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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来嘲讽那些工作出色却在家庭婚姻中失败的女人，可是反过来，照样不会有人同情“金丝雀”和“黄脸婆”。于是女人只好把自己训练成八爪鱼，工作家庭样样兼顾，还得小心打理自己，努力青春靓丽活力无限。如此咬紧牙关不敢懈怠，最后便宜了谁了？便宜了男人。亦舒对笔下的男性讽刺已经足够多，这个时代的一些男性却比他们还要堕落。 美狄亚的台词：“在一切有理智、有灵性的生物当中，我们女人算是最不幸的”。什么时候，女人才不会挣扎逃离一个陷阱之后，又纷纷掉进另外一个陷阱呢？我的耳边总是响起鲁迅先生的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 然而，我们是回不去了。我们不能回到中世纪古堡中，重新把自己严严实实的藏起来。我们也不能放弃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经济的独立是人格独立的保障。 不能回去，唯有前行。我宁愿把今天的一切看作是进步的代价。我宁愿相信今天的乱相是对数千年不合理制度必须的反动。钟摆在剧烈的来回震荡之后，终于能停留在一个代表和谐与平衡的点上。两性间什么时候能够建立一种相对和谐的关系呢？不再“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不再是征服、反抗、压迫与斗争，而是互相关爱、互相体谅、互相理解？ 2004年2月
随笔评论之聊斋四题及其他第33节 我的白居易集
我的白居易集，92年印刷，简装，青色，封面上只有“白居易集” 四个字，书脊上印着“古典文学普及文库”。藏书的人是讲究书的版本的，我不是。这几个字，就注定此书不登大雅之堂。它是岳麓书社一系列的“普及文库”里的，读高中时陆陆续续买下一些。公平的说，岳麓这套，虽然都是白文本，校勘排印却不差，至少我很少发现错误。不似现在很多新出版的古籍，一看就叫人闹心。 我对它的态度十分不恭。吃零食和入睡之前，手里习惯抓本书，它也是此类之一。看到哪比较有趣，随手就折起来。这么厚的一本，被我抓来抓去，折来折去，居然历经多年不散，也算是奇迹了。相比那本被高高供起来，差点没有洗手焚香翻阅的精装《杜诗镜诠》，它的待遇实在菲薄。 一样的，我没有刻意背过白居易的诗，幼年时出于炫耀与人打赌背长恨歌琵琶行，和念书时应付考试而背者除外。被折的几页还会被很愉快地翻出来看，看完，又翻过去了。 一个雪后的清晨，王献之醒来，呵了呵手，漫不经心在一尺见方的丝绢上写下“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十五个字，叫人送去给朋友。千余年后，这方尺牍被尊为“鸭头丸帖”，历代无数收藏家的印鉴和有名或不太有名的文人官吏的题字，密密麻麻的凑在后面，成数丈长卷。 一个当代的书法的练习者无可避免面临这样的窘境：每件传世作品，每位书家，都对他构成一种绝对的压迫——无论是学习，或是突破。在二王的时代，书法之美虽然也是刻意锤炼始能达到的境界，却是始终是生活，一种日用而不觉的东西。 唐人在诗歌创作上，也享有这种自由。魏晋间人的成就受到普遍仰慕，却远不是压迫。诗歌尚且缺乏一种绝对权威的范本，大家很平静的分别表述自己。诗歌的语言，和日常并不脱节；诗歌的格律，无非是可以天然感受的节拍。看到在那些文采富赡的唐传奇里面，仙妖鬼怪都忍不住脱口“秀”一回，而举子们厚厚的“行卷”可以被灶媪拿来引火，你就会明白，“诗”在这个时代，是多到可以浪费的东西。 喜欢白居易？给个理由先。这个理由就是，白居易是最不刻意写诗的诗人。 也是一个清晨，秋寒初起，白居易在纸上写下《梦得卧病携酒相寻先以此寄》，叫人送去给好朋友刘禹锡，然后带上一壶酒，慢慢向他的家里走去。 病来知少客，谁可以为娱。日晏开门未？秋寒有酒无？ 自宜相慰问，何必待招呼。小疾无妨饮，还须挈一壶。 在白居易集里，这是鲜受注意的一首，因为它实在是太平凡，平凡得和每日抬起头看得见的日头一般，可是在我一边吮着零食一边翻看的时候，却觉得松弛而温暖，为这样朴素可爱的友情。 我忍不住想象刘禹锡每次接过这样一张的诗笺的情形。上面的字一定不会很工整，几分潦草几分疏懒，他大约是眯起眼睛会心地微笑了罢，尽管笑容渐渐透出沧桑。 相比之下，白居易写给元稹的诗，常常痛苦得有点歇斯底里，看得人色变心颤。有时，我更乐于读一读那些淡而醇的作品。 《寄张十八》 …… 经旬不出门，竟日不下堂。同病者张生，贫僻住延康。慵中每相忆，此意未能忘。 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秋来未相见，应有新诗章。早晚来同宿，天气转清凉。 而以下两首五言之蕴藉，其实足以回击对白居易诗作滑易的批评。 《问刘十九》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垆。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友人夜访》 檐间清风簟，松下明月杯。幽意正如此，况乃故人来。 “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种植当岁初，滋荣及春暮。信意取次栽，无行亦无数。绿阴斜景转，芳气微风度。新叶鸟下来，萎花蝶飞去。闲携斑竹杖，徐曳黄麻屦。欲识往来频，青芜成白路。”（《步东坡》） 不是心中已经到达真正平和的境界，是写不出这样的诗来的。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正统文学史中总要和《秦中吟》《新乐府》对立起来，说宣扬地主阶级情趣，表现出思想中消极落后一面云云。我得承认闲适诗的大部分成就不高，相似的题材被反复表达之后，带来只能是单调。我也总以为文人们过分热衷于渲染安贫乐道知足常乐，使之无可避免成为诗里庸俗的流行符号。但我还是每每被他笔下的“庸俗”生活所打动，换句话说，他的庸俗叫我十分愉快。 《食笋》： 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盈抱，抱来早市鬻。物以多为贱，双钱易一束。置之炊甑中，与饭同时熟。紫箨坼故锦，素肌擘新玉。每日遂加餐，经时不思肉。久为京洛客，此味常不足。且食勿踟蹰，南风吹作竹。 我重视对一首诗的“阅读初体验”，那表示你在不经缜密思考前，一首诗最直截打动你的力量所在。“紫箨坼故锦，素肌擘新玉”是好却不出奇的比喻，读到此尚觉平平耳。最后一句却叫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于是想起李商隐的《初食笋呈座中》：“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我爱李商隐一如爱一个不知世故屡屡受伤的孩子，比起白居易，他活得委实太痛苦。 还有一次我忍不住笑出来，是看到文集中元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的《奏陈情状》，白居易自请调任京兆府判司，理由是“资序相类，俸禄稍多”，可以奉养母亲。此事新旧唐书本传中皆有记载，可能是要表彰孝道吧。其实在他自己，不过是在说老实话而已。后世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一点。韩愈《教子诗》就遭到很多理学家怒斥，其实他也不过是在说老实话而已。 洪迈《容斋随笔》记录了他读白集的一些零碎感受，其中就说到白诗喜纪年。白居易往往随手把自己年齿写入诗章，甚至不避琐屑。读他的诗，简直就能把他的年表勾勒清楚。他还把自己每任官职俸禄多少，也写进去。 洪迈觉得有趣，但他没有说为什么觉得有趣。我想，对白居易来说，诗和日记差不多吧。他并不经常刻意写点什么流传后世，而是习惯性的用它来记录的生活。诗对他就是“日用不觉”的。这必然造成一部份诗作面目之平庸——见过篇篇精致的日记么？篇篇精致的日记，一定是用来发表的行货，而不是给自己看的东西了。诗的语言无疑需要锤炼，但是我以为“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未免小家子气，且有远离诗作为“心声”的本质的危险。 宋代以后，由于权威范本的确立，你可看到，诗论首先关注的是何种的风格门径，“气味直逼老杜”“似中唐”“有晚唐风韵”……每首诗就此被定格在一个框架内，挣脱不开。在古典时代彻底逝去之后，今天写旧体诗的人，更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归那种纯朴的“诗生活”的境界。 所以我以为“元轻白俗”之讥，对诗来说，轻足以为病，俗却不然。白居易之“俗”，使人亲切。只是白居易的七律，看了确实叫人打呵欠，乃是这种体裁自身森然面目使然——白居易把它们写得和顺口溜似的。 历宦多年，白居易渐渐把生活分成两部分：朝廷的，自己的。他也把诗分得很清楚：给世间的，给自己的。他做自己本分的事，有遗爱于百姓，还总是惭愧自己素餐，“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类似的话在诗集里反复出现过，你没有证据怀疑他的真诚；他也不准备再扑上去作力挽狂澜状，武元衡一事，已经叫他付出了不小代价。他并非怯懦的人，只是看不到牺牲的价值。好比投入一潭死水的石子，顶多荡一圈涟漪而已。“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从来都是文人的自作多情，即使狂放如李白，沉郁如杜甫，也始终看不破诗人梦幻在狰狞政治面前真实的地位。“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入世出世的游戏，文人百玩不厌，但难能到白居易清明的境界。 早岁从旅游，颇谙时俗意。中年忝班列，备见朝廷事。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况余方且介，举动多忤累。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自从返田亩，顿觉无忧愧。蟠木用难施，浮云心易遂。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 （《适意二首其二》） 他从此和他的环境疏离。他记住周围的热闹其实和他并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