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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依靠个人的职业活动发财致富”。中国的酸文人即便在几百年后都为经商感到铜臭的羞愧束缚了手脚和智慧，也客观上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全面发展。“加尔文教徒后来在法国被称为胡格诺派，胡格诺派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分子”。由于国王意识到宗教的进一步发展将威胁到王权，所以开始了对新教的镇压，这个战争持续了30年。据说这场内战的危害超过了“百年战争”。
1588年，在连年的王室贵族间的权力争夺之后，波旁红衣主教被贵族拥立为国王，称查理十世。1589年，来自波旁家族的亨利被加冕为亨利四世，他被认为是波旁王朝的开基君主，这是法国历史上一位功勋卓著的国王。他着力改善了法国经济，曾经宣称：“如果上帝假我以天年，我将使王国里没有一个农夫锅里弄不到一只鸡”。假如他知道中文，他可能直接说：我要让法国人过上小康生活。他与后来路易十五的“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形成强烈对比。不幸的是，1610年他被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刺杀身亡。
路易十三年幼，母后摄政，停止了173年的“三级会议”在1614年重新召开。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法国历史上最伟大、最具谋略、也最无情的政治家”登场了，他就是红衣主教兼首相的黎塞留。他“体弱多病，但性情刚烈，并且具有铁的手腕”。在极其困难的政治形势下他与各种复杂的势力进行毫不手软的斗争，破除了一个又一个政治阴谋，既发展了社会，也遏制了反对势力，同时也保护了自己。在他执政的18年中，他实现了他的诺言“使国王崇高”、“使国王荣耀”。在弥留之际，神父问他要不要宽恕他的敌人，这位因秉公执法、铁面威严、毫不留情而树敌甚多的政治家坦然地说：除了国家公敌，我没有敌人。他的接班人是红衣主教马扎然。这时候中国的时间已经悄悄进入到明末的崇祯15年。路易十三在次年驾崩，路易十四因为年幼，也是母后摄政。插图《宽容》208 红衣主教黎塞留
马扎然主教其实是摄政母后的情人，他们在法国经受的许多政治风雨和清朝初年庄妃经历的差不多。不同的是清朝王室面临的对手是皇族篡权者，而法国王室面临的是“福隆德运动”——高等法院为抵制政府的横征暴敛，联合各地法院，提出27项要求，马扎然和太后断然拒绝，巴黎市民闻讯起义。王室逃离巴黎，后法院与宫廷妥协。随后亲王发难，又称“亲王福隆德”。1661年马扎然去世，23岁的路易十四亲政。这位“太阳王”能征善战，并且坚持不要首相，“亲自理政就是国王的职业”。国库日渐丰盈，1662年太阳王斥巨资建造了富丽堂皇的凡尔赛宫，历时10年建成。
路易十四非常好战，运气不赖，一生打过许多著名的胜仗。在其统治前期法国经济繁荣，国库充实。但路易十四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在他治下的后期，人民几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715年路易十四驾崩。“法国历史上最长的统治宣告结束”。
路易十四的时代之所以让人“值得记忆，不仅是因为法国一度空前强大，屡屡以独家之力打败对手，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期法国文化的蓬勃鼎盛、卓越超群”。
“路易十四时代的主流文化是古典主义文化”，它是“君主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也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妥协的产物”。“路易十四时代在文化控制手段上有两个显著变化，其一是突出物质诱惑的作用，其二是突出国王个人的形象……应该说路易十四确实是法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赞助者”。
“如果说古典主义产生与勃兴的政治基础是尚受到资产阶级支持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那么其理性主义的理论基础则是由笛卡儿（1596…1650）奠定的……笛卡儿不仅是解析几何的发明人，在物理学上也有杰出的贡献，而且还是二元论的唯理主义哲学的创始人。笛卡儿在认识论上强调理性至上与理性万能。他认为人人都有理性，应该运用理性对以往的各种知识进行大胆的、普遍的怀疑”。
第三部分：武断的泛读启蒙运动
一个国家的“先进”与“落后”，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两个处在不同文化板块的国家放在一起时会看到许多的差异，而有些思维习惯与社会习俗，尤其是文化思想的发展，实际上潜在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最终结果。在以上的许多事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许许多多令人惊讶的差别，他们使人疑惑，到底是哪些东西决定了中国在近现代的命运。总结一些细小的例子。
当我看到生活在十五世纪的路易十一得知王后有外遇而与其离婚，甚至允许她带走自己的嫁妆时，我这个东方人大为“友邦惊诧”。因为在中国，对于这样的女人皇帝只会给王后一条出路：赐死。在这件“小事”上路易十一的行为作为一个国君肯定进行过深思熟虑，他的决定必然是当时人们行为的一种定规，那么这个规范已经反映出法国人和中国人的一些不同，他们的不同可以反映在：宽容精神，平等精神，信用精神，绅士风度，开明姿态，妇女地位等。而相对中国一直到100年前的清朝皇帝动辄把皇后赐死和打入冷宫，只能用野蛮霸道一言以蔽之了。比较郁闷的结果是，这样不同的态度可能在今天依旧伸展在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中，继续以隐蔽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普通生活。文化传统有着极强的渗透力和传承性。
在以往的历史事实中其实我们已经可以说，中国的落后几乎是必然的，不同的文化基础已经决定了谁更适合于现代化社会。比较简单的评价是，法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并不长，但是这个民族的开明弥补了他们长度的不足，中国的历史即便多悠久，那也是相对封闭和野蛮的悠久，终究文化与科学不会在封闭的社会文化中繁荣成长。在路易十四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赞助者”出现时，与他同代的清朝正以文字狱而名震天下，而且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为兴盛的一个朝代，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科学思想，尤其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人文学科是怎样受到窒息是可以想像的。当人们提到清朝的几位皇帝称他们是开明的皇帝，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结论。
接着看法国的历史。路易十五是路易十四的曾孙，1715年即位时只有5岁。实际上这时期由奥尔良公爵摄政，一直到1723年。33岁亲政之前红衣主教弗勒里治理国家。路易十五喜欢女人胜过治理国家，他最著名的一个情人就是蓬芭杜夫人，并且经常由她代国王理政。由于在位期间不得人心，路易十五死后只能在夜里悄悄下葬。在中国无论多么不得人心的皇帝恐怕都会隆重对待，在18世纪的法国，人民的声音已经十分强大了。
在巴黎积蓄已久的知识文化终于在这个幸运的18世纪爆发，那就是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是启蒙思想家们发动和领导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以人类智慧的结晶——科学和理性为武器，去揭露宗教蒙昧主义，反对宗教狂热、迷信，反对封建专制的特权和黑暗统治，并由此给人类带来“民主”与“科学”之光。很显然，由于地理的缘故，这场从法国开展的具有历史重大意义的思想之光依然没有幸运地照耀到中国的土地上！远在东方的中国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人类的“软件”升级，中国也就这样一次次与现代化的“进步”失之交臂。当然这是从单线进化的角度讲的，问题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其他更为合理的进化路线，只有一些实验。
“至少就思想文化领域，18世纪的欧洲堪称法国之欧洲……其时，在其他国家的沙龙中，人们皆以讲法语为荣。更有甚者，当时不仅不少法国启蒙思想家被欧洲各国的所谓开明君主接二连三地请入宫廷，待若上宾”。
启蒙运动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他提出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学说，并且他总结一个国家可以有三种政体：专制政体，君主政体和共和国政体。当时一般人比较接受在英国已经成立的君主政体，反对法国正在进行的专制政体，怀疑甚至反对共和政体是否可以成立。伏尔泰就是这样。从这个教训也可以看出，社会发展不一定要看历史的眼色，完全可以有自己的创新。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他是位杰出的“哲学家、史学家、政治家，又是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他的声望主要建立在“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对宗教蒙昧主义的荒谬、教权主义的罪恶进行无情的揭露、嘲讽和批判”，其文笔之辛辣“在18世纪无人可以望其项背”。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尽管他是个自然神论者，但是他承认上帝的存在，“主要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社会考虑，即以它来约束人的行为，使人们在自由行动的同时又能确保社会的秩序”。在政体上，他把希望寄托在开明的君主身上。
启蒙运动的另外一个领军人物是卢梭（1712…1778年）。卢梭出身贫寒，和以往的思想家截然不同。我经常在想，一个人的出身以及生活状况其实是可以影响到他的思想根基的，而出生下层的人往往更容易走入极端
和暴力。卢梭就是一个实例。在所有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中他是出身最低的一个人，同时他也是最激进的一个人。他认为民众有权以暴力推翻暴政，这样的理论中国的儒学中也有涉及，那是孟子的话。总之在中国连孟子都认为皇帝不仁可以取而代之，也所以暴力革命在中国的兴盛也就找到了渊源。孟子曾经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卢梭出现的如此之晚，成就了欧洲的相对稳定。假如没有卢梭，很难说是否会有10年后的“法国大革命”，并且更后的无产阶级学说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卢梭激进思想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