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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陕保卫局驻地设在旧县府衙门，紧临通江城东门，三面高高的围墙护卫，另一面是更加高耸的城墙。保卫局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简称，是党和红军负责安全保卫的专门机构。
在川陕保卫局我经历了“肃反”。“肃反”是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简称。当时，“肃反”的主要理由是清肃共产党和红军中的反革命组织“AB团”。对于“AB团”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我们也不太清楚。
检察科只有四名年龄相仿的“娃娃检察员”。我们除了开会时举个手之外，整日无所事事，打打杂而已。检察科长是江西人，40岁左右，脸色阴沉，整天不笑，令人畏惧。他一个人负责接收“犯人”，指挥警卫战士关押“犯人”和执行死刑命令。牢房的钥匙也由他一人保管。
几乎天天都有从各地押解来的“犯人”，监狱里塞得满满的。保卫局每隔十天八天，处决一批人。每批死囚至少五六人。
长征结束后，延安清算张国焘的罪行，没有涉及保卫局杀人的责任问题。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肃反”的内幕渐开，我心中疑团才消除。张国焘假借“肃反”之名，清除异己，许多优秀干部和红军将领惨遭杀害，比如邝继勋、余笃山、舒玉璋、张逸民、刘杞、吴展和曾中生等人。
川陕保卫局的“肃反”并不受战场形势的影响。一天，我呆在“衙门口”观望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只见两位持枪的红军战士押解一位红军首长模样的人缓步走进保卫局大门。我一看也紧随其后跟进来。
检察科长命令我：“你把他的手枪缴下。”随即，那个人被押入单身牢房。这位红军首长大约处于审查阶段，还享受优待的“待遇”，我每天给他送三餐饭，伙食标准跟川陕保卫局的人员一样，大米饭有肉有菜。他四十来岁，中上身材，说话和蔼可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听不出他是哪个地方的人。牢房的后墙上高高地开一扇小窗户，牢房里只有一张陈旧的木床。牢房门外有一哨兵站岗。尽管关进牢房，他还挺乐观，整天地又能吃又能笑，把我送去的饭菜吃得一干二净。
有时他也和我扯几句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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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陕保卫局（2）
他问我：“小李在家念了几年书啦？”
我说：“我没念过书。”
他又问：“你怎么不念书呢？”
我说：“我家穷，念不起书。”
他说：“那好，念不起书好！不识字更好！”
我忍不住对他说：“我参加红军了，才认识了一些字。”
他说：“对别人可甭说认识字呀！有人问你，就说不认识。”
我还不理解：“红军教我识字，我们营部那位文书教得可好了。”
他说：“小同志啊，你不懂呀，现在千万不能对别人说认识字啊！你说了实话，有人就怀疑你念过书，家里一定有钱财，不是地主就是资本家，都是我们革命的对象……砍掉你这个小脑壳。”说着，他用手掌在我脖颈上抹了一掌。
听了这位红军首长的一番话，联想先前部队文书失踪和保卫局深夜杀人的事，一股凉气从我心底沉到脚板心。读书识字有掉脑袋危险的观念牢牢地在我心里扎了根。我似乎理解了营部文书被保卫局抓走的原因。我感激红军首长的指点，就问他，为什么住牢房。他说，我是一个县委书记，工作没有做好，让保卫局抓起来了。
这位县委书记关进牢房一个多月，我俩渐渐亲密。他对我要求：“小李，你到那儿给我找个高凳行不行？”我也没有多想，就搬来一只高脚木凳。第二天早晨，我去送早饭，牢门紧闭不开，我留了一个心眼儿，没有声张，跑到一边玩去了。转天，牢房门还推不开，我呼喊几声，没有应答，急忙跑去把检察科长找来，大家把牢门撞开，牢房里空荡无人，那只高脚凳子叠架在木床上，后墙的窗户敞开着。
川陕保卫局对那次“逃亡事件”追查了几天，好像有我许多责任，但没有处分我。听他们几个人议论：
“小娃子不懂事，想不到帮人逃跑，算了吧。”
“苦大仇深的孩子，还能杀了他？”
“不让他在保卫局呆着就得啦。”
不久，我和十几名“少年红军”调离通江，去王坪的红四方面军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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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总医院（1）
从通江去王坪，十几名“小红军”与我同行，川陕保卫局的一名干部带队，关照我们吃宿。红军总医院隐蔽在巴山腹地“世外桃源”，还有十几处分院散布在周围的大山里。
医院政治部张琴秋主任对负责分配的政治干事说：“这几位小同志，你看哪里需要人手，可以调他们去帮助工作，给我留一个小同志。”她用手向我一指，“我就要这个小同志吧！”。
红军医院总部设在一个小山湾的平坝，一处马蹄形的院落，院落前一条蜿蜒的山路，通向附近稍小的民居宅院。马蹄形宅居二十多间房屋，张琴秋的办公室和寝室在“马蹄形”的左端，我睡在右端的房子里，与张琴秋隔天井相望。正房中堂的条案上摆放几块祖宗供牌，其余房间住满了红军伤病员。张琴秋经常在警卫员陪同下，翻山越岭巡视各个分院，留下我一个人看守她的办公室。我也参加医院的护士训练班，学习清洗、换药、包扎、辨认中草药和护理伤病员。
当时，一般的疾病主要靠中药治疗。有伤病员发作腹痛，浑身大汗，呼天抢地是叫唤。老中医让护士赶紧研磨墨汁，又找来一颗步枪子弹，拔去弹头，把弹壳里的火药倒进墨汁，马上给病人灌服。一会儿，闹病的伤员就从竹床上爬起来，抹一把脸上的冷汗，咧嘴一笑，好了，肚子不痛了。
红军总医院里二百多名十多岁的小护士，身穿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以瘦小的身躯，每天承担繁重的医护任务，为伤病员打水打饭，洗衣擦澡，采药制药，运柴运粮。医院里唯一的白颜色是晾晒在竹竿上的白纱布。纱布条上的血痕斑斑点点。
为了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缺乏的困难，红军总医院通过几种渠道开辟来源。一部分依靠白区地下党组织购买，秘密地运进根据地，但由于敌人封锁严密，交通阻塞，数量较少；另一部分药品和器械要依靠红军在战场上的缴获，但数量也是较少；主要的来源是靠总医院医务人员自力更生，试制急需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最初，麻药奇缺，给伤员开刀时，几乎没有麻药，只能凭伤员的忍耐来强行实施手术，后来用白酒和漂白粉混合通过蒸馏制成一种麻醉剂，效果较好。红军总医院还用大烟土为原料，制成镇痛片、“救急水”等药品。医院不仅缺乏药品和医疗器械，就连一般用的卫生用具也没有，没有尿壶，医务人员就用大楠竹筒做成“夜壶”，给伤病员当尿壶。每天早晨护士们把伤病员用过的楠竹筒抱出去倒掉，再冲洗干净。
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医疗条件简陋，缺乏医术熟练的外科医生和化验仪器药品，无法用输液输血的方法抢救失血过多的危重伤员。张琴秋和医院其他领导动员乡村山间的老中医来医院治病救人。
在红军医院，我染上了天花。患病之初，不想吃饭，不想喝水，只想困觉，慢慢地觉得眼睛看不清东西，口发干，耳朵也听不清声音。我强打精神，坚持给张琴秋打水打饭。
早晨张琴秋见我没来，跑到宿舍看我躺在床上。她埋怨着骂我有病不告诉她，还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外国话，又唤来医生护士，把我抬到病房里。
到病房的第二天，我浑身上下像火烧一样，头的痛要裂开，恶心呕吐，浑身起满了疹子，跟着就昏迷了。当我清醒后，脸上手上身上的疹子都变成黄豆那样大小的浓泡，一个个雪白透亮，痒的钻心儿。护士用绷带把我双腿捆在床板上，把纱布垫在我的手腕上，她们两人一组紧紧地按住我的双手，我拼命挣扎叫喊，也不松开。天花病好了，我的脸上身上一个痘疤都没有落下。
高烧退了，我的眼睛还睁不开，张琴秋来了，她呼唤：“小李，小李！”
我心里知道是张大姐来了，就说：“大姐，你好。”模糊听到“你放心吧，我要走啦，给你治病的事情我都安排好了。”
住院的老兵跟我说，张琴秋院长跟你的亲姐姐一个样，她每天都来看望你几次，还对护士长说，把这小李看住了，不要让他用手乱抓，像他这样的病号我们少有，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们都是兄弟姐妹，将来他的脸上身上没有留下麻子，我就知道你们的工作做好了，你们就真是像亲兄妹一样啦！
在通江时，我就久咳不止，到王坪医院更加厉害，夜里咳嗽的不能睡觉。张琴秋找来老中医，她说：“你来救救这个孩子吧！”老中医诊断是百日咳，说不要吃晚饭，只要吃药。药房给我端来一大瓷钵热气腾腾的“药”。麻梨、红枣、葡萄干、核桃仁、冰糖、蜂蜜、一块肥肉膘混合在一起，煮了满满一瓷钵，吃了几钵子“药”，咳嗽就治好了。
此后几十年，我用这个药方治了许多人的咳嗽。
当时的医护条件很原始，医院里每天都有伤病员死亡，山坡上柏树和枫树下，天天堆起十几座土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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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军总医院（2）
刚进红军医院不久，政治部干事找我谈话，让我参加共青团。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说工人家庭，最革命了！替我填写一张表格，就算入团了。
冬天来了，天降大雪。
我像往常一样，从厨房打了一盆热水，踏着厚厚的积雪，去给张琴秋送洗脸水。我刚跨进她的房间，就看见炭火盆里燃出大火，张琴秋站在一旁不知所措。我急忙将脸盆里的热水泼进炭火盆，白色的烟汽充满了整个房间。
张琴秋有些气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