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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黄祖炎他们一家人的下落你知道不知道？”
“他们可惨啦，小娃儿回到江西老家病死了，黄祖炎在山东军区工作时被日本特务暗杀了……”
刘秀梅、李光宇和赵玉英，延长城里的姐妹花，一同读书，一同参加毛泽东的红军，三人的命运却天壤之别。
刘秀梅告诉我，黄祖炎在皖南与赵玉英离婚，又与周洁结婚，生有一女二子，其中长子现在是中国空军的高级将领……赵玉英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流落上海街头，新中国之后，赵玉英的共产党员身份不被承认，只得做临时工……“文革”结束后，赵玉英到北京找刘秀梅、李光宇作证明，才恢复党籍，得到离休干部待遇。
黄祖炎遇害，我心里有准备，可是不甘心，又向江西革命烈士纪念堂查询，终于弄清楚了黄祖炎的情况。我陆续得到有关首长详细情况，明白了为什么在延安，毛泽东和他那么亲密的缘由。
黄祖炎，1908年生于江西省南康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担任中央苏区信（信丰）、康（南康）、雄（南雄）中心县委书记兼游击大队政委；1930年他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28纵队政委，率部参加了反“围剿”作战。
1933年黄祖炎被调到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任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同时兼任政府秘书科科长。当时毛泽东正受排挤，黄祖炎精心照顾主席的日常生活。1934年夏，毛泽东在江西于都县，患了疟疾，持续高烧，病情凶险。黄祖炎焦急万分，同警卫员陈昌奉、吴洁清日夜守护在毛泽东身旁。黄祖炎还连夜跑到几十公里外，请来傅连暲，给毛泽东治好了病。
1934年10月，黄祖炎被调到中央地方工作部工作，带病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由毛泽东提名，黄祖炎再度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秘书科长兼中央机关党总支副书记。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黄祖炎先后担任新四军二纵四师副政委、渤海军区副政委等职，参加指挥了多次战斗战役。1950年3月，黄祖炎任山东军区（后改为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在全国展开。山东军区下面的王聚民因为历史问题，认为在劫难逃，趁参加会议之机，蓄谋刺杀许世友等人，一求同归于尽。3月13日，山东军区文化部召开文化工作座谈会，许世友等领导未出席，仅黄祖炎到会讲话。会后，由济南曲艺界表演节目。王聚民在黑暗中开枪，黄祖炎不幸遇害。
黄祖炎遇害的消息由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迅速报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毛泽东闻讯后十分震惊，指示由罗荣桓、罗瑞卿、傅钟、杨奇清、肖华组成调查组赴济南调查；从3月18日至4 月19日，毛泽东连续三次就此事在有关报告上作出批示，此举是我党历史上罕见的。
黄祖炎的遇害仿佛是火上浇油，怒火烈焰之中镇反的铁拳如暴风骤雨，党的政治保卫工作从此更加严密。尽管如此，“文革”期间仍然发生了昆明军区司令员谭甫仁被枪杀的事件。在政治斗争激烈的年月，谭甫仁被害事件使恶性事故达到最高峰。
1952年10月，毛泽东第一次视察济南。26日下午，毛泽东听完视察活动的计划后，就问许世友：“世友同志，祖炎同志的墓地在什么地方啊？”
许世友回答：“在南郊的四里山。”
毛泽东说：“我要去祖炎的墓地看望一下。自1938年初延安一别，他去赣南接陈毅下山组建新四军，到如今已经14年了。没想到那一别竟是永别。”毛主席的语调悲怅起来。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在许世友陪同下，乘一辆轿车来到四里山前，他两人一前一后沿着野草丛生的曲折小路，缓缓地向上攀登。秋风吹过，满山青松枝叶摇摆，发出瑟瑟的声响，仿佛诉说着久别的思念。毛泽东对许世友说：“祖炎同志是个难得的人才，能文能武，而且为人忠诚，品质好，我很怀念他。他的牺牲我很震惊，为此事，我做过三次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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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炎首长一家的下落（2）
黄祖炎的墓为穹形圆顶，墓前立有石碑。毛泽东站在墓前，默默致哀，深鞠一躬。毛泽东俯下身，轻轻抚摸着墓碑和“黄祖炎”三个字，然后用低沉的语调说：“祖炎同志，我来看你了。”
毛泽东一生中曾出席张思德、任弼时等人的追悼会，而仅有一次亲临墓地凭吊，千百万的烈士只有我的首长享此殊荣啊！
原来，有关黄祖炎的一切情况被列为党的秘密，禁止公开宣传，所以《人民日报》刊发悼念傅连暲、邓洁等人的文章，而黄祖炎的事迹却鲜为人知。黄祖炎牺牲50年之后，他牺牲的情况才获准解密。六十多年之后，我才确切的知道黄志炎首长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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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父亲，解读父亲（1）
20世纪50年代，父母在湖南衡阳工作，无暇照顾我和妹妹，我在襁褓之中，就被寄养在北京平谷的姨妈家。那一年，南下的列车把我和妹妹撂在衡阳站的月台上，父亲拖着一架木排车前来接站，他抱起妹妹，用脸颊亲一下，把她放到木排车上；他又抱起我，用脸颊来亲。父亲抄起车把手，木排车轻轻地颠簸起来。通往湘江东岸苗圃住宅区的卵石街路上敷着泥浆，父亲弓着身腰，脚下踉跄，吃力地拉着木排车。阴沉的天空中细密的雨丝，红色的山丘，灰黑色的木棚屋，水沟里淌着近乎血色的流水，这是我第一次记忆父亲的景象。
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父亲时常叹息，他的口头禅是“真伤脑筋”。
1963年夏，父亲离开湖南衡阳奉调天津铁路工作，我也从平谷县来到天津，开始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家里几件新奇的物什让我久久把玩。一柄刻着U。S。A。字母的白铜剃须刀，旋转刀柄，刀架就灵巧的开合；我还常常披挂一只日本军用牛皮文件包，指手划脚地模仿电影里的日本鬼子……父亲许多珍贵的纪念品在飘忽东西的迁徙中流失了。
在天津的家属院，家里丢失的第一件物品是一只紫铜尿盆。夜晚入睡前，我去窗外的石凳下搬尿盆，才发现尿盆丢失了。转天，父亲带我去废品收购站，紫铜尿盆撂在地上。废品站职工说，是两个中学生卖的铜盆，建议父亲去派出所报案，她可以指认偷窃的男孩。父亲说，算了，派出所去抓他们，让邻居和学校都知道了不好。一是老百姓太穷了；二是学校也没有把他们教育好，不怪小孩子。
在上小学之前，我大概患了支气管炎之类的病，久咳不止，看了几次医生，没有任何效果。我吃了几次父亲配制的“食疗仙药”，咳嗽霍然而止。
每天清晨，父亲悄悄起床，把钥匙插入锁孔，拧动钥匙收缩锁舌，轻轻地关上房门，生怕碰锁的撞击声惊醒孩子们的睡梦。他冒着刺骨的寒风买回香喷喷的豆浆油条，再唤醒我们穿衣吃饭。
父亲聪明能干，记得小时候和他一起洗澡，莲蓬头的水忽冷忽热，我怎么也调整不好。父亲教我左手握住淋浴器的上水管，右手调节冷热水龙头，只要左手感觉水温合适，就不要再旋转管道阀门了。后来学习物理学的反馈原理，我才明白其中的道理。
读《人民日报》的时候，如果有好消息，父亲就高声阅读，脸上笑开了花儿，建立新中国就有他的一份力量啊！父亲忠心耿耿，如果他是县委书记，他一定是焦裕禄那样的人。
父亲也是一个幽默的人。一次，餐桌上有几只用勺匙挖净瓜瓤的西瓜壳，父亲随手拿起西瓜壳，扣在小妹的脑袋上，像钢盔一样的西瓜壳遮住她的眼睛。小妹摸索着双手在原地打转转，逗得全家人几乎笑破了肚皮。
每逢节假日，父亲除了拆洗被褥，安装烟囱，储存大白菜之外，常常围着炉火忙碌，烹制红烧肘子、狮子头、油侵鱼、清炖鸡、米粉肉、鱿鱼海带、清蒸腊肉、炒鳝鱼丝、拔丝红薯、豆豉辣椒、八宝饭、葱爆肉……那是和父亲在一起的幸福日子！
父亲劳累一生，劳动已经成为他生活的第一需要。晚年住院治病，还站到病房的窗台上擦玻璃，不慎失手，重重地摔到水泥地上，差一点儿一命呜呼。
“文革”开始后，父亲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熟悉的首长一个接一个垮台，国家政治舞台上演朝三暮四的闹剧，全国爆发血腥的武斗……噩耗一个接一个传来，父亲忧心忡忡。
人们的嫉妒在“文革”中可以肆意发泄了，一位小科员幸灾乐祸地嘲讽父亲：“武竞天倒台啦！这回看你还找他吧？！”父亲回到家里气愤地咒骂：“老子和武竞天在延安一起吃黑豆的时候，你们这些‘王八蛋’还揣着‘良民证’喊太君，当亡国奴呢！老子把你们解放出来，反而恩将仇报！”
1968年，徐特立老人在北京逝世，父亲神情悲戚，双眼噙满了泪水，口中一遍又一遍地念叨：“徐老去世了，徐老去世了！再也看不见徐老了！”。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心灵感受巨大的震撼。在此期间，造反派撬开父亲的写字台，掠去父亲的笔记本，笔记本里有徐老寓所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有党委书记介绍本单位的“敌情”记录，还有一帖治疗风湿性脊柱炎的中药秘方。父亲为徐老逝世而哭，亦为自己的不平际遇而哭。
父亲给“文革旗手”江青写信，希望得到她的救助，来家里玩耍的小伙伴使“造反派”获悉了这个消息。给江青写信，起到了“请出阎王，镇唬小鬼”的效果，是一种求生的智慧。
“文革”末期，父亲的一位同事的女儿自杀了。女孩子高中毕业下乡插队，横遭公社工作组的禁闭逼供，她以死求证清白。这位同事请求父亲帮助申冤，在那个年月，写申诉信就是向当地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