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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同假如有哪个部落的语言在金钱交易上不区分“借方”与“贷方”，我们就会觉得这个部落的财务往来是奇怪的。在他们日本人看来，被称为“恩”的那种头等重要和永远存在的恩情债与全力积极地偿还这种债的行为完全是两码事，后者是用一系列其他概念来表述的。一个人所欠的恩情债（“恩”）并不是德行，他的报答才是德行。德行始于他积极地献身于报恩行为之时。
如果我们时时不忘同财务清算相比较，想到这种德也像美国人的财产交易一样，在其背后有着防止不履行义务的行为的强制力，这就会有助于美国人理解日本人的这种德。在经济交往中，我们美国人认为一个人有义务履行契约，如果一个人拿了并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我们是不会用客观情况去开脱其罪行的。我们不允许由一时的冲动来决定是否要偿还借自银行的钱。债务人不仅要负责偿还所借的本金，还要负责偿还利息。在我们看来，爱国主义和对我们家族的爱是与此截然不同的。对我们来说，爱是一种心灵的事情，自由给予的爱是最高尚的爱。如果爱国主义意味着把我们国家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那么这一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被认为是堂•；吉诃德式的，无疑是与易犯错误的人类本性不相协调的，除非是在美国遭到敌国武装力量攻击的时候。日本人的基本假设前提是每个男女生来都负有恩情债，我们缺乏这种观念，我们认为一个人应当怜悯和帮助其贫苦的双亲，不殴打自己的妻子，赡养自己的孩子们。但是这些事情不像金钱上的债务那样可用量来计算，而且它们也不像商务中的成就那样能获得酬劳。而在日本，它们被看成完全类似美国的财务清偿能力，其背后的强制力也像在美国促使人人都希望有能力支付账单和抵押借款利息的强制力一样巨大。它们也并不是在诸如正式宣战或父母病重这样的危急时刻才须留意的事情；它们如影随形，就像一个纽约小农对其抵押物的担忧，或者像一个华尔街的金融家在买空后看着行情上涨时所感到的不安。
日本人把对“恩”的报答分成各有其相异规则的不同范畴，一种报答在量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另一种报答在量上与所受之“恩”是相等的，并有特定的期限。对所受恩惠的无限报答被称为“义务”，对此他们日本人说“无法报答（此）‘恩’千万分之一。”一个人的“义务”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对父母之“恩”的报答为“孝”，对天皇之“恩”的报答为“忠”。这两种“义务”都是必须履行的，人人有份。确实，日本的初等教育被称为“义务教育”，因为没有其他词如此恰当地表达“必修”的意思。人生的偶然事件可能会修改人的“义务”细节，但是“义务”自动地压在所有人的肩上，并超然于一切偶发情况。
日本人的义务与义务互换一览表
一、“恩”：被动地承担的义务。一个人“受恩”，一个人“蒙恩”，即从被动接受者的观点来看“恩”是义务。
皇恩：从天皇那儿受的“恩”。
亲恩【按照日语语法，应为“亲の恩”，意为父母之恩。——译注】：从双亲那儿受的“恩”。
主恩：从主君那儿受的“恩”。
师恩：从老师那儿受的“恩”。
“恩”：一个人一生与人接触中所受的所有的“恩”。
注：使自己受“恩”的这些人全都成为自己的“恩人”。
二、“恩”的互换。一个人向“恩”人“偿还”这些债，一个人向“恩”人“回报这些义务”，从主动偿还的观点看，这些是义务。
A义务：对这些义务的最充分报答仍然不过是部分的报答，而且报答没有时间限制。“忠”。对天皇、法律、日本国的责任。
孝：对双亲及祖先（包括对子孙）的责任。
任务：对自己工作的责任。
B“义理”【著者所谓的“义理”，是封建道德在与人的自然感伤的对抗关系中不能完全否定人的自然感情的一种关系。——译注】：这种债务被认为只要求偿还与所受恩惠数量相等的对等物，而且有时间限制。
1．对社会的“义理”
对主君的责任。
对姻亲的责任。
因所受之“恩”而对没有亲戚关系的人所负的责任，例如，由于得到金钱的赐予，受到好意，得到劳力上的帮助（如“协作劳动”）。
对远亲（伯父、伯母、叔父、婶母、舅父、舅母、姑夫、姑母、姨父、姨母、侄子、外甥、侄女、甥女）的责任，这不是因为从这些人那儿受到过“恩”，而是因为从共同的祖先那儿受到过“恩”。
2．对名誉的“义理”。这相当于德语的“名誉”（die Ehre）。
在受人侮辱或被人责为失败者时“洗刷”污名的责任，即报复或复仇的责任（注意，这种报复并不被人视为攻击）。
不承认（专业方面）失败或无知的责任。
履行日本利法的责任，例如，遵守所有的礼节，过与自己的地位相适应的生活，不随便流露感情等等。
这两种形式的“义务”都是无条件的。日本人把这些德绝对化，从而背离了中国人关于对国家的义务和孝行的概念。自7世纪以来日本不断反复地吸收中国的伦理体系，“忠”和“孝”这些词都是汉语，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德视为无条件的。中国设定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德作为忠与孝的条件。这个德即是“仁”，通常被译成“benevolence”，但它几乎意味着西方人在说良好的人际关系时所意指的一切。父母必须有仁。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他的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一个人的效忠是以仁这个条件为基础的。天子能否永据皇位，文武百官能否永占官职，均取决于他们是否施行仁政。中国人的伦理把这块试金石行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
第三部分第23节 报恩于万一（2）
中国人的这种伦理观念在日本从未被接受。著名的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中世纪时期两国的这种差别对比时说：“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即使作为学说也从来没有被完全接受过。”事实上在日本“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完全没有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占的那种崇高地位。它在日文中的发音是“jin”（书写时用中国人使用的同一个字），而“行仁”或其另一种表达形式“行仁义”即使在社会的最上层也远不是必备的德。“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因此它仅是指在法律范围之外做的某种事儿。向公共慈善事业捐赠或对罪犯表示怜悯确实是值得称赞的行为，可是这毕竟是一种额外的善事，这就是说这些并不是你非做不可的事。
“行仁义”这句话还在“法律范围之外”的另一种意义上使用，它被用来指无赖汉之间的德。德川时代，在以袭击与杀戮为能事的家伙当中，“行仁义”即是“盗人之名誉”，这些家伙与恃强凌弱的武士不一样，武士佩带两柄刀，他们只佩一柄长刀。当这些亡命之徒中的一员到另一个不相识的亡命之徒那里请求避难时，为免遭以后的报复，后者会允许他躲难，这就是“行仁义”。在现在的说法中，“行仁义”的地位降得更低了。人们经常在议论一种该处罚的行为时提到此语：日本人的报纸上曾说过，“下等工人现在仍在行仁义，他们应该受处罚。警察务必制止现今仍在日本各个角落里盛行的‘仁义’。”自然他们所指的就是敲诈勒索和盗匪世界里盛行的“盗人的名誉”。现代日本的小规模劳务承包人像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在美国港口招募意大利工人的包工头一样，同非熟练工人缔结法外关系，再把这些工人租出去，以中饱私囊，他们的这种行为尤其会被说成是“行仁义”。至此，恐怕已把中国人的这个“仁”的概念贬到了不能再低的地步了【日本人在运用“知仁”这个短语时，同中国的用法较为接近。佛教徒劝人们“知仁”，而这意味着慈悲和博爱。但是，正如日语辞典说的那样，“知仁，与其说是指行为还不如说是指理想的人”。——原注】。日本人完全重新解释并贬低了中国体系中这个关键性的德，并且不用任何东西取而代之以使“义务”成为有条件的，因此孝行在日本成了必须履行的责任，即使这意味着宽恕父母的邪恶与不义。孝行只有在同一个人对天皇的义务发生冲突时才可废弃。但是当一个人的父母是卑鄙小人时，或者当一个人的父母正在毁灭他本人的幸福之时，孝行还是绝对不可被废弃的。
在日本人的一部现代电影中，有位母亲偶然发现了她那个在乡村学校当教师的已婚儿子从村民那里募捐来的一笔钱，这笔钱是用来解救一位女学生的。这个小姑娘因家中遇到饥荒，全家挨饿而将被其父母卖入妓院。这位教师的母亲自己经营着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饭馆，一点也不缺钱用，尽管如此，她却从儿子那里偷走了这笔钱。她的儿子知道她拿走了这笔钱，但他却不得不自己来承受指责。他的妻子发现了这件事的真相，她留下了一份遗书，承认是她丢失这笔钱的，然后就带着婴儿投河死了。事件公开出来了，但是竟然没有人怀疑这个母亲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个儿子实现了孝之精髓，只身前往北海道，去陶冶人格，使自己成为一个将来也能够经受类似考验的坚强的人。这位儿子是个有德的英雄。我的日本同伴激烈地反对我那明显的美国式判断，因为我认为应对整个悲剧负责的人是那个偷了钱的母亲。我的这位同伴说，孝常常会向其他的德相冲突。如果主人公是够贤明的话，他或许会找到一条出路，使它们并行不悖而不失自尊。但是，如果他哪怕只是在自己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