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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的演出计划，在周恩来的胸中运筹帷幄、渐行渐近了！如果说三年前部队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大演唱》，是重点从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军队发展行程为着眼点，而现今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则是在此基础之上，有了更深邃的思想内涵，也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再过两个月，马上就是建国15周年的庆典了，这样一部荟萃音乐、歌曲、舞蹈、诗歌于一炉的大型文艺作品，应该搬上首都的舞台，并且还要推广开来，在更大、更广的范围排练演出，从而以宏大、完整和系统的磅礴气势，来形象化、艺术化地反映中国共产党所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想着，想着，周恩来的思路越来越清晰，他索性起床，信步来到窗前，推出窗户，迎着夏夜的风，望着远处江水滔滔映衬着大上海不夜城的灯火辉煌，转念又想，要想搞出这样一部气势恢弘的作品，在短短两个月内，绝对不是那样简单，因为整台演出既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光辉历程的波澜壮阔，又要是一部集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的大手笔，不能弄成生硬教条、生搬硬套的教科书，凭借着对艺术知识长期的积累以及对艺术规律的深刻了解，周恩来深知这其中的难度绝非一般，为此，他决定自己身先士卒，亲自主抓，以北京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为基础，另起炉灶，组织和调动北京、上海和部队的相关文艺团体，共同合作，集中最优秀的“兵力”，上演出一台空前绝后的舞台精品大戏。
周恩来成竹在胸，以在京的文艺团体为骨干，抽调上海的一些创作人员和全国文艺精英，以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为基础，搞一台庆祝建国15周年的大型晚会，向国庆献礼。这台大型晚会，当然就是后来影响了几代人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东方欲明，只待破晓。周恩来的一番见解和道白，立即得到了陈毅外长的肯定和赞赏。
回京后，周恩来首先找来中宣部、国家文化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有关负责人，畅谈设想和总体思路后，得到一致赞同，大家群情激奋，各抒情怀。于是，周恩来当场拍板，此事具体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挂帅，会同召集总政治部文化部的领导人一起组成工作小组，立即开始筹备。
7月18日，周恩来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各部党组成员会议上，在以纵论国际形势为主题的谈话中，周恩来再次情不自禁地把话题转向关于大歌舞演出的方面，他心情振奋地在会上把自己的想法一语道来：“我们这次国庆要大庆祝一下。这回我到上海，陈老总把我拉去看了一个上海3000多人的歌舞，很动心，我看还不错。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中，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请周扬、徐冰同志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帮助搞一下。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总之，要有人写，要写几首壮烈的史诗。请周扬同志主持一下。北京可以和上海合作。上海那个歌舞，它是一个国际歌一唱，下一幕马上就到了井冈山，这个也太突然了……”周恩来侃侃而谈，上下纵横，扬长避短，踌躇满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大歌舞演出抓好。
两天后，周恩来在约见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对外文委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当中，除了批评有关人员对在北京举办音乐会演和亚洲文化艺术国际文化艺术活动所存在明显的官僚主义作风外，再次重点部署了有关大歌舞的具体工作：“在国庆15周年之际，以这样一部大歌舞来反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史，是非常需要的，它表现革命的精神和新的气象，这个大歌舞非搞不可。时间虽然紧了些，但有上海的大歌舞，有总政文工团的‘革命歌曲大联唱’，还有‘飞夺泸定桥’等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舞蹈，以这些为基础进行加工，是有可能搞出来的。”
7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周扬，召集国务院外办、对外文委、文化部等方面负责人，对搞大歌舞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论证，做出决定，并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中央写出请示报告，提出用综合艺术的形式，搞出一台高度概括性的表现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进程的大歌舞，以供国庆演出。
会议之后，周扬马不停蹄地会同国务院文化部、总政治部文化部和北京市委宣传部等方面的负责人，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开始进入真枪实弹的操作倒计时阶段。参与大歌舞筹备工作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深深地明白，这是一场重大政治任务的攻坚战，也是以艺术创作的形式向共和国15周年大庆献上的一份厚礼。有关人事组织、人员调动涉及到北京、上海两地，牵扯到国家级、地方和军队各文艺团体，线索繁杂，阵容庞大，必须按照一个排练大歌舞的总计划报告，方可由中央来统一协调。
首先，项目组负责人员对大歌舞的名称就进行过不止一次的争论和探讨，最后，当然是舍弃了《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这两个大型歌舞的既冗长、又口号式的名称，最后经过群策群力的费心思考，初步将之定名为《灯塔颂》，最后又由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李伟积极提出建议，终于确定下以陕北民歌《东方红》为其演出总名称。
时隔三个夜与昼，周恩来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如期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周扬就以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向陆定一、康生、周恩来、彭真递交上一份名为《关于国庆期间演出大型歌舞“东方红”问题的请示》。报告中除强调了排演以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历程的重要性之外，还完整地分类注释说明了这个大歌舞的规模、内容、艺术表现形式以及组织领导工作的分工明细。周恩来接过报告，逐字逐句进行细致审看，仔细审阅和修改。
7月30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的寓所里，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议，对大歌舞的问题做最后拍板。就周扬报告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召集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文化部等方面负责人开会，一方面听取他们汇报这一段时间的工作进展，另一方面着手解决开展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难题。在听完汇报后，周恩来站起身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这部大型歌舞的名字就定为《东方红》；我们要争取按计划在国庆15周年之际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困难，万一10月1日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对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在组织和排演过程中，大家要敢于创造……《东方红》这部大型歌舞我要亲自抓，有问题解决不了，你们直接找我。为了工作方便，由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国务院文化部等方面的有关同志组成领导小组，作为具体抓创作、排练的‘总指挥部’”。
8月1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37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周恩来欣然在修改后再次呈报的专题演出报告上，郑重地写下“同意”两字，并随手签下自己刚劲飞洒的名字，正式通过了周扬的报告，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在国庆节上演。随即，雷厉风行，周恩来亲自“点将”，起草和初步拟定了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名单和组织指挥小组名单。领导小组组长：周扬；副组长：梁必业、林默涵……组员：齐燕铭、张致祥、陈亚丁、周巍峙、许平、吕骥……组织指挥小组（后又称大歌舞“总指挥部”）主任：陈亚丁（时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副主任周巍峙（时任文化部代理副部长、文化部艺术局局长）、许平、李伟、时乐蒙、胡国光6人。“总指挥部”下设各分级机构，各司其责。
为了充分确保报告中的各条款均能得以贯彻落实，周恩来还事无巨细地审批了与有关同志当面谈定的下列原则内容：
（1）全力争取搞好，并在国庆上演，若届时还搞不好，或编排时有大缺点来不及改正，就推迟上演，用京剧现代戏代替；
（2）参演队伍主要以部队各文工团（总政文工团是主力）为主，政府所属文艺单位的地方演出团体为辅（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东方歌舞团都参加），并与上海一部分编、导、演人员合作；
（3）领导小组13人和组织指挥6人名单附后；
（4）这一工作另行成立组织，不要影响文化部和各协会领导人员的整风；
（5）朗诵词和歌词在确定后，须送彭真、陈毅、定一、康生同志四人最后审定。
至此，大歌舞《东方红》的筹备、创作及排练准备工作，正式全面拉开帷幕……
两个月后，奇迹出现了！1964年10月，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诞生出一部影响国内外、尽人皆知、意义深远的经典文艺作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
《东方红》通过音乐、舞蹈、歌曲、诗词、朗诵等多种艺术形式，高度概括地展现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人民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是一部集新中国文学、历史、音乐、舞蹈等于一体的经典作品。它的出现，既是历史的一次凝练总结，也是文化艺术的一次辉煌检阅。整台演出由首都及全国3700多名部队和地方专业、业余的文艺工作者联合演出，演出阵容强大，制作严谨认真，音乐、舞蹈、歌曲及各种艺术门类的表现达到同时代最高的艺术境界，正式公开演出之后，立即造成空前巨大的轰动效应，引起群众的极大凡响。后来，在同一世纪的1995年，该剧被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授予“二十世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