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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晓之后的颁奖典礼还有个“风雅”的名字——“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整个选举事件中，似乎只有这个名字提醒了我们当时的时代背景。“航空救国”自然要比“电影皇后加冕”来得光明正大，借着这样的名头，舞会上冠盖云集，既有吴铁城、潘公展这样的政界要人，也有杜月笙、虞洽卿这样的商界大佬，论规格不在后世任何一次选美之下。授予胡蝶的证书上，一篇授奖辞写得骈四骊六，内中更有“女士名标螭首，身占鳌头，倏如上界之仙，合受人间之颂”的词句，俨然已不只是在颁电影皇后，而是在颁电影仙后了。
胡蝶本人倒是十分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答谢之后演唱了一曲专为晚会创作的新歌，歌词中满是报国之情，“拼得鲜血染遍大地，为着民族争最后光明”，随后又手托礼帽现场募捐。不过据说当晚最后只募得了300余元大洋，也许到场的嘉宾终究还只是将这“皇后加冕礼”当作一项娱乐活动吧。
事实上，在东北的隆隆炮火中，中国人却在上世纪30年代得到了一个娱乐的高潮。中国影史上艺术成就最高的黑白电影大多在这次高潮中密集喷发，而且它们多数与抗战无关。面对后人可能的指责，也许他们可以这样为自己辩护：“只有在地狱里，人类才无法享受欢乐。”
口述影像：“电影皇后”颁奖现场
选举揭晓后，原来准备举行一次盛大的电影皇后加冕典礼，因胡蝶本人一再谦辞，因此就将加冕典礼取消，决定将这一庆祝活动和“航空救国游艺茶舞大会”结合在一起进行。
大会于3月28日下午2时在静安寺路大沪跳舞场举行。由于事关救国，大沪的经理免费出借会场并免费供应茶点。届时会场门口悬挂着“庆贺胡蝶女士当选电影皇后，航空救国游艺茶舞会”的横幅，场内摆满了各界赠送的大小花篮两百多只。还不到两点钟，门外车水马龙，门内人如潮涌，于是工部局派来了巡捕多名在会场门口维持秩序，救火会出动救火车一辆预防意外。各个名牌商店也纷纷送来礼物，一则表示祝贺，二则进行广告宣传，例如，福昌香烟公司将新出品的胡蝶牌香烟分赠来宾，中西大药房将明星花露水奉送大家，总统公司送来了“乖乖果”，冠生园食品店献上了巧克力糖……
由于胡蝶正患眼疾，所以5时才到会。5时以前，举行交谊舞并穿插游艺节目。当新诞生的电影皇后终于在场上出现时，会场上立即出现了一个高潮。
几位社会名流致完贺词之后，大会即将“电影皇后证书”当场授与胡蝶。
接着，由胡蝶演唱歌曲《最后一声》，这首歌的歌词是安娥特地为大会编写的：“亲爱的先生，感谢你殷勤，恕我心不宁，神不静，这是我最后一声。你对着这绿酒红灯，可想到东北怨鬼悲呜？莫待明朝国破恨永存，今宵红楼梦未惊！看四海沸腾，准备着冲锋陷敌阵，我再不能和你婆娑舞沉沦，再会吧，我的先生！我们得要战争，战争里解放我们，拼得鲜血染遍大地，为着民族争最后光明！”
半个世纪之后，胡蝶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当选影后之事曾经做过简要的记叙：
“1933年另一件有趣的事是选举电影皇后，这是因美国电影女明星玛丽·皮克福特得了第二届奥斯卡最佳女演员金像奖后，就有‘电影皇后’之誉。玛丽·皮克福特来沪访问后，《明星日报》也在每日报端附印选举票，把收到的选票放入特制的选举箱，并且郑重其事，当众开票，由于我的票数最多，就得了这个称号。几十年来这个像游戏之举的称号一直跟着我，这是观众对我的爱护，我却不敢妄自尊大。”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春蚕》剧照
1933年 《狂流》、《春蚕》
季节轮换，潮流左转
从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大时代”。电影的巨大影响力，吸引了原先将活动重心放在戏剧上的左翼文艺工作者跃跃欲试，而在新题材拓展上一筹莫展的电影公司也把与左翼文人合作看成了吸引观众的积极尝试。于是，在1932年，夏衍、钱杏屯、郑伯奇进入明星公司，1933年，明星推出了第一批“左翼电影”，其中《狂流》被称作“左翼电影”的第一声，而今天还能看到的《春蚕》则标志着这一类电影的成熟。
电影大历史：真正的电影在神坛背后
“左翼”这个词首先是一个关乎时间的概念。不同时代，具有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涵。2002年，是中国左翼电影70年，在铺天盖地的官样纪念文章中，“左翼”电影仍旧被封闭在意识形态的黑匣子当中，在这个黑匣子的盖子下面，夏衍、程步高这些名字总令人联想到中国电影与电影人在政治漩涡中的沉浮。
在各种不同版本的电影史论中，对左翼电影的描述汗牛充栋但几乎众口一词——开篇是“一二八”运动后反帝反封反资的宏大时代背景，中段是对左翼电影推动中国革命、教化劳苦大众、揭露反动派丑恶嘴脸的溢美之词，然后在结尾处加上“也有一些左翼电影过分强调电影的教化作用，流于口号和空泛，艺术性不强”，以体现论者的公正全面。
然而，为左翼电影设立的这个神圣的祭坛渲染了“左翼”一词最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面，却掩盖了它对中国电影的真正贡献。如今看来，那些隐身于意识形态内容中的机巧、实验和各种技术及理念的发展可能性令人无法不联想到十年后才诞生、却影响了世界电影发展走势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
夏衍写作《狂流》剧本时，糅入了导演此前赴武汉拍摄的水灾纪录片（一万多尺长胶片），并第一次将摄影机运动、剪接方法化入了剧本当中。而程步高在拍摄过程中则着重做了两件事，一是将纪录片镜头和正式拍摄的镜头做巧妙的衔接。二是娴熟地运用对比蒙太奇手法。在改编自茅盾同名小说的《春蚕》中，夏衍则追求一种非戏剧化的纪录风格，特意摒弃了剧烈的戏剧冲突，以近似纪录片的手法表现了蚕农修蚕台、糊蚕单、窝种、育蚕花等过程。导演程步高还受德国影片《日出》中一个跟镜头的启发，与摄影师王士珍首次灵活地拍出了跟摄镜头。
世界电影史学家萨杜尔在看完上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回顾展之后，曾惊叹地说：“中国30年代创作的某些优秀影片，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相类似，但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诞生早了十年。中国30年代电影可以说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先导。”
在上世纪50年代上海电影译制片厂译制的《偷自行车的人》的片头，有这样一段警句：“这是一部反映意大利穷苦的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的苦难生活的影片，控诉了意大利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凶残。”如今，作为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偷自行车的人》被无数文青珍藏。人们淡忘了“左翼”却记住了承载它的电影。
口述影像：夏衍回忆《狂流》的合作
作为“编剧顾问”，我们和导演们交换了意见之后，我觉得应该和可以帮助他们的，首先是根据他们已有的故事情节，给他们提一些意见，和写一个成文的提纲乃至分场的梗概。程步高的《狂流》，就是通过这种程序拍出来的，我听他讲预定的故事，记录下来，然后我们三个人（有时洪深也来参加）仔细研究，尽可能保留他们的情节和结构，给他写出一个有分场、有表演说明和字幕（当时还是无声的所谓“默片”）的“电影文学剧本”，经导演看后再听取他们的意见，作进一步的加工，最后在编剧会议上讨论通过或者重新修改。我和程步高最初合作的“剧本”如《狂流》等，都是这样定稿的。这样做有好多好处，首先是解除了刚认识不久的导演对我们的戒心，觉得我们尊重他们的原作，不强加于人，目的是为了提高电影的质量，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也可以“渗入”一点新意，他们不仅不觉得可怕，而且还认为拍这样的片子可以得到观众和影评人的赞许（当时的国产电影观众主要是青年学生、店员、职员和小资产阶级，所谓“高级华人”是不大看得起国产片而迷信美国片的）。这样，经过几部片子的合作，一方面，他们就很自然地成了我们的朋友，同时，我们这些外行人在合作中也逐渐学会了一些写电影剧本的技术。
中国电影百年史（上编：1905——1976）
1934年 《桃李劫》
春风桃李花开日
1934年，第一家专拍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司电通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当时，这家公司在两个方向上影响了中国电影。它是第一家完全由左翼影人主持的制片公司，在实际出品中也实践了左翼电影理论的主张。另一方面，“电通”的前身是制造有声电影设备的公司，在当时有声片、无声片并处的年代里，“电通”与当时别的电影公司不同，它的所有出品都是有声片。
电影大历史：“愤青电影”最早的声音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的电影能比中国更加擅长讲述苦难与愤懑，即便是“新现实主义”时期的意大利电影也闪烁着贫困之外的阳光与欢笑，而对中国电影而言，无论在哪个年代，生活的苦难与困境都是最重要的话题之一。这简直就是一种传统的迷恋。
电影《小武》，讲的是一个小人物在时代的夹缝中四处碰壁，虽然希望恪守自己的原则，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头破血流。有人说这是一种新锐的态度，也有人说这是一种愤怒青年式的电影，总之，它属于中国电影的一大异数，与传统和主流都搭不上关系。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评判标准来看的话，如此的“愤青”电影早在70年前便有，而开山鼻祖似乎就应当是被奉为左翼电影经典的《桃李劫》。
《桃李劫》的主人公陶建平、黎丽琳是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从学校毕业后他们便结为夫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