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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员提问，老师，德国是不是一个侵略成性的国家？
“按列宁的理论，德国发展到了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必然要发动战争。德国人讲‘日耳曼人种优越’也是一种侵略理论，也是反映德国文化的优越。我比你强，我就强迫你，不但要掠夺资源，还要改造整个欧洲的人种和文化……”
老师讲苏联周边国家的立陶宛、爱沙尼亚……1949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些国家并入苏联版图，心里想这不是侵略吞并吗，可是不敢说出来。
老师针对一些人的厌学情绪，多次鼓动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党中央领导考虑的深远啊，我们国家迟早要解放，新生的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要派驻大使，需要很多很多的外交人才。现在组织上就考虑提前培养一批懂外交的人员，将来去外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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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中宣部行政管理员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如果日本和德国相互勾结，向苏联发动进攻，东西两面受敌的苏联将面临残酷的战争。中共中央估计，蒋介石可能乘机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2年春，国民党加紧封锁包围陕甘宁边区，边区周围集中了四十五万军队，准备随时进攻延安。延安不得不采取防范措施：建立陕甘宁和晋西北地区的联防司令部；训练民兵和自卫军；疏散边区各机关的人员。中组部派人通知我，暂时停止学习，去杨家岭中宣部当行政管理员。
我到中宣部与孟管理员办理交接手续，老孟是一名火车司机，他离开延安去了张家口。整个延安充满了战备气氛，中宣部各部门的同志抱来一摞摞文件，投入大水缸，我和凯丰的警卫员李满千手持木棍，反复搅拌，把纸张捣成纸浆，再攥成一只只大纸球，摆放在窑洞的窗台上晾干晒，晒干的纸球又送回造纸厂。
我和吴永忠、黄爱民三个人住一孔窑洞，隔壁两间窑洞是图书馆，书架上一排排地摆满书籍。图书馆的侧面一排窑洞住董纯才、柯柏年、黄华，他们几个人都吃中灶。后来，杨家岭的窑洞紧张，我和图书管理员吴永忠就睡在图书馆里。吴永忠顺手抽出一册图书，说：“这是整个延安唯一的《康熙字典》，毛主席的宝贝……”
中宣部秘书黄爱民，三十多岁，长相有刘锡五的模样。他交给我一份中宣部人员名册和一本银行存折，向我交代日常工作。黄爱民有大知识分子的派头，不爱理睬下面的勤务员、马夫和警卫。听别人说，他带着老婆到了陕北，老婆却跟他离婚了，又跟别人结婚了，所以情绪不高。1949年以后，我坚持订阅《人民日报》，一直留意黄爱民的消息，可是他无声无息，从来没有在报纸上露面。
黄爱民整日坐在窑洞里抄抄写写，凯丰、徐老他们都来找他，讨论个问题，写个材料什么的。黄爱民的脚面特别高，穿不进供给的布鞋。他跟我说，小时候，家里管教严格，整天跪在椅子上写字，脚丫子变形了。
中宣部一个月的办公经费九千元边币，我去新市场人民银行取了钱，比较几家商店物品质量和价钱，买下卷烟、稿纸、笔记本、铅笔、毛笔和红蓝铅笔。购买纸烟用去大部分开支。黄爱民负责记帐，我把购货发票粘贴好，锁进抽屉。
中宣部实行共产主义的模式，完全是按需分配，吸纸烟者配给卷烟，不吸烟者没有卷烟。凯丰烟瘾很大，每月发给他三条纸烟，陶希晋、董纯才等人每月一条纸烟。
有一次在边区银行取款，银行出纳看错了纸币的面值，多给很多钱。我回到中宣部才发现，又跑回新市场，把钱退还给银行。以后，我个人的几十元钱存入边区银行，银行对我特殊照顾，专门约定，我若不取款，每月的活期利息按定期利息计算。
中宣部的行政经费，每月需报送一个预算计划。月初陶希晋、黄爱民和我三个人凑在一起，商议中宣部的各项开支，买纸烟需要多少钱，买笔记本需要多少钱，买稿纸需要多少钱，买笤帚……我用铅笔头一一记下。如果预算超标，需要申请追加经费，本来相差三千元，只要求追加两千元，不会搞“大高帽子”。
陶希晋指点我：“如果柯柏年、黄华他们找你要笔记本，你必须让他们把旧本子拿出来，你一页一页翻翻，是不是上面全部写满了字，如果没有用完，让他们先用，这样压他们一日两日，一月两月的，本来一年要用五个本子，可能四个本子就够用了。”
我在月初把预算计划交给办公厅的行政处，每月十日之前，行政处就通知我：你们中宣部的那个预算送到银行，银行答应给钱，你可以去用款子了。到了月底，中央办公厅行政处长张子良召集杨家岭各机关的管理员，开一次碰头会，老老少少十几个人吵吵嚷嚷地向张子良抱怨经费不够用，要求从行政处领一些笔墨纸张。这时，张子良就表扬我：“你们各个单位，凡是经费不够花的，都要向中宣部李管理员学习，他一年也不找我要一回东西。”
我的一摊工作很简单，保证笔墨纸张和香烟的供应就行，闲散无事四处聊天玩耍。黄华对我说：“李管理员，你真闲逸，我每天教你一个英语字，将来一定会有大用处。”
我说：“中国字还没学好呢，还学外国字。算了吧！”
黄华说：“你呀，将来甭后悔！”
我说：“有啥后悔的，有衣穿有饭吃，还要费那些脑筋干啥。”
延安交际处的管理员俄语相当好，他说：“我教你学习俄语吧，将来到了东北，遇见苏联的大姑娘、小媳妇，跟她们说几句话，不要让她们小瞧咱们是‘老土’。”我跟他学了几句“列巴，哈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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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徐特立老人开荒
徐特立，毛主席在湖南长沙师范读书的老师。他43岁时赴法勤工俭学，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参加长征的最年长者。1941年，徐特立60岁，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延安军民尊称他为徐老。
1942年初春，中宣部除病号外，共有三十多人在徐老的带领下，开荒种土豆和谷子。杨家岭的中组部、中宣部、办公厅、妇联、警卫连、保卫部都在杨家岭左右的山上开荒，中宣部种土豆的地方是杨家岭后山，山上有一座学校，二十几间窑洞，住了一群文人。这个学校驮水的毛驴天天穿过杨家岭山沟，去延河取水。我们开荒时，喝的开水就是由他们供应。学校管理员名叫刘山，日本投降后，我和刘山又在承德相遇。
开荒的日子，大家肩扛五斤半的大钁头，顶着星星上山，迎着月亮回营。我们几个年轻人劝徐老：“徐老，您这么大年纪也来开荒！快回去吧，我们一人多刨一钁头，就把您那份儿捎出来了。”
徐老不愿意：“开玩笑哟，毛主席那么多的事情还去开荒，我怎么不能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来来，和你们小伙子赛一赛。”
大家站成一条散兵线的架势，一字排开，每人挖六钁头宽的一条荒坡地，从山脚向山顶推进。徐老紧挨着我，他说：“小李，我们俩比赛呀，看谁挖得好，挖得块，挖得多！”一声呐喊，同志们奋臂挥锄，暗暗使劲，都要争第一。徐老挥动着钁头一起一落，不慌不忙。我偷偷向徐老那边挤过去两钁头，徐老发现了，喊了起来：“你不要侵占我的根据地！”我不理他，一个劲地向前挖。到了山顶，回头看徐老还没挖到半山腰儿，我返回身来接应徐老。中宣部当时只有我和徐老的警卫员小秦等几个年轻人，其余像陶希晋、董纯才、柯柏年等人，都三十多岁了。
我替徐老扛着钁头，一起走上山顶。大家都坐在地上，喝着食堂送来的开水。徐老说：“老头儿是不行了，还是小伙子们呀！”大家都喊：“徐老喝水，徐老喝水！”徐老接过水碗递给我说：“让小李先喝，这小伙子真能干，我挖一锄，锄头就举不起来，落地也没劲了！”徐老总是管钁头叫做锄头。
吃中午饭时，杨家岭食堂送来两担馒头，一担绿豆二米粥，一担碗筷和咸萝卜。食堂管理员说：“今天的馒头管够！”
徐老端着饭碗凑到我跟前：“小伙子，能干就能吃呀！我今天看你能吃多少馒头！”
我说：“甭看，要不吓你一跳！”。我喝了两碗二米粥，吃了一个咸萝卜和十二个馒头，还把徐老掰下的半个馒头也吃了。
徐老瞪起眼睛，吃惊地直摇头：“小李不得了哇，毛主席都让你给吃穷了！你这一顿饭，我得吃半个月！”
荒地用镢头翻了一遍，黄土松软。我拖着一柄锄头，当作铧犁，一步一步拉出一条条垄沟。徐老、陶希晋、柯柏年、黄华等人，用手扒个土窝窝，种下土豆芽苗。我独自坐到陡坡边喘气，手掌撑向黄土地，按倒一棵小草，原来是一株甘草。我扒开甘草周围的黄土，露出一条粗粗的根茎，好家伙！真粗！像小娃儿的胳膊一样。甘草贴着土崖向下扎去。我用锄劈剥土崖的黄土，循着甘草一节一节地向下刨，黄土似流水哗哗地飞落。刨到土崖下面，该挖掘甘草根茎四周的黄土了，太费力气，干脆砍断它！我把三丈多长的甘草盘绕成一盘，斜套肩头，踏着崖壁上的脚窝，攀上崖顶。中宣部的几个文人七嘴八舌批评我：
“小李呀，以后可不能这样搞了，水土流失啊！”
“你看这段黄土都垮下去了，耕地又减少了一段！”
“这些黄土都要流到延河里，流到黄河里……”
我把肩上的甘草往地上一丢，拧着脖子，不理睬他们。满山的土，遍地的河，哼！水土流失，流个鬼哟，瞎咋呼个啥子嘛！大家议论了一阵子，见我不吭声，又去种土豆了。
我把甘草晾干后，送到新市场药铺，问他们收购不收购。药铺掌柜说，本来我们药店不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