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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另一个中国-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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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火车轮船,送往迎来,十分风光。
  已经有了丰富的政治经验的王ND064运,从湘潭风尘仆仆来到北京,但是他此行却带有游戏的性质。在武昌大宴抱冰堂时,王赋诗言志说:“闲云出岫本无意,为渡重湖一赏春。”这不单纯是文人士大夫的矜持或矫情,确实能反映他对现实政治的感受。王ND064运虽然一生都在传经授徒,可是他心系政治,在官场上进进出出也有了四五十年的历史,又经历了太平天国、“祺祥政变”、戊戌变法、义和团,乃至辛亥革命、清朝灭亡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他很熟悉这些黑幕政治的内涵及背后的操作(他所欣赏的“纵横术”就是这一套),因而他是谨慎的。他也知道所谓“国史馆”纯粹是太平盛世之点缀,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自己根本没有进入洪宪帝制活动的核心,甚至他认为连杨度本人也不是权力中枢里的人物。王ND064运不想在他看来没有多少意义的洪宪帝制活动中卷得太深。因此,他到参政院开会,也只是“未闻其说,随众举手而已”,表现得特别消极。这一次他只在北京呆了半年多一点,便不辞而别了。这位老名士很会处理官场里的进退,他很好地利用了一个契机。


王ND064运和杨度(2)


  当时,拥护洪宪帝制的人中有一群很疯的女郎,她们是北京达官显贵的小姐或姨太太,并自称大总统门生。这些人冶服香车,招摇过市,胡作非为。她们醉心时髦,建立女子参政会,搞请愿、砸报馆,坚决支持袁世凯做皇帝。但她们做得太过分了,特别是砸报馆,得罪了舆论界,京城的报章上尽是讽刺和批评她们的文字。一些讽刺诗指名道姓,描绘了她们的丑态,甚至牵连到袁世凯本人。这样,大总统坐不住了,不得不下令整饬风俗。他指示使肃政史(相当于清代的御史)夏寿康针对这些时髦女子的违礼背俗的行为具折上奏(这时还未恢复帝制,但是官制、礼俗已经完全同于封建时代),要求整顿风俗。《洪宪纪事诗》中记载了这个奏折中的“警句”:“处唐虞赓歌之世,而有郑卫秉ND243之风。自古帷薄不修,为官箴之玷;室家弗治,乃礼教之防。其何以树朝政而端国俗!”这些句子是当时盛传于京城的。此折一出,内务部长朱启钤也坐不住了,一来这件事是他职责之所在,二来朱府上的三小姐就是这些时髦女性中的“班头”,当时有人写的打油诗就有这样的句子:“一辆汽车灯市口,朱三小姐出风头。”所以,内务部令城厢警察密禁在京官眷,约束她们的行为,京中风气才为之一变。
  正是趁此机会,王ND064运表示要辞去自己的国史馆馆长和参政院参政的职务,其“理由”具于呈文之中:“为帷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在玷官箴,应行自请处分,祈罢免本职兼各职事。”所谓“帷薄不修”,也就是内宅家眷行为不够检点之意。当时,王ND064运的生活起居完全依靠保姆周妈,特别爱张扬的王ND064运公开对天津《益世报》的记者说:“周妈,吾之棉鞋大被也。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此语一出,舆论哗然。上海《时报》发表了《周妈传》;一首写王ND064运与周妈关系的《老荡子行》传遍全国;北京的《顺天时报》还揭露了周妈左右王ND064运,在国史馆招权纳贿等事。因此,他在辞呈中说:年迈多病,饮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须臾离女仆周妈。而周妈遇事招摇,可恶已极。致惹肃政史列章弹奏,实深惭恧,上无以树齐家治国之规,内不能行移风易俗之化。这个辞呈是话中有话,把周妈当做挡箭牌,借坡下驴。于是,他把国史馆的大印交给杨度保管,11月间登车而去。在火车上他也没有忘了给袁世凯写信,说明自己辞职的理由,不过信中主要提到了国史馆经费不能到位,馆职本属名誉性质,因有月俸,遂成利途,弄得他很不开心,于是,便掼纱帽而去。
  当然,这些都是借口。章太炎就说:“缃绮此呈,表面则嬉笑怒骂,内意则钩心斗角。不意八十老翁,狡猾如此。”
  令人奇怪的是,一辈子都幻想要在改朝换代过程中起“谋主”作用的王ND064运,为什么面临着即将出现的洪宪王朝,却不肯与袁世凯合作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其原因很多,例如年龄已老,阅历已多,不太愿意陷入前途莫卜的冒险中去,这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对袁世凯评价不高,不愿意在他驾下称臣。王一生热衷于“帝王术”,要选“明主”而事,抓住非常之机会,谋划非常之韬略,建立非常之功业。换句话说,“帝王术”就是物色、选择、辅佐“真龙天子”的权术,其中“物色”是第一义的。杨度对袁世凯有知遇之感,对当时重大问题的看法也大多吻合,他把袁看成当时的第一伟人。而王ND064运与袁世凯没有个人渊源,对于他没有特别的好恶(袁处理他的门生宋育仁一案,还使其虚惊一场),因而,对袁世凯的评价更客观一些。比如袁世凯在称帝过程中也是畏首畏尾的,不仅要各省之“公推”,又要广询“民意”。对此,王ND064运说:“想鸿谋专断,不为所惑,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宜循,改任天下之重,不必广询民意,专生异论。若必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没有受过新的思想意识影响的王ND064运主张的,更是“原汁原味”的纵横家的一套,只要有力量就有理,只要拥有最后的胜利就拥有了历史。这是原始纵横家观察问题和处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原则。在王的眼里,袁世凯不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其帝制操作更是瞻前顾后,当断不断。因此,王ND064运虽然也认为“自古未闻以民主国者”,只有帝制才是中国的出路,可是袁世凯断非未来皇帝的适当人选。用他给杨度信中的话说,“总统系民主公仆,不可使仆为帝”。因此,他劝杨度不要在洪宪帝制活动中卷得太深,最好是回乡隐居。当民国4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时,此时在湖南的王ND064运还是“遥领”国史馆馆长这个职务的,但他没有任何表示。杨度只好替他拟了一个“劝进电”,以应付袁世凯。据小说家言,因为王的“劝进”是有代价的,价格是十万现大洋。钱一直未付,袁倒台后,王ND064运还派周妈到北京“新华宫”去要账。
  二
  杨度虽然不是洪宪王朝的权力核心人物,但他还是进入了袁世凯的圈子,是袁能向他讲私房话的人。自1912年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后,就不断地向皇帝这个目标努力,而且,做了许多为帝制作铺垫的事情。然而在公开场合,谁要谈论复辟、谈论帝制,还是要受到惩处的。湖北商人裘治平上书大总统,说“共和幸福不如亡国奴”,请袁世凯下令恢复帝制。袁借此下了一个很长的命令,严惩裘治平,以表白自己对共和的忠诚。公开不能谈论帝制,而心中又常惦记着做皇帝,这种心里话袁世凯是可以与杨度说的。杨度自然明白袁世凯的心理,所以杨度公开谈论帝制就会受到袁的保护。他之所以敢于打出“研究学理”的旗号建立筹安会,这是得到袁世凯秘密授意的。表面上,杨度们说建立筹安会是为了研究一下看什么制度更适合中国,实际上是想探测国人对袁世凯当皇帝的态度。当有人向袁世凯指出,杨度等人搞的危害共和的帝制活动应予取缔时,袁搬出了“言论自由的原则”作为挡箭牌,仿佛是个人权利的捍卫者。杨度自己认为他从留日以来就守定“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十多年来不变,因此支持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就是自然而然的。他把这场带有浓厚的投机色彩的政治赌博,美化成实现自己政治追求的理性活动,事后也决不认错。实际上这是欺世之言,难道他不知道,他挑头办的筹安会是与袁世凯在演双簧?杨度在拉严复进入筹安会的前一天,到严家对严复说起数日前他打麻将赢钱的经过,“挟二千金之天津访所眷某姬,约友作雀戏,以千元作底,加旺子百元,和与翻无限制;会吾轮庄牌,作饼子清一色,案上碰出八九饼”,然后自摸成和,“一次所赢,已逾万金也。吾以是知吾运已入亨通之境,以有所图,必当如愿。”杨度认为自己正处在洪运高照之时,会一通百通的。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杨度才办筹安会。在动员严复加入筹安会时,杨说:“日者相者俱判吾鹏程万里,行且将扶摇上青天。吾不得已告公博ND237之微,其通亨且若彼?公果降心相从,何鳃鳃虑夭阏也。”通过洪宪王朝获得个人的发达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王ND064运和杨度(3)


  洪宪帝制活动中,真心实意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没有多少。袁是北洋集团的缔造者,北洋集团中大大小小的人物,哪个不是他提拔的?可是连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所谓“龙、虎、狗”),不是站在帝制活动之外(王士珍),就是阳奉阴违,而且,背后还搞小动作(段、冯);追随袁世凯多年的幕府高参张一麟,公开向袁讲明他不赞成帝制,而且劝袁世凯也不要这样做;甚至连“皇二子”袁克文也“作讽诗示几谏之意”,他的《感遇》中写道:“驹隙留身争一瞬,蛩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首诗盛传于当时,气得袁世凯把他拘禁在北海。这些是被袁世凯所知的其内部不赞成帝制,或不积极支持帝制的人物。就是那些洪宪活动的积极分子,如自称是袁氏父子“开路先锋”的“四川将军”陈宦,在袁世凯称帝受到各省抵制时,他马上“反水”,通电“劝”袁世凯取消帝制,这一手差点把袁世凯气死。我想之所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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