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忝魈炀腿グ伞！ �
我记得是星期六，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只休星期天。星期六下午，我回到家里，就告诉我父亲了。我问父亲，怎么办？主席打电话打到学校办公室去了。我父亲倒是挺高兴的，他说你有这个机会，跟主席能够学点东西。第二天我就去见主席，父亲还让我带了一本书给他，那本书叫《智囊》。平时，他们两个人经常交换书看，上次吃饭的时候，他提到想看这本书，我父亲就让我把这本书带过去。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下午，我去的时候，是主席的秘书林克接待我的，他说了主席想学点英文，然后就把教材也给我了，主席自个儿选的教材。当时，我还背了一堆教材去，想让主席选一选。主席选的教材是反苏反修的九评，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近毛主席。
毛泽东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学英语呢？
这是一个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当时，我还年轻，我也搞不懂，毛主席为什么要学英文。拿九评的文章学英文，从教学上来说，是不适宜的。而且，他的英文水平我也不敢测呀。我也不敢说，主席你要学英文我先考考你。主席没有要我的教材，也没有要我拿出一个教学计划来。我也只好就稀里糊涂的，他拿给我什么我就给他讲什么。我觉得，毛主席对书面的东西能看懂一点点。但是，说英语基本不行，大概会一点词汇。我当时想学英文就是学英文。实际上，学英文有几种目的，我看主席当时是生活里要找一些消遣，换一换脑筋。多少年过去，我回想他的生活也蛮单调的。我现在想，我们常人可以看电影，逛百货公司、逛公园，他不行，公园就是中南海，接触的人也就是有数的十几二十个人。如果把我们放在那么一个环境里，我们也会觉得比较沉闷吧。从目前我们所知的材料来看，那段时间，毛主席在思考很多问题。正是在“大跃进”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那个时期似乎是主席政治生涯一个比较低潮的时期。因为主席思考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主席并不是太忙。每个星期和我一起学英文，每次花费两三个钟头。实际上，跟我聊聊天，吃吃饭，差不多半个晚上就过去了。一般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到七八点钟才结束。我觉得，他并不想把英文学到什么程度，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转换脑筋的办法。另外，他可以不看到他经常见到的人，我就是这种感觉。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叫我章老师了，这个章老师的头衔，可能要跟我一辈子了。因为主席叫我章老师以后，别人就跟着叫我章老师了。我到了外交部工作以后，倒是没人叫我章老师了。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调到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我记得，农研中心在京西宾馆开农村会议。我在电梯里碰到了纪登奎同志， 他和我打招呼说，哎哟，章老师来了。电梯里的人就很奇怪，纪登奎的年纪比我大，为什么叫我章老师。我初来乍到，电梯里的人就很疑惑地看着我。纪登奎同志说，你们不知道吧，她教过毛主席英文，主席管她叫老师，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叫她章老师。
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候，章含之第一次吃了肥肉。
冬天的时候，主席喜欢吃火锅，他喜欢把挺肥的猪肉，在里头煮一煮，然后，夹起来蘸着佐料吃。佐料里头有辣椒什么的。主席把肥肉夹给我，我不好意思不吃。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么肥的肉，跟吞什么似的，囫囵吞下去，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其实，上海人也是挺喜欢吃红烧肉的，红烧肉必须要带点肥的才好吃。只是，主席喜欢吃的那个肉，肥的太多了点儿。并且不是红烧，而是白煮的，我有些不习惯。不过，我跟着主席吃了这个肉以后，觉得肥肉也蛮好吃的。
第九部分访问 章含之 下
1964年春节的时候，主席提出我们一起去南方过年，一路上互为老师，可惜……
1964年的春节之前，主席说春节完了以后，他带我坐火车到南方去。他说，你教我读英文，我教你读历史。你就带一部《史记》。这事对我来说，真是很有吸引力。我年轻的时候，老造家里的反，跟我父亲什么也没学到。如果有机会跟毛主席学学历史，无疑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主席认真地说，你不要拿你父亲的书，你父亲的书都是值得收藏的好版本，你就去书店去买一部《史记》。我到书店把书买了，就等着什么时候动身了。可到了年初二那一天，他叫秘书来电话，就说去不成了。后来，他又叫我去，他当面跟我说，现在党内的事情比较忙，我们走不了了。这事不能成行，我感觉特别遗憾，但也没有办法。
章含之的教课任务，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结束的呢？
这之后，主席学英文这事，就不像以前那么正规了，但我断断续续的还到他那里去。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的展开，主席又忙碌起来。当时，学校也要搞“四清”。我就问主席，你看我去不去搞“四清”？我要去的话，你的英文就得暂停一段时间了。如果你希望接着学，我就给学校请个假就不去“四清”了。当时，主席说，不行，你得去，回来告诉我你学到了什么。所以，我就去了“小四清”。不是“大四清”，“大四清”一去要一年，我当时去了三个月。搞“四清”回来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地去主席处几次。一见面，主席就问我，去“四清”，你学到什么？当时，我虽然年轻，但是对见到的事情还是有很多疑惑。因为搞不清楚，所以我也没说。因为我们下去“四清”以后，有些农民干部自杀什么的，使得我的脑子比较混乱，我就没敢跟主席说我有什么看法，只是说没学到什么东西，可能时间太短了。再往后，大概到这年夏天，1964年的6月份的时候，我看到主席的时候，主席就说，我们的英文课恐怕就要停了。当时，他跟我说党内出了一些事情，我要忙了。我二十八九岁的年纪，对主席说的事情懵懵懂懂的。我说，那主席什么时候有空了，需要学英文再通知我。这大概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见到他。然后，这一年接下来就是北戴河会议，我记得，主席说不能学了之后不久，我们学校就放暑假了。我在报纸上看到北戴河会议的决议，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类的话。 后来，我就想大概主席说的忙就是要抓阶级斗争了，连话剧什么的都开始涉及阶级斗争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就开始了。后来我想这就是说党内出事了。主席开始忙了，北戴河会议的决议就是这样的。我的英文课也到此为止了。
……
毛泽东的一番话，改善了章含之与父亲章士钊的关系。
1963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上完英文课，主席问我，你跟我说说，你对行老怎么看，就是我父亲，他的号为行严，好多人就尊称他为行老，主席也这么称呼。我说，我们代表两个阶级，我代表共产党员，他代表剥削阶级，我跟他划清界限了。主席说，哦，你倒挺痛快的。你是共产党员，你什么时候入党的？我说1957年。主席就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党员哪！我当即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就说主席，我哪敢说我是老党员哪？你们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没有这样说。然后，主席说，我跟你说，你参加了共产党，挖了你父亲的墙脚，这一点呢，我欢迎，但是你说，你要跟他划清界限，我倒要问你，你划清什么界限哪？我就说，哎，他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他镇压过学生运动。他跟鲁迅吵架，鲁迅骂他落水狗。主席说，就这些呀，他就代表剥削阶级啦。后来，主席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他说，看人要看全面，你不能从一件事两件事看一个人。你说你父亲当时是这个那个的，也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完全是。他说，我还问问你，你还知道你父亲还有其他的事情吗？比如说我拿出一件，你父亲的苏报案的事情你清不清楚？我当时就糊涂了，我哪知道这段历史呀。我说什么苏报案哪？主席说你看你，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父亲当时是反清的战士，他跟孙中山，跟黄兴，跟蔡锷，这些人都是特别好的战友，当时的苏报案里头你父亲是主编，被捕入狱，以后好像是蔡锷他们把他营救出来，流亡日本，你知道这段历史吗？我说我不知道。主席说，你都不知道一个人的历史，你就批判他，这个不公平。他说毛泽东也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我一开始的时候是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所以，看人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行老也是这样。他说，行老一生做了很多事情，他开始的一段是非常坚决地反清的，后来帮了共产党很多忙，这些你知道不知道？他还说，在1945年重庆谈判的时候，谈不下去了。当时就广泛听取了党外的意见，这时候我找了你父亲。他当时在我手心里头写了一个字，就是走。我问你父亲怎么解，你父亲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说马上回延安，老蒋是不会诚心诚意和你谈判的。老蒋是想拖延时间。如果打起来，你就是他的人质，你就回不去延安。所以，我们就撤回延安了。主席说，你知道当时行老的这个意见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他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你倒好，你是他女儿，你跟他划清界限，我们要做他的工作，你在家里头造他的反。
主席跟我谈完以后，我真的思想斗争蛮激烈的，我觉得无地自容。就是说，对自己家里的事情，我都不了解，一味地斗了十几年，也不回家。听了主席的一席话，我忽然觉得我一下子成熟了很多，和家庭的关系自然缓和了。
毛泽东的性格决定了，他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主席是一个特别有趣味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特别不拘小节的人，他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只有他这种性格才能作出这么大的事业。
一次，尼泊尔国王夫妇来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