只是感染脊椎动物，和人以及动物的很多疾病有关系。人类的冠状病毒感染分别属于oc43和229e两个抗原体，它是引起人类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原，经常引起成人的普通感冒。而冠状病毒感染分布在全世界各个地区，主要发生在冬天和早春。而这次科学家们通过和其他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比较发现，非典型病人的冠状病毒是一种变异非常大的新型冠状病毒。对于科学家们来说，在成功地识别了冠状病毒之后，可以进行诊断试剂、诊断方法以及最终疫苗的研究工作。
对于毕胜利来说，确定冠状病毒，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荣誉，虽然他向媒体宣布他和他的同事们的研究结果的时候，要比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时间还要早四天，但是他遭到的，是来自主管部门的批评。虽然之后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但是现在再讲起来，他说他没有任何抱怨，只要证明他是对的，就已经足够了。
在我的印象当中，毕胜利总是一副对于什么事情都不在乎的样子，但是当我们跟着他来到P3实验室，也就是高压实验室的时候，他的一丝不苟显露了出来，虽然我们只是在外面拍摄，他也要求我们一定要穿上鞋套。
毕胜利亲自进入实验室，为的是用他研制出来的试剂，为河北省疾病控制中心送来的八个病人的血清进行重新测试。在这八个病人当中，有五个被当地确定为非典病人，三个疑似病人。之所以要在p3实验室里面进行，是因为这些血清里面可能存在SARS病毒，而P3实验室，由于空气的压力，病毒被压到实验室的底部，然后通过特殊处理之后放出去，安全新鲜的空气在实验室的上部，这样对于在里面做实验的医生来说被病毒感染的机会微乎其微。毕胜利在实验室里面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将血清分离出来，并且进行SARS病毒的灭活工作。也就是说，确保里面没有活着的病毒，然后再进行检测工作。
目前检测SARS病人的方法主要就是抗体检测。其中ELISA方法可以可靠地检测出出现临床症状二十天之后SARS病人血清当中的病毒抗体，而免疫荧光法可以检测出病毒感染VERO细胞十天之后产生的M免疫球蛋白。
分子检测，通过血液、粪便以及呼吸道分泌物，来检测里面是否带有病毒，不过这样的检测结果可以辅助临床诊断评价，却不能够肯定或者排除疾病的可能。
还有一种就是细胞培养方法，利用VERO细胞来检测SARS病人的呼吸道分泌物和血液样品，阳性结果表明病人感染了冠状病毒。
不过目前这种诊断方法并不是太准确。当时河北省送来八个血清样本，结果五个确诊病人当中，只有两个被，其他的都呈现阴性反应。
在我们待在实验室的这些天，每天都有人来找毕胜利，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要试剂盒。毕胜利说，其实如果只是依靠一个科学家的话，所研究出来的东西很难实际运用，因为如果要投入临床，需要一个平台，而他的研究结果，就是由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免费来进行产品开发和制作，这家公司非常的低调，要不是因为毕胜利亲自打电话的关系，我根本没有办法和他们成功做访问。在访问的过程当中，他们不断地强调，功劳都是毕胜利的，他们只是尽自己的力量来做一些事情，这个时候我才知道，这家公司生产的试剂盒都是免费送到全国各地的病控中心。他们说，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不要讲钱的问题。
科学家的遗憾
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病毒研究所坐落在一座旧楼里面，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不能够相信这里面居然就是进行病毒分离的研究所，不过对于毕胜利来说，这里的条件虽然和他以前曾经工作过的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不能够比较，但是这并不是在这次SARS研究过程当中，面对的最大困难。在他进行研究工作的时候，因为不够样本，毕胜利只能够自己和北京市的各大小医院联系，希望能够找到由于非典而死亡的病人的肺部样本，因为只有足够的肺部样本才能够提取冠状病毒。最后帮助他分离出病毒的SARS病人肺部标本，还是他亲自拿着手术刀，到北京佑安医院的存尸间切下来的。他说，现在回想起来那条长长的走廊，还真的有点阴森森的感觉。
就在4月12日，毕胜利从网上看到加拿大绘制成功SARS病毒基因图谱的消息，心情特别矛盾。他说他曾经想过不要再进行研究了，因为别人已经成功了，但是只是一瞬间，他忽然意识到，其实之后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试剂、疫苗、治疗，他不能够停下来。
不过单是依靠病毒研究所的设施，毕胜利知道自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