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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玲，此外，还有后来调到天津厂的李建林，珠影厂的宋德望、王铮以及蒋锐、关朋、刚小光等人都加盟剧组。影片的外景地在东北辽宁的奉城、丹东一带，剧组人员边体验生活，边实地拍摄。气候寒冷身体不适；拍摄过程中的反复修改，尤其是剧本非常突出的个性化特点，甚至影片中塑造的我军指导员、胡排长、女卫生员、还有两名战士5个角色，和敌方师长、副师长、医官、政治部主任、敌工处长、军长、骑兵连长共7人的双方比例，也有人以我方少敌方多而产生了质疑，从而招致了外界势力的严重干扰。
影片中国共两党将领的人物群像，性格鲜明，人各有貌，先天剧本的成熟，再加上所选演员自身的努力，《逆风千里》终于在1963年12月底拍竣。
影片在送到上级严格审查时，中央领导邓子恢、军队领导罗瑞卿、刘亚楼观看后，都表示了肯定，对审查时一些领导提出的不同意见，当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则表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并且三次提出若干条具体的修改意见。
1963年12月影片完成之后，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审看了此片，认为“导演的镜头语言还算流畅。”随后，陶铸同志陪同邓子恢、刘亚楼亲自到珠影厂审看影片，在肯定影片的前提条件下，特提出三点具体的修改意见：“一、去掉假枪毙；二、我军战斗中一个也没有牺牲的不真实；三、加写战士纪鹏飞炸桥的壮烈牺牲。”1964年１月，文化部副部长司徒慧敏、陈荒煤在审看影片后，表示基本同意陶铸同志的修改意见。同年６月，陶铸和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再次来珠影厂审看修改后的对白双片，表示很满意，只提出战士纪鹏飞在炸桥牺牲时，不要让指导员上桥抢救。此时，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在珠影厂审看影片后，认为没有政策性问题，可以送北京审查。珠影厂迅速将影片送文化部电影局审查，文化部领导特请军委总参谋长罗瑞卿审看此片，罗瑞卿看后，表示同意影片通过审查，并可以在全国发行。
然而，康生却大发淫威，借机刁难，他硬说这部影片是“直接为国民党服务，鼓动阶级敌人复辟的反革命影片，对特务分子起指导作用。”陶铸识破康生别有用心的诬蔑，当即在北京的一次正式会议上义正词严地反驳康生：“这部片子我看过，它虽然不是一部优秀的影片，却不存在你讲的这些严重的政治问题。”可是，康生却仍不肯善罢甘休，他继续声嘶力竭地无端指责审查这部影片的文化部电影局的领导们：“你们的阶级感情哪里去了？”并武断地强迫命令这部影片在全国停止发行。于是，这部影片先后被康生、江青点名列为“毒草”影片进行公开批判，中宣部在1964年4月11号正式下文，被迫点名下发批判《逆风千里》的通知。两年后“文革”全面爆发，康生、江青之流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对该片的大批判和大讨伐，定调是“陶铸一手扶植出来的大毒草。”
文艺路线的斗争始终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文革”前的1964年，又开始了无休止的文艺界第二次整风运动。《逆风千里》在全国上映之后，好景不长。时任中央领导要职的康生就这部影片说了一句话：“这是动国民党之心，泄共产党之愤”，由此彻底宣判了这部影片的死刑。1964年的7月29日，康生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总结会上，公开点名批判影片《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及京剧《谢瑶环》、昆曲《李慧娘》是“坏电影”、“坏戏”。随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相继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的文章。8月29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和的通知》。毛泽东主席在该通知的报告上提示：“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还不止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领袖一怒，万众皆惧，《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红河激浪》等顿时连带而出，《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用了整整一版文字，彻底地、全面地对《逆风千里》逐条逐段地展开批驳，使这部影片被批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而成为“文革”前最早被列为“大毒草”、“反革命”影片的首批影片，上映时还在其片头上特意加上了上千字的前言，其大标题即是：“反革命影片《逆风千里》”。
一部影片被定调为“反革命”，那这部影片本身连同他的主要创作人员、剧组演职员，一下子全部受到了逃也逃不掉的无形牵连。编剧周万诚被遣送回山东老家，“文革”中多次挨批挨斗，牙齿全部被打掉。导演方徨是1938年参加新四军的老干部，1941年“皖南事变”曾坐过国民党反动派“上饶集中营”的监狱，后来在赤石暴动越狱。这样一位九死一生的老革命，却被扣上“反革命”、“叛徒”的大帽子，经常被串联到珠影厂的红卫兵、厂内工宣队、军宣队造反派们拉出去公众批斗，但是，方徨始终倔强地没有低下高昂的头，他一生经历过地狱般的煎熬和战场上的横飞弹雨，对一部《逆风千里》所带来的灭顶之灾，以其坚忍的毅力去据理力争。作为一个在硝烟中锤炼出来的电影工作者，他是受苏联名家邦达尔丘克《一个人的遭遇》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影响，加之自身在战场上的亲历，从而成功地执导了《逆风千里》，他认为自己没有反党反人民，更没有去歌颂、美化国民党。反复的批斗，肉体的打击，“文革”期间又被强行送到干校劳改，还曾患过脑脓肿、直肠癌，两次大手术的人间重返，方徨以80岁的高龄至今健在，然而，在“文革”期间他的老伴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厂里的大喇叭对准他的窗户，彻夜地高声喧哗，使她终日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惶惶不安，终于在一天晚上高音喇叭突然响起，使她受到猛然惊吓而猝死，这是方徨最感难受，心中永远也抹不掉的痛。
然而，血淋淋的悲剧仍在“文革”期间继续上演，没有休止。资深摄影师姚士泉在40年代后期就从事电影摄影，他因《逆风千里》身带“特嫌”、“反革命分子”、“三四十年代黑线人物”等诸多罪名，感到万念俱灰，终于在批斗他的又一次大会之后，偷偷地跑到厂外的一片茂密的甘蔗林里，用刀切开动脉割腕自杀。
1962年，由珠影厂招收的五名品学兼优的学员丁铁宝、林书锦、杜熊文、方文献、黄伍钟返回厂后，被由香港长城公司调来珠影厂担任业务副厂长洪遒重点培养成拔尖人才，旨以培养本厂自己的演员队伍。可是，这一最具有前卫性的“造星”意识，即被不久后的“文革”运动而彻底地粉碎破灭。怀着满腔爱国热忱从印尼返回的青年华侨黄伍钟，相貌英俊，酷似《柳堡的故事》、《霓虹灯下的哨兵》中的男主角廖有梁，他曾在《逆风千里》中扮演我军侦察员，但是，“文革”的魔掌却将这一小人物牢牢抓住，不肯放过；这个单纯、幼稚、刚刚涉足新的社会，却被眼前突如其来的政治运动无情地冲击，这个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毕业、偕同新婚妻子一起回厂闹革命的年轻人，却被冠之“间谍”、“特务”的莫须有罪名，遭到残酷的批斗、审查。黄伍钟不久就从厂行政办公楼三楼跳下殉命，成为“文革”中无数冤魂的又一个无辜的殉葬品。他的突然死亡，也成了一桩至今未了的“无头”历史悬案。
如今，《逆风千里》早已平反，影片也曾多次复映，但是演员张子良、傅伯棠先后因身体的累累伤痕已经作古；那些因此剧蒙难和侥幸活下来的人，对这部影片的前前后后，却是浸入骨髓般地长痛不已……
风雨如磐《大浪淘沙》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每每读起宋代大文豪苏轼的这首“赤壁怀古”的激情诗，自然会联想到一部同样能引发激情的电影——《大浪淘沙》。广大观众所看到的这部影片，大多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之后。殊不知，这部影片的拍摄完成时间，却是比上映时间要早出12年之久。该片在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和东南亚地区造成极大的轰动效应，并作为中国电影经典名片走向了世界国际影坛。同时，也开创了珠影厂优秀故事影片走进国际电影节的历史。
开拍伊始 众将挂帅
影片《大浪淘沙》，是上海市房管局局长朱道南和他的秘书于炳坤，根据他们联合创作的革命斗争题材的小说初稿《大革命洪流》，与珠江电影制片厂老导演伊琳，三个人一起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的。
伊琳作为1938年从演出街头话剧走上革命道路的老八路，曾在解放初期的东北电影制片厂（即“长影厂”），执导过《留下他打老蒋》、《保卫胜利果实》、《扑不灭的火焰》、《刘巧儿》等新中国早期著名影片，后来他又出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处处长，曾经到越南指导过电影创作，并协助拍摄了越南影片《同饮一江水》。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被召回，调到广州电影制片厂（即“珠影厂”），1958年，拍摄《革命接班人》、1960年，拍摄《慧眼丹心》，后一部拍完即遭批判，被斥为“小资产阶级情调”。一搁几年，伊琳无片可拍，直到1963年王兰西部长提出“一切面向生产的观点，还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大力提倡钻研业务，力求精通业务，成为内行”、“要培养出一批为人民服务并且为工农群众所承认的艺术家和技术人才”等指导精神，这是在国家吸取总结经验教训后，及时调整政策方针的正确之举，苦恼的伊琳重又看到了一线生机。当年，王兰西部长和杜埃副部长亲自来到广州二沙头，召开珠影厂的领导和主要创作人员的“神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