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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番茄黄豆罐头酸甜可口，很多年以后，我还常常油煸番茄酱、加盐加糖加白醋，模仿美国番茄黄豆的口味，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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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的首批“外交官”（2）
“四八”空难后，我发现观察组里的中国人都有一只银白色金属茶缸，原来他们取了飞机残骸的铝皮，请新市场的白铁匠打制的。我对赵管理员说：“你帮我做一个茶缸，需要多少手工钱，我给多少。”
赵管理员：“要什么钱呀，多给白铁匠两块铝皮就行啦！”大约一月余，赵管理员送来一只大茶缸：“这个盖子最费事了，光它就做了两天。”铝茶缸雪白锃亮，泛着蛋青色的光泽，跌落地面上，蹦蹦跳跳富有弹性。这只铝杯，在我南下武汉时，被“战友”掩藏，收走了。
1945年1月21日，观察组惠特尔西上尉赴山西考察八路军，在太行山被日本鬼子杀死了。朱德总司令亲临观察组慰问，亲自题写了一块匾，将我们使用的餐厅命名为“惠特尔西纪念堂”。此时，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官方，以及八路军（共军）与美军的友谊达到了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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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技工训练我驾驶吉普车
美国吉普车是二战中的宠物。1942年刚刚投入批量生产的吉普车，只两年多的时间，盟军部队普遍装备了吉普车。吉普车结构简单，坚固耐用，采用四轮驱动，马力比同样大小的汽车大了一倍，因此行驶速度高，牵引性能优良，爬坡能力强。美军吉普车在延安，同样发挥出神奇般的作用。美军观察组抵延安不久，运输机降落在延安机场，四辆崭新的草绿色的吉普车从飞机肚子里钻出来。观察组无专职司机，有时包瑞德上校也要驾驶吉普车去机场。
美军观察组的基建完工后，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就天天泡在发电机房，帮助美军技工擦机器，摇飞轮手柄，给吉普车加注黄油，很快与美军技工成了好朋友。技工能说半了咯叽的中国话，他指着柴油发电机向我介绍：“狗头，发电机”。我一直不知道“狗头”是发电机的品牌，或是绰号。“狗头”启动困难，有时要请警卫班的战士来帮忙，大家轮番摇动飞轮手柄，个个气喘吁吁的，柴油机才不紧不慢地冒出黑烟，转动起来。
有一天，我和技工围着“狗头”发电机忙碌，包瑞德上校从外面走进来，拍拍技师的后背，说了句英语。技师站起身，平摊沾满油污的双手，意思是他太忙了，不能去开车。上校不时用手掌轻轻拍打自己的光亮的脑袋，低着头听技师讲话。技工指一指我，又说了一通英语。后来包瑞德抬起头望着我，嘴里不停地说OK，OK！
第二天，翻译把我和气象台的小徐还有警卫班的两名战士召集到一块。翻译说，现在美国人有四辆吉普车，没有专职司机，他们的那个技工要搞发电机，又要搞电灯线路，还要搞保养汽车，忙不过来。他们请求我们替他们开汽车。从此，我在美军技工的训练下，开始学习汽车驾驶技术。
在观察组的院子里，技工坐在吉普车上逐一讲解吉普车的操作机件和操作要领，翻译在一旁给我们翻译。经过几天的“理论学习”，我们去东关机场开始操练吉普车。为了安全，技工拆卸下汽车的挡风玻璃。我第一个坐上吉普车，拧开电门，左脚踩开离合器，右脚踩“油门”，缓松离合器，吉普车呜呜地叫唤，车身颤抖起来。技工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大声喊着，翻译在身后提醒我操作要领，吉普车慢慢地动起来。技工高兴地竖起大拇指。我把变速杆挂到高速挡，同时狠狠踩住油门，吉普车飞速狂奔。只听耳边风声呼呼作响，转眼间，掠过桥儿沟，接近飞机场跑道的尽头。我想该转回去，松开油门，向左转动方向盘。没料到方向盘转动的太急了，车速又快。吉普车右侧两个轮子离开地面，忽地一下，来了个九十度的侧翻，横躺在飞机跑道上。我和技工，翻译被甩出车外，我们连滚带爬地站起身，互相望着满身满脸黄土的狼狈相，都哈哈大笑起来。
翻译和技工一问一答说了几句英语，然后对我说：“他说不怪你，没跟你讲要慢慢地打方向盘。我问他，你坐在一边也不帮小李一下。他说，刚才那个场面他也懵了”。大家跑过来，七手八脚地把吉普车翻身摆正。技工又仔细讲了转动方向盘的要领，让每个人都上车练了几圈。我们天天驾车去飞机场，只几天的工夫，大家都能熟练的驾驭吉普车了。技工让我们从延河滩捡了许多石块，他用皮尺量了距离，摆好各种路障，让我们从石头阵中穿行。技师常常在前面开车兜圈子，“中国学生”追上“美国老师”很难，但是我们还是竭尽全力去追赶。
很快，我们四个人都可以单独驾车，代替美国人去机场接飞机。不久，运输机又运来两部中吉普。不出车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在技工的指导下，围着吉普车压黄油，换轮胎，给电瓶充电，用齿轮泵加注汽油。当整备好汽车后，技工常常拿出照相机给我们拍照。他送我的十几张照片，可惜在东北的围场县遭遇土匪，全部销毁了。我们四个人也有合影照片，也不知道另外三个伙计还活着？他们手中的照片还在不在？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美军观察组撤离延安，留下的吉普车，后来被毛主席、周恩来转战陕北时用上了。
也不知道我的那位“美国教练”现在怎样了，要能够和他一起翻阅延安的旧照片，该多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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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1）
盘尼西林、好莱坞电影和赫尔利将军分别代表着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六十年前，随着美军观察组的到来，美国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在延安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美军观察组的少校军医离开延安后，马海德医生负责美军观察组的医疗工作，他每周至少来一二次，给中美双方的人员看病。大餐厅就是马海德医生的临时疹室。一次，在我们管理员办公室，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中五个小玻璃瓶放入医疗箱，兴奋地说，这回可解决大问题了。我问是什么宝贝，他说，是美军给的盘尼西林。
一个星期天，我闲逛到近邻的中组部，碰见王盛荣：“正好，正好！小李，你在美军观察组工作啊！你找找他们美国人，给我要一种药，好不好？”
我说：“那还不好办。”
王盛荣说：“小李，你等一下，我找一个人，写个条子。”匆匆离去复匆匆归来。
美军技师看了我带去的英文字条，点点头，转身就走。片刻，拿回十片白色的药饼饼。他用中国话问我：“少不？少不？”
“不少，不少，谢谢你了。”
美军技师拍一拍我的手，拍一拍我的肚子，又拍一拍自己的胸脯，表示再需要药片尽管找他。
王盛荣得了药片，高兴地手舞足蹈：“小李，你可帮了大忙了！”延安时代，几乎人人营养不良，体质虚弱，普通的腹泻、痢疾就能要了人命。几粒消炎药可以挽救一条生命，十分珍贵。
我几次遇见王茜和江青在观察组的柳树林子里跟美国人跳舞，王茜的英文极好，江青可以借助她与美国人交谈，顺便讨要一些西药。有时毛岸英也来凑热闹。
美军观察组成为延安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中宣部的董纯才、柯柏年隔三差五来观察组搜集英文报刊杂志。我见他们吃力地怀抱大叠的书报，要用吉普车送他们回家，只有董纯才让我送过一回。
观察组的餐厅亦兼电影放映厅。银幕上放映的好莱坞故事片，豪华的别墅飞奔的汽车令人耳目一新；半裸的美女和男人女人的亲吻令人瞠目结舌……这些光怪陆离的画面和延安的艰苦环境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低声嘟囔着，这都是些啥玩意儿！低级趣味！纷纷离开餐厅，丢下困惑的美国人自己看。后来，美国人似乎醒悟其中缘由，改为放映战争新闻纪录片，阿留申群岛之战、关岛登陆战、北非战场、诺曼底登陆战等等。成群的飞机、军舰、坦克、大炮在银幕上打得天昏地暗。我们又有了看电影的兴趣。观看“珍珠港事件”纪录片的时候，美国人用中国话说：“这就是日本人轰炸的后果！”。
翻译叮嘱我们，看电影时，愿看就看，不愿看就走，但是观影时不要笑，不要哭，也不要鼓掌。可是观察组附近几个学校的学员不知道这个规矩，他们看到银幕上一群群士兵，在猛烈的炮火下纷纷阵亡时，分不清敌友，只要看到死人就很高兴，兴奋地鼓掌欢笑。后来，有一位美军军官常常站在观察组的大门口，拦住外单位人问：你来干啥？对方回答：看电影呗！那位军官摇头说，今天没有电影。这些影迷们只好走了。
美军翻译有时也给我们做电影同声翻译，这是什么地方，进行什么战役。我记得，有一个记录影片连续演了三夜，美军太平洋部队进攻日军的一个总司令部，十几栋花岗岩堆垒的二层小楼异常坚固，日军拼命抵抗，美军伤亡惨重。
1944年10月的一天，很久没有来的鬼子轰炸机专门来轰炸美军观察组。清凉山上响起防空警报，大家都躲进窑洞。炸弹在观察组周围猛烈爆炸，声波和气浪震动窑洞的门窗。窑洞顶坡的黄土唰唰地流落下来。
日军轰炸机投弹的准确性比起1938年11月第一次空袭延安时差了许多。观察组院子里的气象观测楼，仓库，餐厅和吉普车都未中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