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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英国一直占上风，他们甚至占领了巴黎。战争后期，1435年法国开始反击，到1453年，法国人终于把英国人赶出了法国。自此以后“任何两国联合共戴一王或在他国版图上占有领地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英格兰在百年战争中“退出了欧洲”，法兰西则在百年战争中走向了统一。
由于战争的拖累，经济受到巨大影响，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爆发了，这就是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国王答应让步后，大部分农民就信以为真四散回家，结果在谈判时，泰勒被伦敦市长刺杀了。
红白玫瑰战争始于1455年，是一场发生在拥有白玫瑰徽章的约克家族和红玫瑰徽章的兰克斯特家族之间的30年内战。起因依然是王位。约克家族获胜。对于这场战争真正开战的时间加起来不过一年多。而且除直接受到战争蹂躏的地区外，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并不大。
这期间，“战争带来的额外开支使国王不得不常常召开会议，这就导致了议会权力的上升及其构成的变化……14世纪末议会则已完全分为世袭的上院和选举的下院”。许多政治力量的变化结果往往出人意料。这时是中国的明朝初期，也就是说500年后的中国人才“知道”了议会这一现代政治术语的存在。
“1343年在伦敦举行复活节议会时，高级教士和世俗显贵被指派在白色厅堂集会，骑士和市民则在彩色厅堂集会，这是两院出现的端倪”。1399年，骑士和市民成为议会的永久成分，而且他们可以单独投票。
14…15世纪，议会首先控制财政税收的权力加大，然后是获得立法权，最后是对大臣的弹劾权。
英格兰的中世纪与欧洲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它是英格兰快速发展壮大的一个时期。除了政治和法律以及宗教的发展和变化，不列颠岛上的学术也得到长足发展。一些学者和大师们自发地创建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牛津大学的雏形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1071年。12世纪的时候这里陆续建起了修道院和医院，1155年牛津获得特许证书。1167年，英法两国国王争吵，英国学生不能继续在巴黎大学求学，他们就回到牛津，随即这里成为英格兰的学术中心。1209年学生与当地市民发生冲突，一部分人向东迁，建立了剑桥大学。教皇介入干预，产生了第一个正式的牛津校长，并且由此“牛津大学获得了流传至今的在司法方面的特许证”。很快，两个大学效仿巴黎大学建起了他们的各个学科。假如大家注意到这几所大学成立的背景，就会知道英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那样经常可以“独立”于世俗的政府而呈现出一种令中国学者羡慕不已的近乎勇敢的道义色彩。一切都是有传统的，而不是人种问题。
在思想方面，英格兰从神学家和修道士中间产生了许多的学者，如约翰·威克利夫（1324…1384），他强烈抨击教皇，甚至教皇下令逮捕他。罗伯特·哥罗塞特斯特（1175…1253）是个修道士同时是牛津校长，他对以往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提出疑问，并且指出了真正的科学是以数学和实验证明为基础的。与西方的宗教与学术的结合相对应的是，中国最初的学府是由政府官员管理的。
中世纪后期，“在英格兰能读会写的人已不限于贵族、教士或官吏，商人、农民、裁缝和水手也能读书和写字了”。亨利四世在1399年已经公开用英语发表讲演，说明了英语的地位已经超过了法语在英国的地位。在这之前，文学家乔叟（1340…1400）出现，诗体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完成。
许洁明在这一章中说：资本主义萌芽这种东西如果确实存在，那么它们在英格兰以东的国家比如北部德意志、意大利等更加突出，文艺复兴也是在意大利兴起的，并且在欧洲大陆发展得更充分。如果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英国属于落后国家，但最终资本主义却在英国首先成长起来，并且成为一种制度。看来经济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形成的关键条件。资本主义可能更需要政治和社会条件，这些条件是“萌芽”成长的必要土壤条件。
我赞同上面作者的意见。而民主和自由的文化传统无疑是社会全面发展的最关键的必要条件，专制的文化传统只能产生社会的板结。当今天的人们在说到中国的自由与民主的时候，每个人不妨从自身看看中国历史在自身个体的沉淀，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可以“全息”在每个人身上体现的。权威人格在中国的今天依然到处可见，职业中最常见的则是教师阶层，“师道尊严”的过分推崇就是一种具体体现。
第四部分：在不列颠群岛漫步伊丽莎白
插进来补充一点体会。贵族的长期稳定成为王权专制的最大消解团体，但同时贵族也是王权的最大支持者和稳定社会的重要阶级。英国社会模型里这一点最为典型，中国的文化历史中则一贯是把贵族看作既得利益的坏人而加以消灭，这个从古到今都没有改变，说到底可能是中国人对于私有财产的一种怀疑造成的（贵族一般是除了皇帝之外财富的最大占有者），同时也是中国人对“不患寡而患不均”传统的肯定。值得注意的是，西方的私有财产的肯定是从宗教对他们的保护而得以成立的。历史现象一环扣一环，最后成为文化之网，覆盖了一个国家与民族的一切之一切。“网眼”的归整性也正是文化历史的规律性体现。任何人想跳过一个“网眼”都构成一个巨大的漏洞，而在以后的漫长年月依旧得有人去织补这个遗漏的“网眼”。
另外，以往我对于西方知识分子的地位之高、之独特也很不理解，不知道西方知识分子的立足何以那么稳，后来我发现多一半是宗教的“功劳”。
尽管宗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现代科学的发展，但是西方知识分子最先却是由教职人员承担的，他们天然地具有权威性，即便在王公贵族那里也是平起平坐。其实早期西方许多思想家本来就是直接从神职人员那里发展而来的，无论是教廷还是王室对他们的利用，都无意中渐渐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为王室、贵族和教廷之间也从来都是一种牵？其实，今天西方的知识分子从某个角度讲全部是独立于世俗之外的教士再生。一个古代或现代的西方知识分子的目标是真理，服务的对像是上帝；中国相反，目标是更为现实的，服务的对像是人──皇帝或政治团体。这个差异造成了东西方知识分子的气质差异。
德国大名鼎鼎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就是一个修道院副院长，同时他也是个知识分子，他甚至教授哲学。撇开这个宗教改革的深远历史意义，教廷和国王都屡次希望利用路德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谁对他都不敢轻举妄动，他实际上成为德国的民族精神像征。在这个夹缝中，路德一直坚持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中国历史上基本找不到这样的例证。
当然知识分子在西方地位之独特还有另外一个成因：他们的大学多有教会和政府的双重保护下的独立地位，甚至有的大学享有司法独立权，无论是教会还是政府都不得干涉学术事务，享有“国中之国”的自治特权。之所以有这样的事实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它确实发生了这才是最重要的。这一古老传统既保证了学术和科学的自由，同时也保证了学者的权威和超然。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西方学者一贯的独立敢言，并非是天生的勇敢，而实在是历史传统使然。知识分子的独立是一个社会的科学发展所必须的，中国在这方面应该尽快大力向西方学习和借鉴。因为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科学的创造者必须是自由独立的才能够大胆推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英国人一直存在着强烈的反教皇情绪，甚至不惜和教皇决裂。但这并不等于英国统治真的可以摆脱教皇，这个斗争可能无形中支持加剧了王权的一种分化，而宗教的不稳定地位也促成了科学在英国的“渔人”地位，从而科学在英国大大发展起来。亨利八世（1509…1547）就因为离婚案曾经和教皇闹翻，从而新教在英国一度代替了天主教，脱离了教皇的羁绊。亨利二世时代产生过更明显的裂痕，在国王发出这样的牢骚之后：“我真是养了一群蠢货和懦夫，竟然没有一个人肯为我向这个捣乱的教士报仇”，四个骑士没有确认牢骚的真正含义就匆匆赶去把所指的波克特主教砍杀。所以，夹在王权和教皇之间的知识分子从某个角度看他们的日子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 插图《人类》179 亨利八世肖像 汉斯？霍而拜因 1538年
我手中的《英国通史》到目前已经读到1/4，我觉得作为文化历史根源的考察我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不太想继续读下去。我建议大家去直接看《英国通史》，会有更全面的认识。其实我这些文字的主要意图之一就在于评介这本书。不过我也提醒，假如你单独去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也会看不到我的许多独立的意见，所以我的评介绝对不是一种简单的重述，而是我本人对于东西方文化与历史的重新读解。
一般西方传统上把1485年都铎王朝的建立作为近代英国的开端。法国近代史晚些，中国则公认是1840年，中英进入近代史的差距近400年。1485年是中国的明成化21年。
之所以我愿意继续把笔触伸进近代史有一个我个人的偏爱。英国现代史就彻底算了。几个风采多姿的英国女王一个还没有说就离开很不过瘾，另外我尤其喜欢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2）。有一个著名的电影，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电影《伊丽莎白女王》，演的就是她的事迹。假如不了解英国史是无法看懂这个电影的。片中伊丽莎白的父亲就是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