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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今天照样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花百万元投资的中国商人会指派不得力的亲戚到自己开办的煤矿里去做安全检查员，而他们却只会上班时找个地方睡觉，导致最终煤矿爆炸大家都完蛋。这倒也不全是文化差异问题，“用心”而严谨的敬业精神是一种有组织、有纪律、分工明确、信守诺言的综合性现代社会必须的行为准则，农业社会转化为工业社会时这将是一个素质改革的重点，说明确点，需要长期的培训。社会形态的改变首先是从人的基本行为方式改变开始的。
在《怎样读历史》一文中，黄先生说：“不少写历史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通常不能甩脱个人的观感，而且感情用事，容易小心眼，用寻常人的眼光去议论非常之事与非常之人，也就是容易忽略后面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他提醒史人“务必放宽胸襟，增广视野。读史的人也要和创造历史的人物一样，认清自己在时代内的使命。尤其今日之年轻人既已崇慕自由，则更要孕育各个人对公共事务判别之能力，而读史是增进这种能力的最有效之捷径”。
他称鲁迅为“过激之人”。尽管我也敬佩鲁迅，但同时我也曾质疑过鲁迅的存在，尤其是他的过激我归结为婚姻情感方面严重失衡而导致了潜在的心理问题。我甚至讨厌杂文这种文体，谁称呼我为写杂文的我就觉得是骂人。当然鲁迅不仅仅是个写杂文的，鲁迅先生的孔已己和阿Q给他奠定了文学的光辉地位。
“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诸书仍为当今治史者的原始资料。。。。。。办法是将每一主要朝代的兴起、最后的覆亡，和当中重要的转变，分作三五个大题目，而用原始资料充实之。因为我注重从技术角度检讨历史，所以曾花了相当的时间披阅二十四史的《食货志》”。说到中西方对比，他推荐英国历史为首选。进而研究西方历史他希望从政治哲学着手，例举了解这些西方思想哲人的重要性：柏拉图、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以及马克思。他说假如不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就可能对西方造成种种误解。
威尼斯是黄仁宇历史对比中的一个重点。他主要拿威尼斯做商业与城市文化的代表。在《为什么威尼斯？》这篇中也有许多有趣的话题。“写中国历史，不一定要复履中国，写欧洲历史也不一定要自己游历欧洲。不过在可能的情形之下，还是亲眼看过自己笔下的题材较为稳妥”。比如伦敦，到了当地才会知道古代的伦敦与今天的伦敦不太是一个地盘。
第八部分：阅读黄仁宇之一海湾战争
另外一个趣闻是，说到法国著名的鲍德尔教授，他说“我所羡慕的是他的眼光，而不是他说人叙事时一笔一句的真切。他曾把湖南写成一个滨海省份。。。。。。中国的明朝则于1644年至1680？我知道这方面比较粗疏的还有一个大人物，福柯，假如苛刻一些几乎可以说在论证时漏洞百出了，但是依然不挡他思想的万丈光辉。也说明，只要你有创新，哪怕你用胳肢窝书写，历史也会为你留下一席之地，四平八稳而庸碌的文字在西方是没有地位的。这时候我还想起了尼采的散文哲学。最后是黄仁宇的大白话最终在中国学界摧开了一道门槛。贵在第一，贵在奇特，哪怕你用平淡的语言。插图《释迦牟尼》19 杂画图册 无法可说 中国画 陈洪绶
在本书中黄还谈到许多知识分子的话题。“本来知识早就应当全民化，虽说当中也有粗细深浅之不同，却不能为一群所谓分子者所独占。知识分子，英文为intelligentsia；据我所知道的今日还只能适用于苏联及中国。即有知识分子；也必有无知细民。这也是此世界上两个泱泱大国至今落后而不能民主化的症结所在。这两个国家企图民主化，其方针不在加强知识分子的地位”。他例举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可是“到底不成器”，原因是没有结构的改革（unstructured reform）。
我则认为中国传统上并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含糊说有倒也没有问题。而今天认识到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之重要，既然不能循西方道路建立独立知识分子队伍，则中国人必须想办法逐步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阵营，而这个阵营是现代化社会所必须的。知识分子的第一步就是做到客观，不能有过分的倾向性，把有知识的政治家要坚决地从知识分子队伍中清理（当然这个清理只是概念上的）。而黄仁宇就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可惜他已经入籍西方，并且也已于上个世纪末上了西天极乐世界。
黄仁宇自称：“五十年来的胡闹瞎闯，我获得了一段将世事纵横曲折前后左右上下观察的机会。我既非忠贞谋国之士，也并非投机分子。只因介入两者之间，才能保持着作史的主观和客观。一个国家与社会与时代完全脱节，并非任何人之过失。只是这种情形必招致革命”。
对于“革命”的长短，实则是变革我想。他说“近代国家的革命，统有共同的程序，即上面要重创高层机构，下面要翻转少则三五十年，多则近百年或超过一个世纪。。。。。。。经过最近十年来。。。。。。则更觉得惟有此说才能贯穿中外的历史，而且才能将书本上的知识和个人人身经验穿插成为一气”。“如果要知道各种情势在大时代的意义，则只将眼光放宽放大，相信历史上的长期之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我自己认为，并非所有可以看来合理性的事物一定都是人们主观努力的结果，我以为歪打正着的事例会很多，但这些事物中却一定包含着这样的因素，那就是历史本来有其一定的规律性。
至于“为什么威尼斯”，黄说“我提倡的世界史观则注重从以农业习惯作社会骨干代之而以商业精神为主宰之一大转变。威尼斯实为这个世纪牵涉全球一个大运动的出发点。”“提及威尼斯则是表现我从技术角度看历史，不从道德观念检讨历史。”顺便在这里说一下，这样的历史观正是一个西方学者的典型态度，而黄仁宇投向中国的历史眼光正是一个西人的眼光。偶尔我会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差别。伦理道德实际上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题，而中国学者也通常用道德比量一切，历史学更是如此。但西人面对历史的时候却更愿意不动道德那根弦。
那么西人那边为什么形成了他们重客观重事实的习惯而不动情感与道德呢？
我思索过这个问题，只找到一些这样的答案。西人由于哲学、宗教等传统习惯，行为上不爱撒谎，不讲人情，没有宗法习惯，喜欢讲原则，思维上讲逻辑与理性。久而久之，在学术上或者在知识分子群体特征上，中西方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西方是冷冰冰的客观，东方则是热情洋溢的道德感。后者的不良后果是容易离开事实的本原，在历史评价上更是如此这般。许多人误解粉饰历史、新闻作假等习惯是现代政治的工具需要，但我作为一个相对了解中西方差异的人很愿意坦白地说，这不是事实，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作风与习惯在现代社会的一种必然延伸。假如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会对中国的将来过于乐观，并且会认为暴力革命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以为制度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重游剑桥》与《英伦鸿爪》是两个小游记。这些稍显琐碎的文字其实可能正是社会学者与文化学者喜欢的作品，里面透出许多一般人不易觉察的细节，而我相信不管是历史还是文化都最终落实于“细节”。比如黄仁宇先生很细致地描写剑桥人或者说伦敦人对于传统和建筑的维护与耐心，实际上这更是体现于英伦三岛的一种循序渐进在保守中步步为营稳步前进的典型英国模型，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是无论怎样都不能理解开明的英国人同时细细把玩传统的那种悠然自得的。而中国人，看似内敛保守却是一点就着的革命派，并且敢于彻底革命，这就经常忽悠于两个极端。
很意外地看到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黄仁宇先生竟然写过一篇《萨达姆》。在巴格达的硝烟尚未散尽的今天读来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对于阿拉伯和伊拉克黄仁宇先生肯定也会用他的大历史观来做一个交代。我把他最？愈非任何人可以掌握，所以此绝非单纯之军事问题，也不能有直接而完美的解决方案。”
第八部分：阅读黄仁宇之一康有为传
《克伦威尔》一篇也比较有趣。黄先生上来就说，最权威的克伦威尔专家Ashley曾经写过两本克传，第一本叫《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第二本叫《克伦威尔的伟大》。两本书之间相隔的不仅是作者漫长的一段岁月，肯定还有他曲折转还的艰难思考，否则不会同一人得出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关键在于你拿什么眼光来看历史。假如你看他的残暴，那么他就是独裁者，假如你看到他给英国奠定的现代化基础——将政教比较彻底地从他这里分开，那么你就不奇怪为什么议会给他新做的一个塑像大过国王了。我稍微诧异的一点是，在黄先生的书中我刚刚得知克伦威尔在内战结束时并不是总司令，原来是Sir Thomas Fairfax。但是克伦威尔的声望当时却远远超过了Fairfax。并且在后来判处国王“叛国罪”并执行死刑的时候因为Fairfax不同意这个做法，所以他马上离开了这个团队。克伦威尔成为独裁。他留下来比较有名的一句话是：“这里（指议会）需要一个贵族（nobleman）一个士绅（gentlemam）一个小自耕农（yeoman）和一个庄稼人（husbanman）。此乃事理当然。”黄说：“其所谓伟大，乃是应付当日艰难局面不顾局部矛盾之气魄。。。。。。这当然不是说他所作所为完全功德无亏，而更不是一切都应当为今人效仿。”插图《宽容》214 克伦威尔
《霍布斯》这篇老先生上来就问了一个问题：“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