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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我们毕业的时候，中国电影需要很多一线的创作人员。
我之前曾经在北京教育学院当过4年的老师，什么都教。那会儿正是“文革”后期，教书也不是很规范，所以我连体育什么的都教过，也当过团委书记，干过行政工作。但是脑子里特别明确的一点是：上大学是唯一的出路。恢复高考了，我很激动，记得当时还跟单位闹得挺僵，因为要请假复习文化课。当时只让我报师范类的院校，因为我在教育学院教书，不能跨学科考，由于体育类和艺术类院校提前考，我就先报了电影学院，报的是理工科，记得当时的语文题就是《我站在金水桥上》。
没去上人大新闻系
当时说实话还真没有把握能考上。我又参加了统一高考，第一志愿报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二志愿报的是人大新闻系，结果复旦差了5分。在高考完的第三天我就接到电影学院录取通知书了，过了几天人大新闻系的录取通知书也到了，最后决定人大不去了，想干摄影。
我也是经过客观分析的，也动过脑子想考表演系或者导演系，那时候脑子也热。后来一琢磨要考表演系得长成王心刚或唐国强那样的，长相普通没希望；另外在很多人面前表演自己实在有心理障碍，这跟上课不一样。有学生对我说，“张老师，您现在几万人面前都敢讲话。”我说这是两码事儿。导演系因为也要考表演，还是算了吧。而考录音呢，我掂量了一下，我音乐不好。考摄影吧，我喜欢画画，但是考美术系当时自认为不行，看到招生简章中说摄影系要求会画画，考进来的很多人像顾长卫、侯咏、吕乐他们画画都很好。绘画和摄影是相通的，很多专用名词都一样。
扯“蒙太奇”的都没考上
记得去考试时心里也挺嘀咕的，因为总有看过一些书的人扯一些名词，像“蒙太奇”、“长镜头”，还有西方电影流派中一些重要电影人物，我当时扯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人家说口试就是问这些词，我挺害怕的，也临时找不着书看，后来一想随机应变吧。结果那些转名词的人，一试完了走一拨，二试完了又走一拨，到三试基本走光了。
78班里超过50％的人都是有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只有20％左右，老师不怎么考名词解释这些书本知识。你想那时“伤痕文学”已经有了，美术的新观念也有了，包括西方流派的东西，流行音乐和传统音乐的对峙等等，他希望考生你是对现在发言，谈你的观点和看法。那时候更多的就是看学生为人处世的方式，另外看你回答问题的时候是很机械地背书本，还是肚子里装着东西想要通过电影这种方式来表达。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不问你“一加一等于几”，而是问你“等于二到底有几种可能”。当时还不是应试教育的思维方式呢！
和张艺谋一起被抓补考
当摄影系的班长这事情比较杂，就是服务，那时没有领导的概念。当初刚进校门记得挺大的一个打击就是第一次物理测验时，我和张艺谋没及格，觉得比较郁闷，挺没面子的，我们俩年龄也比他们大嘛，后来使劲学也都考及格了。在班里我的学习不算特别好，大家各有所长，没有一边倒的。那时候我们也搞舞会，舞场里面四个大灯，我和艺谋就负责打灯，我们就宣布下面可能要关一会儿灯，灯慢慢熄了，就听见下面是特搞笑的亲吻的声音，其实肯定不少人在亲自己手背呢！我们那会儿不是都进城到小西天这边看电影吗？结果有一次没赶上班车，那也得回学校啊，后来就扒着人家垃圾车，站在车斗后面的杠上回来的，就感觉一路上那垃圾尘土一个劲儿往脸上扑。
毕业分配时大家都满怀热情，主要就是考虑怎么能更快地独立拍片子，当初是八一厂要我，可是不可能去了，已经确定留校了。因为上大学之前就当过四年老师，对学校的事情“门儿清”，每个环节该怎么做，挺快的就熟悉了。
教书这事总得有人干
我们现在各系的主任基本都是78班的，我一个，副院长是导演系的谢小晶，导演系主任田壮壮，摄影系主任穆德远，美术系主任王鸿海，录音系主任黄英侠，表演系主任陈
，研究生部孙欣，另外包括摄影系赵非、何青，美术系韩刚，表演系谢园，等等。我希望这些有实践经验及阅历的同学能够回学校给现在的学生们讲讲课。其实现在的孩子还是挺可爱的，他们有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学校应该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环境。我给的规定动作一定要做完，自选动作自由发挥。有危险的时候，这帮过来人能够坦诚地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能力，可能这件事情比较适合他干就是了。但很明确的一点是电影的各个行当都要有人干，电影教育同样需要人。要说是不是我比别人更适合干这件事情，其实也未必。我觉得我留在学校主要是对教书这件事情比较熟悉，也有可能是性格当中对教师的职业有所留恋。至于说到责任、良心、觉悟之类很高高在上的词，其实谈不上。在这个行当里时间长了，能看到在教学当中我们当年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不足是什么，现在我们在教学生时希望能够尽量避免这些不足，少留下遗憾。至少我们这帮人还不是特别老，还没有老到需要天天回忆往事，还都能想想新的事儿，去折腾折腾。
守家谈不上，就说在电影学院教书这事，总得有人干。现在我们这些人无外乎做两件事，拍一些片子，为电影市场做点事；再一个就是培养人，也为这个市场做点事。我琢磨培养一代人可能会比拍一两部片子更有意思。
中国电影百年史（下编：1977——2005）
“78班”之何群
当初的我们那么单纯
看他当时的照片中一脸“愤青”的模样，猜想应该是一个偏执、孤僻、狂暴的人，但有趣的是何群在“78班”中人缘很好，相反倒是个比较“合群”的人。
更有趣的是“78班”美术系中有很多同学后来都做了导演，何群、尹力、冯小宁、霍建起、韩刚、戚健等等，而且都非常出色。何群说虽然改行了，但是一到拍摄现场看到的最多的毛病还是美术方面的，如果可能，他还想做回美工师。
何群：当初的我们那么单纯
高考前的工作是修暖气
那时候比较坚持的一点是读书第一位，我那时22岁，在北京郊区的中阿友好人民公社机修厂当管道工，干了5年，主要就是修暖气，已经算是错过上学最黄金的年龄了。恢复高考好就好在让我们这帮人工作了这么长时间后又有了一次难得的上学读书的机会。那时候并不是以热爱什么为标准，就是觉得进学校读书就是进天堂。我琢磨自己有什么技能可以走进大学校门，当时我们这拨人的中文基础主要就是背毛主席诗词，数理化都很薄弱，只能考虑文科类。当时能够避开考数学的专业一个是体育类，一个是艺术类。
我的父母都是画画的，他们也教我，希望我能画画。我当时也考虑过要上体育学院，因为上中学的时候体育很不错，而且正经练过一段，1971年的时候还得过北京市中学生400米跑的冠军，所以也想过报北京体育师范学院，当个体育老师总可以吧。
我有反叛精神的善良
我看书看得挺早的，1969年的时候我就把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看了，还有《麦田里的守望者》，记得是社会科学院的“白皮书”。应该是在1969年左右就开始听“披头士”了。刚开始学画时就开始临摹毕加索、马蒂斯的画。在当时的情况下接触这些是一定会受到批判的，可是我看书的欲望特别强烈。
这种相对的自由与环境有很大关系。应该说在那个时候年轻人只有两种娱乐方式，文字娱乐就是玩命看书，视觉娱乐就是看电影，要说热爱，每个人都热爱电影，因为没别的可选择的。但是无论是电影还是美术，完全按照专业去做其实挺痛苦的，不可能全都满足，有很多技术的东西在里面。我现在想，如果当初不学电影而是学习别的东西或许和现在一样，干得好不好归根到底是性格问题而不是选择专业的问题，性格上是不是较劲，有没有要干就把它干好的劲头。
我是有反叛精神的善良，善良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骑在你头上欺负你，善良不能代表软弱。
五个系像一个大班级
印象中“文革”刚结束我看的第一部名片就是《魂断蓝桥》，我当时对人物命运的感叹和伤感印象特别深，实际上是还没有跨入电影这个大门时的最初的冲动。因为那是神秘的，你还没有走得那么近，是在外围，但我始终明确的一点是一个好电影一定是有故事的。记得入校后我观摩的第一部电影是前苏联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影片注重塑造人物，直到今天我都认为现实主义的东西是最有力量的。我感觉我们这帮同学里直到今天还很执著坚持自己的东西、还不被商业所同化的导演只有一个，就是田壮壮。就像练毛笔字，不写柳体，不写赵体，写很难写的非常不讨好的很拙的颜体，我欣赏也佩服这样的劲头和这种电影。
美术设计专业是以培养电影布景师为目标，绘景班的专业是布景绘制、天幕彩绘。受“文革”时样板戏的影响才设置了绘景这个班，两个班一共招了27个人。入学不久绘景班的同学写信给文化部教育司，请求把绘景改成美术设计专业。很快得到批复，美术系的两个班按同样的教学方案上课。
分配我们跟大片，韩小磊导演的《见习律师》，我跟的是那个组的美术，组里还有李少红、彭小莲，摄影系穆德远，还有赵劲和江海洋。当时我们各个系之间可熟了，感觉特别像一个大的班，因为拍电影本身就是以合作为基础，大家都知道，导、摄、美、录、表这五个系的同学今后肯定要一起合作的。
被放逐的伤感人生
分到广西厂真正改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