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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抗战年代，从小在抗战歌曲的熏陶下长大的。“小小花猫会捉鼠，小阚维雍在桂系受到重用，这是他年青时的照片。
小黑狗会看门，小小孩子做什么，努力生产买飞机，买飞机真容易，每人养只老母鸡下蛋咯咯叫，小朋友都见哈哈笑。买的飞机嗡嗡嗡，前线去炸鬼子兵，轰隆隆，把敌人赶回东京。”这是我学会的第一首歌，在幼儿园学会的。我识字的时候，父亲送了我一个很小的笔记本，这么大一点，精装的，黑封面，里面每一页都是他教诲我的话，用很工整的钢笔字写的，第一页写的“同同的小书”，第二页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第三页“中国人好日本人坏”，再往下是怎么尊敬父母、尊敬师长、讲究卫生等等这些，就是教育小孩的这些话，我当时非常喜欢这个笔记本，他的字也写得好，我经常翻看。
1944年父亲接到了驻守桂林的任务，他们徒步急行军从南宁赶往桂林。中途路过柳州，当时我们家在柳州。我才四岁多，据哥哥说，父亲穿着草鞋，脚底已经起泡了，给他上药都来不及。父亲说：“我顾不得你们了，你们自己好好保重吧，我要到前方去杀敌。”还在上学的哥哥知道父亲喜欢读《孙子兵法》，特地从地摊上买了一套，等他回到屋里把书翻出来，父亲已经走远了。
父亲到了桂林以后一共来过四封信，给我母亲一共两封，给他的叔父写了一封，给我的姨父写了一封，都谈到桂林的抗战和他的决心，其中有一封信讲：“此次保卫桂林大会战，关系重大，我得率师参加，不成功便成仁，总要与日寇大厮杀一场也。我们家无结余，如何寒苦1944年，阚维雍与家人的最后合影。
亦当忍受，抗战胜利在望，生活总有解决办法也。”我们也得逃难，我们罗城乡下有亲戚，我那时候太小了，我记得是我二哥挑着担子，两个箩筐，南方用的箩筐，前面装的是雨伞、杂物，后面坐着我，我母亲、哥哥、姐姐徒步跟着；我依稀记得，一开始难民很多，尤其刚离开柳州的时候，后来各奔东西了，就剩我们一家在往前走。当时父亲在桂林，通讯已经中断了，他在那儿打，我们已经管不了他了，到底死活都不知道。
吕铃（吕旃蒙将军之女）：
我的父亲叫吕旃蒙，日军攻打广西的时候，他还在黄埔军校读书。在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之后，我父亲就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要申请上前线打仗。他从武汉赶往昆仑关，在第二预备师当参谋长。我是1940年生的，我出生以后，父亲就把我母亲接到了南宁。小时候，父亲经常教我画画，画一些鱼啊，菠萝啊，也让我每天写字、读书，要求很严格。我要是做好了，父亲就奖励我一个凤尾鱼的鱼头，说我将来长大了在社会上工作，一定要跑到前头。
日本人打桂林了，父亲要上前线。我只记得我父亲走的时候，一再地抱着我，
只记得他抱着我，跟我母亲讲，讲些什么我就不记得了
后来桂林保卫战开始，我们这些家属都被安排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苗族）避难，也没有什么特殊照顾。没有盐，没有油，更没有蔬菜，天天吃红糖块和糯米。没有钱，我母亲就用衣服啊，围巾啊，和苗族人换点吃的。我生病了，我母亲就学了当地的刮痧，我疼的哭啊，叫啊，那也没办法。后来战争开始，听说都牺牲了，每天晚上就听见孤儿寡母的哭声。
悲歌漓江焦土抗战（1）
吕旃蒙将军
白壁：
桂林原计划留市政府、警察局在城内维持城内秩序，协助守备部队作战，每户留壮丁一人在家守备私人财物。谁知桂林紧急疏散时，桂林市长苏新民、警察局长谢丰年向白崇禧请求疏散离城，他们都是白的亲戚，白为了私情也批准了。因此市府、警察局、留户壮丁，在疏散时都跑光了，桂林城内除守备部队外，没有其他机关存留。守城官兵，纪律废弛，各人打各人的主意。西门外民房，骷髅躺在竹床上无人收尸；家家门户大开，物品丢得乱七八糟。
韦云淞当时是桂林的城防司令，下令烧城，所以桂林这一仗，是敌人还没打来，我们自己先烧城。过去听说日本人讲“三光”，没想到咱们守城的人也讲“三光”，改了个名字，叫“焦土抗战”。根据我知道的情况，从南门，就是现在的南门桥，开始放燃烧弹，一直烧到北门。过去也没有什么钢筋水泥的建筑，木板房很多，桂林从南到北就这一条主干道，这一烧就全完了，真成了焦土了。所以日本人还没到桂林，桂林基本上城就空了。桂林市城内外除丽泽门外留下十余间完整的房屋外，其余全部烧光。我感觉，当时的国民党并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有些人不干。实际上，在保卫战中，多数官兵是顽强的。
10月17日起，敌对桂林外围全线总攻击，战斗激烈。日军出动近七个师团，十五万兵力，三百多辆坦克，三十多架飞机，大量重炮集结于桂林一线。桂林守军仅为缺编一个团的桂军第一三一师和兵力相当于一个团的第一七○师以及大量自发组织进城的广西地方民团，总兵力仅一万八千人，所有重武器只有二十二门各型火炮。面对近十倍于己的强敌，桂林守军个个慷慨激昂，人人抱定必死决心，誓与桂林共存亡，士气异常高涨。经过两天战斗后，敌人停止了攻击，但每天都还有小的战斗。24日起，敌人又发动总攻击，这次战斗在雨中进行着，较上次攻击更加激烈。我军顽强抵抗，战斗很惨烈，据一些资料记载，漓江水都被血水染红了。
陈浩林：
1945年，日本投降，9月3日，家乡岑溪也在庆祝抗战胜利。我虽然那个时候还是小孩，才四岁，我也很高兴，因为知道打败了日本鬼子，爸爸该回来了。我弟弟出生已经快一年了，仍然没有起名字，因为没有爸爸的消息。桂林保卫战以后，有一些被打散的士兵回到家乡，问他们爸爸的消息，有人说看见他突围了。
有一天早上，我在睡梦中突然见有人在哭，我跑到楼下去看，结果是爸爸的一个警卫员跪在母亲那里哭。这个警卫员是从岑溪老家带出来的，一直跟着爸爸。三个母亲都在问，你哭什么？他到底怎么样？警卫员说他不清楚，他估计父亲可能已经不在了，但是又不能肯定。这种情况，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刚刚过了一个多星期，有人说《广西日报》已经登出了抗战英烈名单，里面有陈济桓。
家里当时看不到报纸，得到消息，赶紧派了一个亲戚，走路到县城里找报纸。这个亲戚一早就去了，到晚上才回来。大家就拿着报纸看，我家婶婶，就是我叔叔的太太，读的报纸。我三个母亲都不认识字，报纸上确实说陈济桓将军牺牲了，全家都哭了，包括我们小孩，都知道爸爸不在了。那是1946年的2月。
第二天，家里平静一些了，大家商量，怎么想办法找到他的遗体，哪怕找到遗骨也行。我母亲交代要我叔叔（爸爸的小弟弟）去，还有爸爸生前的警卫员，两个人到桂林去找。他们先到桂林附近的几个县城找，既没有发现墓，也没有找到其他的什么东西。后来打听到父亲的另一个警卫员，就去问他：“最后一天你们是怎么样分手的？”他说：“最后一天，我没有跟上他，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离开司令部后，突然发现还有一个文件落下了，他让我回去拿；等我去追他们，大部队已经走了。”另外又找到了一个当军官的，姓陈，是营长。他说现在比较准确的情况是：“当时他们是向桂林西部方向撤退的，应该向那个方向去找。”他们一共找了五天，最后一天，在桂林一个叫做猴子凹的地方，一个村民问：“你们要找什么东西呢？”他们说了情况，村民说：“哦，这样啊，我们村子后面的山上，有一个坟墓，还有一个木牌，我认识字不多，听说是一个将军，你们去看看吧。”他们上去一看，很简单的一个坟墓，前面有一个木牌，木牌上写着：“桂林防守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陈济桓之墓，昭和19年（1944年——编者注）11月”，这说明，日本人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他后，把他埋在这个地方的。第二天，省政府派人把墓挖开，里面是日本军毯包裹着的一副尸骨，发现尸骨腿断开那个地方，是用白金穿起来的，因为父亲有腿伤，这样比较确定是他了。另外还发现有两个左轮手枪的弹头，拿起来一看正是我父亲那把手枪用的型号，所以断定是他的遗体。省政府的人把他的遗体用白布包裹起来，套上了将军的制服。那是1946年3月29号。
阚培同：
大概在桂林沦陷了有三四个月以后，我父亲的勤务兵就找到了我们，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殉国了。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桂林沦陷了，我父亲牺牲了。他说，我父亲是自杀的，他没有突围逃跑。我父亲在信里讲了“不成功便成仁”嘛，他实现自己的诺言：“不跑”。其他的那些官兵可能都突围逃跑了，他坚决不走。我父亲死的时候，把随身的一些日用品委托勤务兵带给我母亲。好像有一个小手绢，一支钢笔，还有他的眼镜。我母亲当时哭得要命啊，哭昏过去好多次。
悲歌漓江焦土抗战（2）
吕铃：
我母亲天天盼着我父亲的消息。我那时候才四岁半，我母亲经常牵着我，从早上就守在路口，看着那些伤兵从面前慢慢地走过。我母亲每看到一个人就问：你见到你们的参谋长吗？这样不停地问，但得到的回答都是摇头。
终于有一天，接到了一个通知，说我父亲和阚维雍将军、陈济恒将军，三个人都牺牲了。我母亲哭得死去活来。我感觉简直就像天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当时，只知道我父亲是在桂林牺牲的，究竟怎样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