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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成化年间（1465—1487年），无锡人邵宝试图在此重建东林书院，没有成功，便在城南另外建立一个东林书院，王阳明还为此写了一篇《城南东林书院记》。杨时书院在城东弓河畔，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此旧址重建东林书院后，城南东林书院逐渐荒落，无人知晓。幸亏康熙《东林书院志》的编者严瑴写了《两东林辨》，人们才知道曾经有过一个城南东林书院。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验封司员外郎顾宪成，因议论“三王并封”以及会推阁员事宜，与内阁意见不合，被革职为民，回到家乡无锡，他的兄弟顾允成、朋友高攀龙也脱离官场回到无锡，与士子们一起讲求学问，有意复兴杨时的书院。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等得到常州知府、无锡知县的支持，修复杨时的祠堂，又由志同道合者募捐出资重建精舍，这就是以后名噪一时的东林书院，号称“东南讲学之盛遂甲天下”。
能够使上自公卿下至布衣“虚己悚神，执经以听”的东林书院的吸引力何在？它的宗旨又是什么呢？
按照顾宪成、高攀龙的解释，他们是想通过书院的讲学，继承儒家的正统学脉，纠正风靡一时的王阳明心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倾向，拨乱反正，回归程朱理学。顾宪成在他的文集《泾皋藏稿》中，多次谈到阳明学的流弊：“凭恃聪明，轻侮先圣，注脚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惮”，也就是说，对儒学经典的解读采取一种轻率、随意的态度。因此他为东林书院草拟的“院规”，明确提出，遵循朱熹白鹿洞书院的“学规”，要点就是“尊经”——尊重儒学经典，以“孔子表彰六经，程朱表彰四书”为榜样，意在纠正文人的不良学风——厌恶平淡，追求新奇，结果腹空而心高。他如此描述这种不良学风：“一则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结果孔子的一腔苦心，程朱的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从中不难看出，顾宪成创办东林书院的宗旨，在于正本清源，使士子们了解孔孟以来的儒学正统，不为异端邪说所迷惑。
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书院的讲义——“东林商语”、“东林论学语”，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书院的日常功课及议论焦点，并不在政治，而在学术。它的影响巨大的讲会，即每月一次的小会（十四日至十六日），每年一次的大会（春季或秋季），以往人们多误解为政治性集会，其实不然。
东林讲会到底议论些什么呢？“东林会约”有明确规定：“每会推一人为主，主说《四书》一章，此外有问则问，有商量则商量。”很显然，大家聚集在一起，研读《四书》中的一章，互相切磋，加深理解。顾宪成为他的弟弟顾允成所写的小传中说，每年一次大会，每月一次小会，顾允成进入讲堂，侃侃而谈，远必称孔子孟子，近必称周敦颐、程颐、程颢。如果有人发表“新奇险怪之说”，他立即脸色大变，坚决拒绝。
你看，轰动全国的东林讲会，根本不是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群情激昂地抨击朝政，而是书生气十足地研讨《四书》的经义，从孔孟一直谈到程朱。这种规矩，在顾宪成去世后，继续主持书院的高攀龙、吴觐华仍然坚持，在“东林会约”中再三强调：东林的教导原本出于程朱，以“穷理致知”为目的，对于儒学经典的研读必须经年累月，做到出口成章。
其中的缘由是容易理解的。顾宪成与高攀龙等人罢官下野，对于政治纷争久已厌倦，回归故里，以创办书院来寄托心志，只谈学问，不谈政治，似乎是他们发自内心的渴望。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十月二十一日，顾宪成接到皇帝的圣旨，任命他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希望他出山为朝廷再度效力。顾宪成立即写了辞呈，理由是他已经步入老年，“目昏眼花，老态尽见”，并且早已不问政治——“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恝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也就是说，进入深山密林，远离现实政治，是顾宪成追求的理想境界。他对政治已经不感兴趣，把自己看作一个“桃花源中人”。他在给挚友李三才的信中，真诚地吐露了这种心声，表示专心办好东林书院，优游于林间水下，不再过问政治，是他晚年的追求。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东林书院是他的“书生腐肠未断处”，与同志一起切磋学问，声誉渐旺，可以不虚此生了。一旦要我放弃，实在有所不忍。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现在是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寝，专注于诗书文字，“门以外黑白事寂置不问”，“应酬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间事”。
这是他真实心态的流露，与高攀龙所说“当今之世乃扰攘之秋，只可闭门潜修”，是默然契合的。高攀龙对他的老师赵南星说，他已经处在“入山闭关”的状态，既然是山中人，如果不一味静默就不能做学问，而且“世局如此，总无开口处，总无著心处，落得做个闲人”。
《国史十六讲》 第四部分朋党之争与文人社团（2）
顾、高二君子以如此精神状态主持东林书院，当然要把“莫谈国是”作为“院规”。确实，东林书院的院规中有“九损”——禁绝九种不良习气，明确告诫书院同仁不得“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这就意味着，不得评论政府官员及地方政治。吴觐华遵循这一既定方针，重申书院规则时，特别强调以下两条：其一是禁绝议论，“自今谈经论道之外，凡朝廷之上、郡邑之间是非得失，一切有闻不谈，有问不答，一味勤修讲学”；其二是，不得把社会上“是非曲直、嚣陵诟谇之言”带到东林讲会上，不得把外界的政治性文件——“飞书、揭帖、说单、诉辨之类”，带进东林书院大门。
凡此种种，都彰显东林书院为学问而学问，远离现实政治的标榜，没有停留于口头，而是付诸实践了。近人不加细察，却把它误解成为一个议论政治的讲坛、改革政治的团体。
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Hucker）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中说得好：“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美国学者费正清与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一书中论及东林书院时，写道：东林书院“以一场道德的改革运动重新确立儒家行为的传统准则”，“他们强调道德完善的极端重要性”。
所谓重整道德，广义地说，可以包括两个层次：在朝为官，整顿君臣的政治道德；在野为民，整顿士子的学术道德。东林书院关注的当然是后者，通过讲学来纠正弥漫于社会的王学流弊，正如华允谊《东林续志序》所说，由于王阳明学说深入人心，使得程朱理学的正脉处于边缘化状态，顾宪成、高攀龙创复书院，阐释儒学正脉，予以纠正。顾、高诸君子要拨乱反正，要救世，而救世的手段就是“相期于道德”，改变“任心而废学”、“任空而废行”的空疏学风。他们把这种以道德救世的思想在东林书院中具体化了。
东林书院那些谦谦君子们，以澄澈明净的心境来对待他们视为灵魂寄托的学问功夫，用一种近乎宗教般虔诚的态度来对待讲学。无怪乎吴觐华要说：“宗教者，奉泾阳（顾宪成）、启新（钱一本）、景逸（高攀龙）三先生之教，宗而主之也。”称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东林非党论
晚明政治史上的“东林党”，人们耳熟能详，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反问一句：东林究竟是不是一个“党”？是政党还是朋党？这并非故意耸人听闻，而是以现代历史学家的深邃目光追寻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上真的存在过一个“东林党”吗？
“党”这个字，在现今国人的话语体系中的含义，主要指“政党”。政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17世纪英国出现辉格党、托利党之前，并无政党。就中国而言，1894年出现兴中会之前，也无政党之可言。中国古代史籍中常见的“党”，是朋党之“党”，而非政党之“党”，例如东汉的“党锢之祸”，晚唐的“牛李党争”，北宋的“新党”、“旧党”，南宋的“伪学逆党”等，几乎无一例外是朋党或是被对立面诬陷为朋党的。“东林党”当然也是如此。汉字的特性往往一字多义，朋党之“党”，与政党之“党”，是同一个字。在英文中，政党之“党”是Parties；朋党之“党”是Factions；区分得一清二楚，决不至于把朋党误为政党。
《剑桥中国隋唐史》写到“牛李党争”时指出：“这种派别不论在当时或在后世历史记载中都被称为‘党’（Factions），但决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政党中的‘党’（Parties）”；“中国的政治理论通常都认为，如果准许在朝廷结成朋党（朋党乃是广泛的政治活动的必然结果），那么，人们所期待的能实现长治久安的道德和社会秩序便要可悲地受到损害”；“‘党’这个字表示道德败坏，它对指控者和被指控者都有威力，都可能遭到贬谪”。
毫无疑问，史籍中所说的“东林党”之“党”，是朋党而不是政党。黄仁宇在《剑桥中国明代史》第九章写到“东林书院和朋党之争”时，明确指出：“东林党不是这个用语的现代意义的政治党派。翻译为‘党派’的‘党’字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诸如‘派系’、‘宗派’或‘帮伙’一类的词。成员的身份没有固定的标准，开始时，‘党人’从他们的敌人得到这个称号。”这是对于史料有了精深理解之后的准确表达。
其实东林无所谓“党”，“党”是它的政敌强加的，东林诸君子并不自称为“东林党人”。道理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