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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是从其他地方寻求其侵略根据的。他们非常需要在世界上受人尊敬。他们认为大国赢得尊敬是凭借武力，他们采取了向这些大国看齐的方针。他们因为资源贫乏，技术原始，所以不得不比残酷的希律王【希律王，Herod．73？～4B．C，犹太之王，在应期间37～4B．C，以残虐闻名，见马太福音第二章。——译注】还要狂暴。尽管他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结果归于失败，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侵略终究不是获得名誉的道路。“义理”总是同等地意味着进行侵略或遵守互敬互让的关系，因而在失败之时日本人显然毫无对自己施加心理暴力的意识，并从前者转向了后者，目标依然是博得好名声。
日本在它历史上的其他许多场合也曾以类似作风行事，而且总使西方人迷惑本解。在日本长期的封建隔离状态将要结束，近代日本将要到来的1862年，一个叫理查德逊的英国人在萨摩被杀害。【即生麦事件，1862年8月萨摩藩武士在横滨附近的生麦村以4个骑马的英国人挡道为由当即砍死其中的1人，伤2人。事件发生后，英国政府向幕府及萨摩藩提出强烈抗议，要来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并于次年派舰队炮轰了萨摩藩。此处作者将萨摩藩武士挑起事件误作为事件发生在萨摩。——译注】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温床，萨摩武士以最为傲慢好战而著称于全日本。英国人派远征军讨伐，并炮轰萨摩的重要海港鹿儿岛。日本人在整个德川时代一直在制造火器，但他们是仿制老式的葡萄牙炮。鹿儿岛当然不是英国军舰的对手。然而，这次炮击却带来了意外的结果。萨摩藩不是宣布将对英国实行永无止息的报复，而是寻求英国人的友谊。他们看到了敌手的强大，并试图向敌人请教。他们与英国人建立了通商关系，并于次年在萨摩设立了学校，【即开成所，1863年由幕府的详书调所扩充而成。——译注】据当时一位日本人的记载，在这所学校里“教授的是西方学术的奥秘……以生麦事件为机缘而产生的友好关系日益加深。”【误以为生麦在萨摩。——日译本注】就是英国讨伐萨摩和炮击鹿儿岛港。
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例。另一个与萨摩一样最为好战和最仇视外国人的藩是长州。萨、长两藩是煽动王政复古的领导者。毫无正式权力的天皇朝廷颁布了一个敕令：将军应以1863年5月11日为期将一切夷狄赶出日本国土。将军对此命令置若罔闻，长州藩却没有等闲视之。它从要塞里向在其海岸外穿越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开了炮。由于日本的大炮和弹药过于原始，外国船只并没有受到损坏，但为了给长州藩一个教训，西方各国联合派遣了一支舰从，很快摧毁了要塞。尽管西方各国要求300万美元的赔款，炮击却带来了同在萨摩一样奇异的后果。诺曼在论及萨摩和长州事件时说，“不管在这些攘夷急先锋的态度大转变后面潜伏着多么复杂的动机，人们都不得不对这一行动所表明的现实主义和镇定自若表示敬意。”【诺曼：《日本作为一个近代国家而出现》第45页。——原注】
此种随机应变的现实主义是日本人对名誉的“义理”的光明面。如同月亮一样，“义理”也有其光明面和黑暗面。其黑暗面使日本把美国的“排日法”和“裁减海军军备条约”之类的东西看成极其严重的国耻，最后终于驱使他们推行了不幸的战争计划。其光明面使日本有可能怀着善意接受1945年投降后的种种后果。日本的行动仍然是与其秉性相一致的。
近代日本作家和评论家们从“义理”的种种义务中只挑选出某些东西，并向西方人介绍说，它们就是“武士道”，照字面的意思是“武士之道”。这有几方面的原因会产生误解。“武士道”是近代才出现的正式术语，其背后没有“迫于义理”、“仅为义理”、“热心地为义理尽力”这些术语在日本所拥有的根深蒂固的民族感情，而且它也不包括“义理”的复杂性和多义性。这是评论家的创造。此外，由于这个词已成为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所以随着这些领导人的身败名裂，武士道这一概念也已名声扫地。这决不意味着日本人今后不再“懂义理”。对西方人来说，理解“义理”在日本意味着什么，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把武士道与武士阶级相提并论也是误解的源泉。“义理”是各个阶级共有的德行。同日本其他一些义务、规约一样，“义理”随着身份的提高而“逐渐加重”，日本人要求社会各阶层都尽其“义理”，至少认为武士负有比较重的“义理”。而日本以外的观察家往往认为“义理”向庶民要求最大的牺牲，因为庶民似乎较少因遵守“义理”而获得报答。但在日本人看来，如在自己所属的圈子里得到尊敬，那就是充分的报答，而且，“不懂义理的人”至今仍被作为“被人瞧不起的人”。他遭到伙伴的蔑视和嫌弃。
第四部分第34节 人情世界（1）
像日本那种伦理道德戒律，似乎理所当然地会把个人的欲望看成是一种邪恶，应该从人们心中根除掉。它要求严格履行“义务”，彻底实行自我克制。这是古典佛教的信条，但是令人奇怪的是日本的道德戒律对官能的享受竟如此宽容。尽管事实上日本是世界佛教大国之一，但伦理观念在这一点上极其不同于乔答摩佛陀【乔答摩（Gautama）是释加牟尼的初名，佛陀（Baddha）是佛教徒对他的尊称。——译注】和佛教经典的教导。日本人并不认为满足自己的欲望是罪恶。他们不是清教徒。他们认为肉体享受是正当的，而且值得提倡。人们追求并重视肉体享受。但是必须限制在其适当的界限之内，不得侵入人生重大事务的领域。
这种道德戒律把生活置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中。印度人远比美国人易于理解日本人接受感官享受所产生的后果。美国人并不认为人需要特意去学习怎样享受；一个人可能会拒绝沉湎于感官享受，那么此人是在抗拒一种已知的诱惑。然而，享受如同责任一样是要学习的。在许多文化中，并不教授怎样去享受，这样就易于让人负起献身于自我牺牲的责任。甚至男女之间的相互肉体吸引有时也受到限制，以便不会因此而威胁到家庭生活的平稳运行，在这些国家中家庭生活是建立在各种考虑的基础之上的。日本人特意培养肉体享受的兴趣，然后又制定道德戒律限制人们纵情享受，不让它成为人们的一种重要生活内容，从而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艰辛。他们像创造精致的艺术品那样，培养了享受肉体的兴趣，然后在充分品尝过滋味后，又要他牺牲这些享受，履行自己的责任。
热水浴是日本人最喜欢的肉体小享受之一。不管是一贫如洗的农夫与卑微的仆人，还是腰缠万贯的贵族，每日傍晚在热气腾腾的水中浸泡一阵已是一种习惯。常用的浴盆是一种木制的桶，下面燃烧着炭火，以使桶中的沿水保持在华氏110度或更高的温度上。人们在进入浴桶之前先洗净身子，然后再尽情享受浸在热水中的温暖与舒适。他们以胎儿那样的姿势跪坐在浴桶中，让浴水一直浸到下巴。他们很注意每天的入浴，就像美国人—样是为了清洁，但除此之外，又加上了一种静心享受精细艺术品的滋味。这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沐浴习惯中几乎是找不到的。据说，人越是上了年纪，就越是追求这种享受。
日本人为了减少沐浴的费用和麻烦想出了种种办法，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不沐浴。城镇建有像游泳池那么大的公共浴场，人们可以去那里浸泡，并与邂逅相遇的浴友叙谈。在农村里，妇女们轮流在各自的院子里准备好沐浴设施——日本人在沐浴时即使被人看见也丝毫不感到害羞——供她们的家人轮流入浴。每一个家庭，即使是上等人家，也总是按照严格的次序入俗的：首先是客人，接着是祖父、父亲、长子，如此往下直至家中地位最低的仆人。浴后出来，一个个都像煮过的龙虾一样浑身通红，然后一家团聚在一起，在晚餐前享受这一天当中最舒适的时光。
正因为热水浴是一种深受喜爱的享受，所以传统的“自我修养”方法有一种极端的做法：每天洗冷水浴。这种习惯被称为“寒稽古”（冬锻炼）或“水垢离”（忍受寒冷的苦行），今天仍在实行，但与过去的传统形式不一样。过去要求在黎明前出去坐在冰冷刺骨的山溪瀑布之下。冬夜在无暖气的日本式屋子里甚至将冰水倒在自己身上，这也是一种非同小可的苦行，帕西瓦尔•；洛厄尔描述过19世纪90年代日本人的这种习惯。为了获得治疗或预言的特异功能——但这些人不会成为神职人员——这些人在临睡前进行“水垢离”，在“诸神祓楔”（众神沐浴）的凌晨二时起来再做一次。他们在早晨起床时、中午和日落时再重复进行。【帕西瓦尔•；洛厄尔：《神秘的日本》，1895年，第106～121。——原注】只是在那些惯于早起学习奏乐器或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