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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为什么能说这么流利的英语，我告诉他，我的上五代的祖父英语就非常好，他
帮助外国传教士翻译过《圣经》。这给了考官很好的印象，他们中间很多人是基督
徒。”
“那么谁出钱让你读书的？”
“哈佛的学费很贵，我自己家里不能全部负担，是上海基督教会支持我四年的
一部分学费的。教会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好的医生，回国来为中国同胞服务。”
“你知道这都是美帝国主义欺骗人的话吗？帝国主义者的手上沾满了中国人鲜
血。”
宋之研茫然地说：“政治的黑暗我不懂，我只是一个医生。”
“那么你的医院里为什么都是美军的用品？连病床上的毯子都是美国军队的？”
“我是在上海的地摊上买的。是美国援助国民党的军用品，国民党的贪官污吏
不把这些东西送到前线，偷出来卖了自己赚钱。我买这些东西是贪图它很便宜，而
且美国货的质量好。”
张处长把一枚徽章拿到宋之研面前，要他说出这是什么组织的标志，上面的外
国字是什么意思。
“这是哈佛大学的校徽，上面的‘VERITAS’是拉丁文，翻译成中文就是‘真理’。”
宋之研的每一句话都被记录下来，将要经过严格的审查，证实他是否说谎。
在一天天的审查中，姚局长从这种特殊的对话中看到了一个从来未曾了解的国
家，他喜欢与宋之研之间的谈话。一个从小渴望读书的山里孩子，对学校的理解只
是太行山的那个小学校的土房子，后来他经过上海，在复旦大学驻留时候，看到了
真正的大学，对他心灵的撞击是太剧烈了。现在他从宋之研的口中了解到了这个世
界上最有名望的大学的情况，他详细地询问美国的山川河流、城市及农村的一切。
宋之研感觉到他和这位局长之间消除了敌意“，他对自己的将来也不再恐惧了。
他从这位外表威严的公安局局长的内心看到了求知的渴望，他就尽自己所能地
向局长介绍他所了解的美国。他多少有些后悔，当初在美国的时候没有多到外面走
走，而是整天待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到学业一结束马上又匆匆回国，以致他不能
回答局长提出的许多问题。
姚局长在深夜里被胃痛折磨得无法入睡，他披衣起床，在清朗的月色下思考这
个让他了解了美国不少情况的案件。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本能地想知道美国的农
民是怎样种地的。
宋之研告诉他，中国的农民是全家种小小的一块土地，精耕细作。一小块地要
养活祖祖辈辈的人。美国的农民土地很多，在美国的南部，一家一户就是一个农庄。
土地最少的农庄也有十几公顷，大约是中国的两三百亩地，种的是一望无际的小麦、
玉米和棉花。
姚世海说：“那不个个都是大地主了吗？”
宋之研告诉他，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农庄主都买来黑人奴隶种这么多的地。后
来黑奴解放了，改成雇佣季节工人，再后来实行机械化了，到播种的时候来播种的
机器，收割的时候来收割的机器。那些有组织的、由几十辆各种机器组成的收割队，
从美国的南方开始往北方收割，一直割到加拿大去。其实，美国的农民应该称为农
业工人，和我们中国的农民是不一样的。比方在中国有私人汽车的必然是很有钱的
资本家，在福州，解放前也没有几部私人汽车。在美国，拥有土地的农民一定有汽
车，要不然这么大的田地，怎么照顾得过来。
宋之研说：“我在美国只有四年多的时间，我很少了解美国的农民，也许我说
的不对。有土地的农民种地要雇很多的工人，城市里的人也到农村去干活，不像在
中国，城里人绝对不干农活的。工人干完一天的活就算一天的工钱。要是干活的时
间长，也有一个礼拜算一次工钱的。”
这些情况让姚世海觉得万分新奇。在新闻记录片中，苏联老大哥的集体农庄里
的联合收割机，那种叫“康拜因”的大机器，原来在美国早就有了。
美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要是有机会，真想出去看一看啊。
据说，中国共产党的很多领导人，比方周总理，听说连朱总司令都到外国去留
过学的，可见到外国并不妨碍一个人的革命性。再说，马克思、列宁不也都是外国
人吗？外国一定有不少好的东西，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罢了。
当然，这只是姚世海的梦想，连自己最亲密的妻子也不能讲一句的。但是他觉
得宋之研有一些话是说得很对的：
“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是不一样的。好比解放前，中国是国民党政府统治的，
这不等于中国人都是坏人。中国不是还有共产党存在吗？美国政府到底怎样不好，
我这个做医生的，实在是不清楚的。”
公安局局长和宋之研之间的微妙的审查关系，宋家和古家的女人们并不知道。
她们在紧张和不安中度日如年。白天，她们还是到医院去上班，晚上回到家里只能
流着眼泪，跪在地上迫切地向上帝祷告。在这样痛苦的日子里，所有的人都远离了
她们，没有一个人敢和她们这些外国大特务的家属讲一句话。她们的祷告也是苍白
无力的，日复一日，她们得不到丈夫的半点儿消息，好像连上帝也离开了她们。
宋之伊和古心梅怎么也想不通，萨家的人为什么要告发他们呢？两家人根本毫
无怨仇，上帝为什么许可这样不公平的事临到他们家里呢？
女人们在万般的痛苦中，找不出丈夫们被抓走的任何解释，只能想象是否得罪
了上帝呢？她们苦思冥想，搜索丈夫们和她们自身的罪恶，无论大小都在上帝面前
认了罪，求上帝赦免。连她们不知道的罪也全认了，求上帝赦免他们两家大人和小
孩的“隐而未现”的罪。
急迫的心情使她们受尽煎熬，在她们的想象中，丈夫们正和那些罪犯关在一起，
吃不饱，穿不暖。她们送去的衣服不知收到了没有，被子和食物全不让送，说是政
府把一切都安排得很好，叫她们放心，到问题审查清楚后就会放她们的丈夫回家。
这些看不见的许诺显然不能安慰她们的心。
虽然上帝说，不要恨你们的仇敌，要爱他们。宋之伊和古心梅还是对萨家充满
了痛恨，为什么这种坏人反而能为所欲为地害人呢？
她们祷告要上帝惩罚恶人，上帝根本不加理睬。她们一出门就看到萨宝臻在她
们面前耀武扬威，赛珍珠对她们万般嘲笑。
“上帝啊，你的公义在哪儿？！”
漫长的等待，使两个女人一下子苍老了好几岁。
她们不知道，从宋、古两家搜出来的文字材料全是外文的，要送到福州找专业
的外文翻译来翻成中文。其中宋之研的医学研究资料，还需要从事医学研究的专家
才能翻得出来，还有一些论文是用德语写的，当时的福州要找到精通德语的人还不
是那么容易的。至于古思南的那部分手稿就令人费神了，除了用德语写的以外，还
有用波兰文写的。这一部分真是没有人能看懂了，必须送到上海去翻译。
为了查明这个叫古思南的犹太人的真实身份，更是费了大劲。古思南不会用中
文写他的自传，只好要他用德语写，为此特地从福州请了一个德文翻译来，这个德
文翻译本人又不是个可靠的人。他原来是国民党军队的情报人员，抗日战争时专门
翻译德国方面的情报的，解放后是被派潜伏在大陆的特务，虽然他是投案自首、将
功赎罪的人，要这么个当过特务的人来翻译一个可能是特务的嫌疑犯的材料，实在
不是件让人放心的事。
这个案件因为语言方面的障碍被旷日持久地拖了下来。
正当宋、古两家的女人丧失了所有信心的时候，在一个深夜里，她们听到有人
在小声地敲东院的门。
两个女人吓得不敢开门。
敲门声坚定不移地继续着。
她们一面祷告，一面胆战心惊地开了门。
门外站着一对夫妇，好像是住在这个大院中的一家。
平时，宋、古两家看不惯那些肮脏粗野的穷苦人，出事之后总觉得大院里的人
们都看不起她们，更是抬不起头来看人。
那男人对她们说：“我是住在最前面的郑国标，这是我老婆，你们家的事，告
诉她吧。”说完，转身走了。
郑国标的妻子大大方方地进了东院，对两个惊慌失措的女人说：
“我们是粗人，不知道宋先生和古先生出了什么事。不过，人心是杆秤，好人、
坏人我们是看得出来的。萨家的人告了你们，我们原来以为他告的是真的。今天下
午，我听赛珍珠在码头上对她的干姐姐说，他们告的是假的，因为你们家封了门，
他们气不过，拿了几张国民党的传单到公安局告了你们。我正巧在她的干姐姐隔壁
帮忙洗衣服，听到了。我丈夫说，路见不平要拔刀相助。从前他是武馆的拳师，一
辈子喜欢打抱不平，我们一定要帮助你们。”
宋之伊和古心梅感动得泣不成声。
可是据这位半夜来的好心人自我介绍，她不过是个家庭妇女，她的丈夫在码头
上当搬运队的队长，这样的人怎么帮得上忙呢？
这位叫林依妹的女人胸有成竹，告诉她们一个秘密：她的丈夫郑国标是县公安
局局长姚世海的救命恩人。
在1949年准备解放台湾的时候，当时的侦察连连长姚世海带人到对面的敌占岛
侦察，被敌军发现，交起火来，我军的侦察员牺牲了好几个，姚世海也受了伤，那
天驾船掌舵的是郑国标，他和船上的渔民，拼着命把幸存的解放军运回来，快到岸
边的时候，船被国民党军舰开炮打翻，姚世海是受伤的人，加上北方人不会水，要
不是郑国标抱着他游水回来，生死就难料了。
林依妹说：“我丈夫从来不求人报答恩情，姚局长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