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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对梅毒的传染性和毒性印象深刻。
有一次讲课，一位牙医专门讲有关牙齿方面知识。他说，中国人的寿命平均只有三十多岁，贫穷和战争是造成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另外，不知道牙齿保健知识也是影响寿命的一个原因。牙齿不好，吃东西就要“囫囵吞枣”，食物太粗糙，增大胃肠负担，营养不能吸收，久而久之必然患病。牙病会成为口腔病灶，可能播散病原菌的感染到附近的组织或器官，也可能引起内脏器官的疾病，如引起肾炎、关节炎、心膜炎、眼疾和皮肤过敏等等等等。这位医生特别叮嘱，你们今天知道了牙齿的重要性，就要爱护牙齿，有条件了要饭后刷牙，一旦牙齿坏了，要随时修补，年纪老了一定要镶牙！他的话，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还有一位医生讲养生之道。他说，我家几代人，每天清晨空腹喝两杯淡盐水，可以怯病延年，我父亲活到99岁，身体健康，如果他不跌交，能活一百多岁。
寻找宝塔山旧居，令我大失所望，往日的窑洞面目全非，黄祖炎的旧居湮灭了。半山腰有一座日本工农学校的纪念碑，日本人有钱能够树碑立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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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60年前的同伴儿
来到延安，回忆起多年前的往事。
在桥儿沟，天主教堂前空空荡荡，一块孤零零的石碑。我掂起脚尖向山沟里眺望，就在这面黄土坡上，我们曾经读报学习、为贺龙捐款……
我还记得张苏的勤务员郭聪也为贺龙捐了款。郭聪聪明，有天生的表演才能，能够模仿中央首长讲话时的语调和神态。
那日，北门外的党校礼堂上演京剧，毛主席来了，有人起身给他让座；陈云来了，有人招呼“陈部长坐这里吧”；周恩来走进礼堂，有几个人站起来让座。这时有一个人把我身旁的郭聪拽起来“你来模仿一下周副主席的讲话吧！”
周恩来饶有兴趣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
郭聪笑嘻嘻地操起周恩来的腔调：“我叫郭聪啊。”逗得一圈人哈哈地笑。
周恩来拉住郭聪的手：“送你去‘鲁艺’学习演戏好不好？”
郭聪一板一眼的拿腔拿调：“我的首长不就没有人照顾了吗？”
周恩来说：“我们可以换其他同志接替你呀！”
郭聪说：“我不识字呀，记不住台词嘛！”
周恩来说：“不识字，慢慢地学呀！”
郭聪：“好嘛！等学会了识字，日本鬼子早就被我们打跑了嘛！”
周恩来终于忍俊不禁：“哈，你这个机灵鬼……”这时周恩来被人拽走了。郭聪又表演了毛主席、朱德和林彪的讲话。
不久，郭聪离开了北门外的中组部，不知去向。
想起了郭聪，也想起了四八死难烈士。
1946年4月8日，博古、王若飞、叶挺等13人乘美军飞机从重庆返回延安，飞机迷航，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坠毁。空难发生后，美军飞机频繁起降，从山西运回遇难者的遗体。博古的随员赵登俊同我一起长征到陕北，他先跟随傅连暲，后跟博古去重庆，成了一名“四八”死难烈士。
我站在赵登俊的墓碑前，沉思默想，本来你可以象我一样活到今天，享受八十年的阳光和空气，你早早的死去，我还活着，倘若当年我不进胜利食堂，也可能去跟随博古。那么我就在里面躺着，你现在还会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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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河两岸曾经的故事
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延河吗！以前宽阔的河滩被人工填高，构筑了陡直的混凝土防洪堤，河水已成涓涓细流，水面上漂浮着黑色的油污，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气。两岸河堤上的泄水口哗哗地流淌着污水。
当然，延河会发脾气，暴发山洪，河谷里轰鸣着惊心动魄的涛声。洪峰流过，房屋那么大小的卵石消失得无影无踪。1940年夏天，胜利食堂的伙伴拽我去玩水，他们不由分说硬是把我扔进延河。我喊了声救命，灌进几口浑水，半浮半沉地顺流漂去。史明他们才相信我不会游泳，急忙跳进延河，把我捞了上来。以后，贺龙、王盛荣做教练，我学会了游泳。
当年，延河两岸是人们谈情说爱、散步聊天的去处。我听知识分子们聊天，他们抱怨延安穷山恶水，一个人说上不了天了，另一个人说下不了海了，原来他们是制造飞机和舰船的技术人员。如今，中国不但拥有强大的空军海军，还有原子弹氢弹洲际弹道导弹，还有间谍卫星和宇宙飞船；而且中国的粮食煤炭钢铁的总产量世界第一，这些都有从延安走出去的知识分子的功劳。
在延河大桥上，我实地讲解当年驾驶吉普车三次涉渡延河的原因。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古城延安化作断壁残墙，街道上密密麻麻的弹坑阻绝了行人交通，吉普车离开东关机场，一渡延河绕过清凉山的石崖；二渡延河绕过河岸的卵石滩；再从王家坪三渡延河回到美军观察组。随行者多年的疑惑消除了，分清了历史与现实的差距。
我忽然想起在延河滩上的炸弹坑里救人的事儿……
延安北门至“边区司令部”之间的延河漫滩地上，散布三块巨大的水塘，那是日本空军重磅炸弹的杰作。秋日的一天，一位农妇在水塘边收割豆子，无意中带起的土坷拉滚落水坑中，从水塘里惊起一条五六斤重的草鱼。草鱼落在农妇的脚下，拼命扑腾。拾豆妇女大惧，一个趔趄，跌入水坑中。我和警卫战士看个满眼，急忙跑去救人，从水塘里把农妇捞了上来。积水弹坑的鱼儿最后被捉得一干二净。
如今，在延安吃鱼已不是新鲜事了。沿街的餐厅饭店琳琅满目的海鲜招牌高高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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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家岭窑洞依旧
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市的陪同人员又驱车直奔杨家岭。
在杨家岭沟口下了汽车，缓步前行。一群游人在导游的引导下，瞥一眼七大礼堂，到毛主席旧居里转转身，如蜻蜓点水。
七大礼堂还是旧时模样，门楣上“中央大礼堂”五个字虽说是康生手迹，仍保存完好。
导游小姐问我：“当年没有吊车，大礼堂拱顶的条石是怎么搬上去的？”我告诉她，随着石块墙壁逐步垒高，在墙外渐渐填起堆土，形成一面长长的斜坡，一块块千斤重的条石在滚木上沿着斜坡推上棚顶，互相镶嵌成礼堂的穹顶。然后运走墙外的黄土坡，露出中央大礼堂伟岸的身姿。
这幢由留苏建筑师杨作才设计监造的建筑物，在改革开放之前一直是延安最豪华的建筑。中央大礼堂侧厅是杨家岭全体干部整风的场所，康生、陈伯达唇枪舌箭，气势汹汹的在此逼人整人。追查张国焘冒领黄金一事仅仅是一段小插曲，因为涉及到黄金，我还记得清楚。
康生询问一个人（姓名忘记了）：“1938年，你和张国焘在一块工作，他逃跑之前从边区银行带走多少黄金？”
这人想一想：“可能有四五百两吧。”
康生又问：“那你为什么不想一想，张国焘要黄金干什么？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
那人辩解：“那谁晓得张国焘准备逃跑啊！”
有人提问：“为什么边区银行就给张国焘黄金呢？”
这个人解释：“他是边区政府主席呀，银行是政府办的呀，不听他的还听谁的？不要说张国焘要四五百两黄金，就是林（伯渠）老、罗迈他们随便写个条子，到银行提取千八百两黄金，银行也得乖乖给呀。”
有人评论：“看来张国焘提前准备好了，弄走几百两黄金做逃跑经费。”
此人讲得有道理，康生不好再追问了，只得作罢。
中央大礼堂对面山坡一条长长的斜坡路空无一人，坡路尽端是陈云旧居，双扇门一把铁锁，一块中组部捐款竖立的石碑说明延安时代中央组织部的驻地。
斜坡路“之”字形折上，中宣部图书馆旁是我和黄爱民的窑洞，探头向里张望，一位壮年汉子迎了出来，热情相邀：“到家了，进家里坐坐。”窑洞内一盘土炕，一些凌乱的家什，确实比延安时代的家富足了许多。
延安中宣部旧址无碑无字，其窑洞基本保存完好，从柯柏年、黄华的窑洞前走上去，是凯丰和赵毅敏的窑洞，徐（特立）老的窑洞却无处寻觅……当年开荒种地，欢度中秋，山上山下人来人往，何等的兴旺啊！如今山岭寂静，人迹稀疏。
杨家岭上的故人早早离去，撇下我孤身一人缅怀往事，不禁感慨万端。
离开杨家岭直奔枣园。
走入枣园，甬道左侧一幢别墅式样的平房没有挂说明牌牌，我一眼认出是陈云故居。1943年，我在枣园工作的小灶厨房只保留下一间，那棵我曾经浇灌的枣树被砍伐掉了。北面山坡脚下只剩下周西林和警卫战士居住的一排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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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人不知道美国南瓜的来历
在延安出版的革命旧址示意图上，未予标示美军观察组旧址，琢磨一下，也是，美国军人居住地怎么能算革命旧址？
我走出宾馆，沿街北行，一路高楼大厦，北门外的变化翻天覆地，多次向行人问路，无人知晓美军观察组的旧址。
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是红色中国走上国际外交舞台的开端，标志这美国官方承认中共的合法存在，直至发展到美国邀请中共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参与联合国的创建。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受到盛情款待，党的领导人亲临驻地慰问。延安各单位传达文件进行“外事教育”，预防琐碎小事怠慢了美国盟友。我作为一名中方管理员，参与美军观察组的基建施工。随后又接受美国人的训练，学习驾驶吉普车，替代美国人往返北门外与东关机场，接送飞行员，运输物资。观察组的几辆吉普车是稀罕物，汽车驶过，惹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