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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起来比较安全，不会掉出来。1940、1941、1942年的时候天天要搬家，天天要背着走。
背钱最害怕的是夜里过独木桥。尤其是到了兴化那个地方，那边桥多，河又宽，独木桥窄得很。天晴还好一点，大家慢慢地也就过去了。到了下雨天就麻烦了，雨水打在木头上，那个桥真的滑得要命。怎么办呢？部队行军可是不等人的啊。我们就想出办法来对付。我们用草绳把鞋子捆在脚上，防止脚底下打滑。因为鞋底高低不平了，所以就不滑了，然后就顺着它的高低，一步一步走过去。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所以我还走得蛮好。哎呀，那些刚刚从新区来的，像上海那些大城市来的同志可就惨了。真可怕啊，简直就是两个手都要放下来爬了。走也好，爬也好，只要是身上背着钱就绝对不能丢了。只能慢慢往前，一下就跨一步，一步一步地走过去，也就坚持过来了。
臧文：
我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是靠收税，尤其是盐税。当时苏中和苏北那些地方，日本人也在收税，但是他们一般就在城边上收税，我们在农村里头收税。但是日本人和国民党收的税都很高，他们主要是在搜刮百姓，可是我们新四军不是这样的，当时管文蔚司令实行了一系列的减租减息，政治影响扩大了。我们和老百姓的关系非常好，他们都愿意把税交给我们。一个是我们的税收比日本人比国民党少，另外我们部队的情况，当地的老百姓都是一清二楚的。比如我们收来的粮食，我们也没有粮店也没有粮站，都还是寄存在老百姓家里。钱也经常储藏在老百姓家里头。我们收钱和发钱，老百姓都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发钱都是给部队做伙食费的。我们的零用费很少很少。开始是一块钱，后来有钱了就是两块钱，一个月发两块钱，就是这样。所以，老百姓也知道我们不是在搜刮，就都愿意把税交给我们。
不过因为又有日本人和国民党，还有伪军，斗争非常残酷。所以一开始收税都是武装收税，很多收税人员在收税过程中就遇上敌人扫荡了，每年都有很多从事财务工作的同志牺牲。每年都有一次的财务工作人员大会，会上的气氛总是很热烈，因为在敌人扫荡和清乡非常严重的形势下，大家彼此能见上一面都算是缘分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人就没有了，下次开会就再也见不着了。
因为我们都住老百姓家里，自己没有房子，所以几乎天天搬家。每天下午四点半到五点吃完饭就集合了。可是不能在白天出发，必须等到天黑才能行军。我们把钱放在背包里背好了以后，再放两只鞋子在上头，鞋底就放在外头，坐在地下，大家轮流唱歌等到天黑。记得我们到苏北不久，因为不了解苏北的情况啊。那里的冬天是没有树叶子的，没有青纱帐，日本人常来扫荡，我们没有地方可藏身。所以我们就更加要冬防，要组织民兵防止敌人的扫荡，防止敌人知道我们住在哪里。我们就天天搬家，天天背着钱包走。
我们一般在一个地方住的地方时间很短很短，顶多住个两天三天，有的时候一天就要转移。从各个地方收来的税，像山东地区有金矿，也有一部分税是送到苏中来的。苏中所有的税收都要送到金库保管。金条金砖送来以后，我们金库的同志就按照它们的大小把它们缝起来，装在袋子里。我们现在看电视上好多历史片，有不少女同志背了个米袋子。其实我们当时不是背的米袋子，而是金条金砖。我们成天把这些金条金砖背在身上，一到晚上要睡觉了，到老百姓家里宿营了，那个东西晚上就当枕头，因为怕出事呀。总之就是时时刻刻把钱袋子放在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的。
守望明天肩膀上的保险柜（2）
其间与敌人有过遭遇战。我们从扬州宝应地区转移的时候，就碰到了一次。那天晚上部队要过一条河，河的北面是一个开阔地，一大片，没有任何遮挡。当时前面走的有粟裕、管文蔚等一些首长。我们还没有过封锁线的时候，大概距离河边还有一二百米，敌人突然从河的对面丢来两个手榴弹，一下子就在我们首长的旁边爆炸了。我们跟那些民工挑着担子，离首长大概也有一二十米，一下子，大家都有点慌乱了，因为我们不了解前面的情况。之前我们的侦察员实际上已经过河了，但是因为敌人躲在树上面，而我们的侦察员过河的时候没有看树。粟司令跟管司令他们非常机智，组织后面的部队赶快撤退，往后撤。我们就带了钱，跟着撤。我那天晚上，大概一口气跑了有七八里路，那天晚上伸手不见五指，乌黑一片。等到歇下来了，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但是马上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点钞票，看看有没有在慌乱之中把钱丢了。结果一点，一个也没有少。后来我们就坐下来，一坐下来就打瞌睡了，累得不得了，跑得气也透不过来。
有时候情况实在太紧急，来不及背走了。就先把钱寄放在老百姓家里，那时候的军民关系好得很，放在群众家里，他们决不会拿走一分钱的。等到敌人撤退了，我们才回来把钱拿走。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那时候的老百姓和我们完全是一条心啊。我们这儿有个镇叫“黄桥镇”，现在还流传着一首歌谣，唱的就是老百姓和新四军间的情谊。1940年10月，爆发了黄桥决战，我们把国民党军队打败了，这一仗为后来建立苏中根据地起了决定作用。（黄桥决战是苏中根据地的奠基战役，当时负责前线指挥的粟裕这样分析：“它的胜败，关系到党中央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抗战局面的整个战略任务，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仗。”——编者注）当时由管文蔚和陈丕显负责地方的动员工作。他们组织了很多群众组织啊，什么工抗会，商抗会啊。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商抗会把全镇数十户烧饼店全部动员起来了，日夜开工为战士们准备粮食。我们那会儿都会唱“黄桥烧饼歌”的：“黄桥烧饼黄又黄哎，黄黄烧饼慰劳忙哎；烧饼要用热火烤哎，新四军要靠百姓帮哎！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嗨呀咦呦嗨嗬嗨，多打胜仗多缴枪！咦呀嗨！”
臧文：
当时天天搬运黄金什么的，挺沉的。每次都要根据库存的数量决定背多少。我从1940年一直干到抗日战争胜利，四五年的时间都在金库工作，大概经过我手的黄金也有好几千两，包括金砖、金块、金条。从来没有想过要拿了揣自己兜里，不可能产生这种思想，即使拿了也没有地方去用。那个时候干部的素质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那个时候苏中和苏北地区的财政工作做得很好啊，《大公报》的范长江那些大记者都来实地看过的。我记得他来的时候，就在金库里四处走走，随口就问我们金库的同志：“你是从事什么工作啊？你是哪里人啊，你认识粟裕司令吗？你跟管主任有什么关系吗？”金库的同志们就都实话实说：“他么是我们的领导啊。”他就这样磨来磨去、转弯抹角地问，实际上就是想弄清楚我们这些管钱管账的同志是不是领导的小姨子，大舅子，什么小姑子等等。但实际上我们不是的，像王真这一批同志，都是自己从学校里跑出来参加革命的，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后来邹韬奋就给我们下了个结论，说我们是真正的革命队伍，范长江也说确实是非常纯洁的革命队伍。
守望明天船舱金库（1）
1941年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不承认我们这个部队了，停发军饷了。那时中央已经有指示，加强经济工作，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我们要自力更生，自己建立银行，发行钞票。我们军部就讨论执行中央的指示，成立了江淮银行，并且发行了钞票。
旁白：1941年，对于新四军来说，是一个最为严酷的时期。这年，日军和伪军同时加强了对苏中的扫荡和清乡。苏中的伪军从1941年初的三千人剧增到了年底的三万三千人，而日军据点也从十二处增加到了五十四处。代军长陈毅提出了“叫花子打狗还得手拿棍子背靠墙”，刘少奇则解释为：“打日寇不但要有枪，而且要有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要建立民主政权。”苏中地区不仅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而且开始独立发展生产，发行货币。这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抗币。
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发行钞票的经验啊，那么钞票是怎么搞起来的呢？说起来话就长了，经过了好多好多次的实验。先找一个小学教师来搞，用稻草实验，可是弄出来的东西都是发黄的，开始的纸张也非常粗糙。后来去购买专门的纸张，但是光有纸没有用，还要有机械设备，就是印钞设备，还要有油墨相配套。那么只好派人到上海去买。我还记得当时印钞厂是吴福海组织搞起来的，他个子很高，长得很魁梧，穿一双从日本人那里缴来的皮统靴，走起路来咯噔咯噔，挺有气派，我印象很深。他早年在上海指挥过工人运动，对上海很熟悉，朋友很多。所以他去上海不仅是购买机器，同时还去物色人，动员了一些人到解放区来帮忙搞印钞。
旁白：吴福海当时在保卫科工作，他亲自到上海筹办印钞机器、制版器材以及招聘技术人员。印钞厂所需的主要设备及重要原材料都由上海的柳浦庆以“华东照相制版印刷公司”老板的身份在上海采购筹办齐全后，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运往根据地。但是由于敌人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广大军民投入了艰苦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1942年，根据地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印钞厂终于正式印钞。首批印出的江淮银行钞票是新四军的首张凹印票，它的纸张是正宗的印钞纸，耐磨、挺括，版子是铜版、全部图案以点线组合，精巧而复杂，版纹深，油层厚，凹凸感觉明显，足可与上海印制的法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