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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浮！ �
扫荡最严酷的时候，冀东的很多地方都成为无人区了。（从1939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确保满洲”，将东北与关内隔离开来，为此，将长城沿线居住在山里的群众驱赶下山，强迫建起“集团部落”，东起山海关，西至独石口，北抵内蒙古宁城，南达长城线内侧，长约一千公里，最宽处约二百公里，形成了跨越十二个县境的宽大封锁线，这就是“千里无人区”，总面积约四千平方公里。——编者注）
敌
人把很多村庄变成一个大村，把人都赶到这个村子里头，叫“人圈”。再把其他村庄都给烧了，以此来断绝群众和八路军的联系。我记得最艰苦的一年，我几乎一年没脱过鞋，连睡觉也不敢脱鞋。为什么呢？因为周围的敌人也就离我们十里地，说敌人出来了，五分钟就得集合。五分钟如果集合不了的话，那你就来不及了，危险了。而且敌人坏就坏在经常在凌晨突然伊之袭击，人睡得最香的时候来打你，所以睡觉都不能脱鞋。
我很快就去华北烈士陵园查碑文，陵园有三百多个烈士墓，我挨个查，最后发现了雷烨的墓，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碑文。我根据碑文到了陵园的史料室，问有没有雷烨的档案，他们说没有。只找到了一个小证，上面有一篇文章是介绍雷烨的，说他是浙江人，牺牲的时候二十六岁，延安抗大毕业，是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的记者，在平山地区壮烈牺牲，牺牲的时候是冀东军区组织科长，就这么简单。我就想问问还健在的当年的老同志，看看他们能不能提供一点线索。首先我找到了北京的伊之大姐，因为她们在北京搞了一个组织，能找到一些战争时期战士的档案。
我觉得一下子就有了信心，开始托人让我进档案室查。因为这时我已经退休了，一般人不愿意接待，我也没有介绍信，一般不会让你查。我托了很多人，终于找到了档案。在档案里面发现了有个叫白建雄的写的一封给雷烨迁墓的建议信，还有当时河北军区给民政厅的调查信，就是调查雷烨是什么地方人、家属在什么地方。当然没有结果。另外档案里还夹着晋察冀画报第三期，登有他牺牲以后的悼文，还有他和田华的合影。有了雷烨的照片，而且他的情况与项秀文的哥哥非常相似，这时候我才找项秀文联系。我跟他一说这个情况，他特别感动，没想到这么多年我还没有放下这件事。我告诉他现在还不能认定，因为这个时候只有两张照片，一个跟田华的合影，一个跟聂荣臻的合影。我建议项秀文赶快到北京去找雷烨当时的老领导，老战友，带着照片去认定，这个雷烨是不是项俊文？项秀文很快来到了北京，走访了一些雷烨当年的老战友。
伊之：
后来，金华的项秀文联系到我，要我帮忙找雷烨的档案。我一听到雷烨的名字，知道他弟弟要找我们，我和我老伴张致祥高兴坏了，雷烨可是我们非常敬重的战士啊，而且我们从不知道他还有弟弟。我们曾经在《浙江日报》上登文章寻找雷烨的下落，他究竟是浙江哪个地方的人？可是没有下落。他弟弟项秀文说要我们帮忙找雷烨的文字资料，因为我和我老伴在晋察冀日报社的时候，雷烨是我们那儿的特约记者，经常写稿子的。我赶紧打电话给我们指导员，可是他说晋察冀的人事档案已经烧过两次了。文字全没有了。我甚至不能确定雷烨是否就是项秀文的哥哥，雷烨是浙江金华的吗？他的原名是叫项俊文吗？我和邓拓的夫人一起问了二十几个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因为那时候的环境真险恶啊，战士们在一起的时候从来不讨论家事的。因为实在是没有时间说闲话，每天除了工作就是打游击。这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比如家在哪啊，有什么人，一概不知道，从来不讨论这些。而且好像不约而同地，形成这么个不成文的规矩，谁也不问。
英雄无觅六十年雷烨印象（图）
雷烨摄影作品：塞外篝火雷烨摄影作品：晓渡滦河
我当年曾和雷烨一起工作了三个月。雷烨一般的个子，书生气很浓，文质彬彬的。人呢，非常和蔼，但是非常活泼。他到延安抗大学习了一年多吧，1938年底，被总政治部吸收参加了记者工作，就编入了这个敌后的采访团。因为他在延安的时候写过一些文章，引起了重视，被任命为总政前线记者团晋察冀组长，派到晋察冀来了，还兼任着《晋察冀日报》特派记者。他在晋察冀利用各种形式、各种场合介绍延安文化运动的形势。还受晋察冀《抗敌报》社长邓拓的委托，写《谈延安文艺工作的发展和现状》等一些文章。他那张跟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照片，就是那个时候拍的，是1939年12月沙飞给他们拍的。不久以后，他又要求到敌后去，就从那儿派到了冀东。当时冀东环境最艰苦，是战争的最前线了。因为冀东跟当时的伪满洲国接壤，再往东就是东北了，等于是华北与东北的交界，这个地方斗争最残酷。他在冀东军区担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因为当时冀东干部奇缺，他又自告奋勇担任了组织科科长。不过这些职务没有影响他的记者工作，他一直处在冀东抗日最前线。他做采访跟拍照，既写通讯报道，也拍照片。 当时拍照片的人很少啊，因为相机和胶卷那都是非常罕见的物资。雷烨一面参加斗争，一面学习摄影，尽管那时的照像器材十分缺乏，拍摄条件又很恶劣，但他勤奋呀，走到哪里照到哪里，能多照一张就多照一张。1941年1月，日军血洗冀东丰润县潘家峪村，残杀了几千的无辜中国人。雷烨第二天就赶赴现场，他是唯一亲临现场的记者。（1941年1月25日，侵华日军包围了河北丰润县的潘家峪村，对手无寸铁的村民进行了大屠杀，一千二百三十名同胞遇难，其中妇女、儿童有六百五十余人。全村财物被抢劫一空，烧毁的房有一千多间。从1941到1942年，日军对晋察冀各根据地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多达一百七十余次，投入兵力八十三万。——编者注）1941年和1942年里，雷烨随部队转战冀东滦河沿岸和热南伪满边境，拍摄了很多新闻照片。沙飞说，他拍的照片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比起专业的人毫不逊色。 伊之： 后来我终于找到了雷烨写的一篇文稿，关于说潘家峪血案的。潘家峪大惨案第二天，他就到潘家峪现场了，所以那是流着泪写的稿子。在尸骨当中，在遍地是血当中写的稿子。他在文章中描写他亲眼看到的一具具尸骨，“黄昏里，我们在潘家峪向谁告辞呢？”因为潘家峪在场的所有百姓都被屠杀了，一个都不剩。最可贵的是雷烨不仅及时地写出了通讯，而且还拍摄了非常珍贵的照片。现在我们在各大纪念馆看见的“潘家峪血案”的展览照片就是雷烨拍摄的。 当时日本人真不是东西啊，我们的一个工人说那场景真是让人痛心，一辈子都忘不了。他到一个老乡家里面，看见锅里还烧着火，他揭开锅盖一看，煮着两个小孩！其中一个是我们都认识的保卫部部长的儿子，他的老婆在路上被日本人用刺刀挑开了肚子，肠子都出来了。他回来后很久都缓不过神，后来他跟我说真是没法看啊。当时的形势就是这么严峻。 张致祥（原晋察冀日报社副社长）： 我当时在晋察冀日报社，邓拓是主编和社长，我是副社长副主编。我只见过雷烨几面，但是他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那个时候，有些记者尤其是拿着相机的容易有些傲气。但是雷烨这个人太好了，他从晋察冀边区到冀东去经过平西，和我还有肖克一起吃了顿饭。他非常年轻有活力，而且没有丝毫傲气。我还给他讲我们日报社用的石印。每逢敌人扫荡的时候，因为石印非常珍贵啊，没了它就没法出报纸了，就得把石印藏起来。可是石印太大了，藏在哪里好呢，我们的同志非常聪明，就把它放在水里，敌人来了，我们就把石印放入河水里，等到扫荡结束的时候，再把石头从河里头捞出来。我把我们怎么办报的过程告诉他，他也很感兴趣。后来他去边区参加参议会，我们约好再见面的，可是再也没见过。他失约了，因为他牺牲了。 1942年冬天的时候，雷烨被选为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参议员，带着照相机和所拍摄的材料，从冀东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冀西抗日根据地。他参加了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后，就到晋察冀画报社去，准备将自己在冀东所拍的全部底片送交画报社长期保存、使用。当时画报社的社长沙飞一看这些照片就觉得非常好，决定立刻选用这批新闻照片出版，并邀请雷烨留下来协助画报编辑选稿，雷烨非常高兴地答应了，还准备写篇长文对冀东作全面报道，配合照片一同发表。 雷烨到我们画报社，承担着很大的风险。因为晋察冀画报社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日本人根本没有想到中国人能在那样山沟沟的地方弄出一份中英文互译的彩色画报。日本人极力在破坏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实行封锁。画报社所需要的一切制作材料都是花大价钱买来的。因为聂荣臻司令员非常重视新闻工作，而沙飞带着一群年轻人创造出了每月五百份的画报奇迹。画报可以深入到战壕里，战士们可以在第一时间看见。在北平、保定地区把敌人都震动了，所以画报社成了敌人的眼中钉，成为敌人扫荡的重点对象。 1942年、1943年是晋察冀最困难的时候，一个是天气大旱，粮食没收成。一个人一天四两黑豆，很多工人游击队不发粮食，得自己找吃的。都是年轻小伙子啊，有黑豆也不够吃呀，最后吃草根，摘树叶。那时候正是困难的时候，军区下了训令，不准与民争食，近处的树叶要让给老百姓，部队只能到远的地方找树叶。那时候的战士都是面黄肌瘦的，而且吃黑豆大便不出来，互相用棍子捅，很惨啊。另外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