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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粗大米好吃吗？他说好吃、好吃。所以，这一段时间我就给他吃粗大米。
第六部分访问 王鹤滨 下
在吃的问题上，主席很少提意见。就是提，也是要降低伙食费。自从我当了他的秘书以后，主席老跟我说，我这个伙食消费太多了，能不能把它压低点儿？说实在的，主席的伙食费并不高，已经没有节省的空间。那时，他家里是八口人，八口人平均下来，伙食费跟我们差不多。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小灶吃饭，生活不见得比他低。可主席说了，还是得想点办法。我就告诉厨师，做菜的时候，菜不要摘得太细，只要能吃的就不要扔掉。主席自己要降低伙食费，但还让每个月给邓小平家一点补助，因为邓小平家里孩子多，人口多，生活水平低。那时候，我才知道中央领导层也有困难户。
后来，主席专门问我，伙食费压得怎么样？我说想了好多办法，可压不下去。他说，那你就用力压嘛。他还举例子说，1925年，我在国民党政府里面担任代理宣传部长，共四口人，我、夫人、大儿子还有一个保姆。那时候，官没现在大，钱也没现在多，可是每月还得节省。现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国家派的，车是国家派的，花那么多不应该啊。
我没有办法，就给卫士们开会布置了一下任务，准备把孩子们的水果来个定时定量。第二天，我一到主席那儿去了解情况，江青正在院子里打转，我一进门，她就冲我来了。她说，王医生，我问你，你是医生，吃水果对人有没有好处？我说，当然有好处啊。她说，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们吃。我说，不是不给吃，是定量吃。她说，那不行。她这么说，我就不能说话了。所以，江青弄得我没有办法。后来，在总理处工作的一个护士讲，总理知道我离开主席后，说什么事情夫人一插手就不好办了。
一次，王鹤滨的儿子意外地陪毛泽东吃了一次饭；小家伙对红红的油炸辣椒格外感兴趣，毛泽东就逗起小家伙来，引出的一段对话却让王鹤滨回味至今……
有一次，是星期六，机关要开饭了，有个同志帮着我把王子杰—我的大儿子接回来了。偏巧，卫士通知我陪主席吃饭，可我这孩子怎么办呢？我出去找人带孩子，已经来不及了，哪能叫主席等着我吃饭呀？只好抱着他一块儿去了。去了以后，主席很感兴趣：“哦，多了个小同志啊。”就问孩子多大岁数了？我儿子就举了四个手指头，说四岁了。“你妈妈呢？”“妈妈学习去了。”“想不想妈妈呀？”孩子说想。吃饭的时候，因为孩子在托儿所吃过饭才回来的，他现在根本就不饿，但是眼睛老盯着红辣椒，那油炸的一段一段的红辣椒，很诱人。主席发现了孩子的兴趣所在，就说：“啊，你想吃这个啊，这个可好吃了。”他夹了一口放在嘴里，还装出很好吃的样子：“这个可好吃了，你想吃吗？”说着，就夹了一块给他，他小嘴就伸过去了。我赶忙说主席不要给他吃。我就把他揽过来没让他吃，我心想：这么辣的辣椒，我吃了都直出汗，那小孩子一吃哭起来，闹起来，再骂起来，我说这不把主席这顿饭给搅了吗？我说：“不能吃，主席。”后来，主席又夹了一块，跟他说：“嗨，这么好吃的东西，你爸爸不让你吃，来吃。”又夹了一块送过来，我又把孩子搂过来说，千万不能吃！我说，主席你千万不要给他吃！这时候主席就不满意了，把筷子放下：“哪有你这个当爸爸的？你叫孩子吃嘛，叫他上上当，让他知道知道大人也有坏的。” 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理解他这句话的用意。
毛泽东曾经在写字台上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任凭王鹤滨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
他办公，我就在那儿看着他。主席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他大概也知道我想陪陪他，两个人不说话，就这样看着。我这个人特别不耐困，看着看着眼睛就看不清了。开始时，我还想，我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呢？可一会儿就迷糊了。主席却一直在工作。后来，我就想起来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可这是古人的办法呀。我就用手拧自己，开始拧到疼一点，眼睛睁一睁，以后再拧就麻木了，也不管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边上有个沙发，开始我不敢那么坐着，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肩膀上有什么东西沉乎乎地压着，又暖烘烘的。懵懂中，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的绿色军大衣。主席一看我醒了，就冲我点点头，意思是你还接着睡吧。我就不好意思了，我本来想帮主席呀，看看有什么空闲啊，好拉着他在院子里散散步，换换空气什么的。结果哪，来了以后，给主席找了麻烦，还让主席照顾我。
………
王鹤滨在毛泽东身边的一段时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很少生病。
建国初期，主席已经六十岁了，身体仍然很好，这与他青年时代的锻炼打下了良好的体质有关。这个时候，因为工作繁重，主席的体育活动太少。一天到晚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吃饭前看书，晚上睡前也看书，一到办公室就坐下来，体育活动少，人自然就胖起来了。胖起来对人很不利，尤其对老人更不利。所以，要让主席加强活动，他一出来散步，我们就非常高兴。但是毕竟太少，跳舞一个星期只有一次，有时候他跳的时间很短，半小时就回来了。怎么样增加主席的活动量，也是颇费脑筋的。后来，我们就想请个按摩师来，增加背部的运动。但是，主席不喜欢不熟悉的人在身边。当时，有一个在香港学护理专业的女华侨，回国在医院工作。我们就请她来教卫士们按摩，所以卫士们都学会了按摩。这对主席的帮助很大，每次给主席按摩完，卫士们都是一身汗。有时候，按摩按摩，主席就睡着了，这应该说是对他有帮助的。
1953年11月，王鹤滨提出继续学习深造的请求，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他来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进修。
主席对我好，我是非常感慨的，也非常感动。就是我想留（学）苏（联），我跟主席要求去学习，主席一连说三次：“我需要你。”我当时想，我是不是有点背叛毛泽东？主席对你那么好，你就忍心这么走了。最后，主席看我打定了主意，才同意我走的。
他问我要学多长时间，我说从大学学起，他说太长了，我说那我就去做研究生，研究生三年多，本来是三年，后来呆了三年半。不论你在不在主席身边，他都不会让你觉得有一丁点不舒服。我在他身边确实没什么忌讳，高兴笑就笑，高兴说就说，并不像外面的人们想得那么严肃、枯燥。
所以我一直怀念在主席身边的日子。主席的衣着，主席的随意，主席的粗茶淡饭等等，都让我毕生难忘。我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我认为是金色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最辉煌的时代，主席是个金光四射的人物。“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虽然也受派别的打击，但是我想我的一切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不管怎样，我也不会对主席产生什么别的想法。
第六部分访问 吴连登 上1
吴连登，江苏盐城人，1961年在颐年堂，作为中南海的一个普通的服务人员，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他留给毛泽东的是什么印象呢？
中南海的颐年堂古色古香，以前傅作义将军曾在这里办过公，解放以后，经过简单修整，成为主席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毛主席经常在这里开会、接见党内外人士以及外国友人、商谈重要事情等。主席有一个习惯，要开会了，主席就提前到，基本上是第一个到，主席的这个习惯是别人很难做到的。主席坐的沙发是马蹄形的，所有来开会的人都在他的视线之内，而且都能听到他讲话的声音。
一天，主席到颐年堂开会，照例早早就到了。主席坐下来以后，王延平叫我把一杯水端给主席。我照办了，可端着这杯水，我的手有点颤抖。
到了主席跟前，我把水往那一放，主席见我是陌生人，照例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地方人、多大年龄。我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我说你的名字是你父母给你取的吗？我说不是，主席说我看也不像。他又问：谁给你取的名字啊？我说是一个老和尚给取的。主席说，啊，这个名字好。接着，主席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江苏盐城的。他说，盐城这个地方我很熟悉，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总部就在江苏盐城嘛。因为紧张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知道如何回答主席。主席说你是盐城的，那也是咸城人哪。主席这么幽默，我的心情就放松多了。这个时候，其他首长就陆续来开会了，我就离开主席。当时见主席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当时，我就想毛主席见到我们服务员这么亲切和蔼，像慈父慈母那样，主席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这个在主席面前表现得很不自然的毛头小子，能给毛主席留下印象。
到了1964年国庆节的时候，毛泽东主动让二十二岁的吴连登到自己家里去工作。可吴连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那一天，我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是在外面服务。主席身边的护士长就到处找我，她找到我后说：“大登，主席在叫你呢！”当时我就有点发愣，我说主席叫我？她微笑着点点头说，主席现在是检阅休息，你赶快去。我见了主席先问好，主席指着旁边的椅子让我坐。我有些惶恐地说：“主席，我不用坐。”主席一再让我坐下来，护士长在一边说：“主席让你坐，你就坐下吧。”我刚坐下，主席就说了，我们见过。他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哟。”我说是，我叫吴连登。主席说：“那好，我今天跟你商量点儿事，我想请你到我家去工作。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