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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投出来的，跟我们的人代会选举一样公正，这个奖还算低吗……宣传工作要抓特色，抓品牌，抓谁？叶林生就是一个！”
这位宣传部领导是一位作家，曾出版过几本散文集，也曾在《故事会》上发表过故事。他深知《故事会》这本刊物在全国的影响，也深知要在上面发表一篇作品之不易。也许是这位宣传部领导的话起了作用，这年十月下旬，叶林生突然接到上面通知，让他将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作品和所有的获奖证书原件速送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请专家看完了叶林生送去的资料。这些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作品以其较高的艺术质量，立刻将专家们吸引，并得到了认可。
翌年四月，叶林生这位带着两腿泥土走上故事创作道路的农民作者，凭着他在《故事会》上发表和获奖的作品，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市里在原有三名转干名额的基础上，又破例单独为叶林生打了一份报告，本着爱惜人才、实事求是的精神，为叶林生申请破例转干。
上级审查后为该市增加了一个名额，叶林生从此成了一名国家干部。
1997年初，叶林生顺利地将家属子女的户口转入城市。
1998年底，叶林生从乡文化站调到市文化馆，从事专业文艺创作。
2002年上半年，叶林生被破格批准获得了群众文化系统高级职称资格。
现在，已经“功成名就”的叶林生没有忘记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他仍然笔耕不辍，总是将自己最好的作品寄给《故事会》，他认为这是自己对《故事会》最好的回报。
《故事会》神话般改变了一个中国农民的命运！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2）
2．一个书报亭的变迁
这家书报亭的老板蒋健生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成了个打工者，而他的老板就是过去在他手下打工的姑娘香玲。
蒋健生是一位退休职工。退休后在县城里开了一家书报亭，请了一个名叫香玲的姑娘来打工。满以为可能赚钱，谁知三个月经营下来，仅卖出去三百多元的书报，还不够给香玲发打工费。
面对这种情况，蒋健生老人想将这个书报亭转让给别人。
这事让香玲知道后，他便向蒋健生老人提出要来经营这个书报亭。
蒋健生老人有点不太相信，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难道比自己还强？为防万一，在交给她之前便与其订立了口头协定：一年内，老人不要她分文，她也不要向老人讨工资，但交税、付管理费都得由她负责。
别看香玲年轻，但却很有经济头脑。经过市场调查后，她决定以《故事会》为拳头来打开销路。
她将老人过去进的那些卖不出去的书刊，都以六折的优惠价全部处理了，又将所得的这些钱用来全部订购了《故事会》。除此之外，她还借了一笔钱，在全县城里到处收购《故事会》。老人看着她收了那么多的《故事会》，不免为她担心，将钱全部都押上去了，进的都是同一种刊物，如何能卖得掉？
可是，这还不够，香玲又从县城跑到市里去，想法进了一万册的《故事会》，将一个小小的书刊亭堆得满满的。
在蒋健生老人经营时，小书报亭一直都没有名字。这一来，香玲就将小亭取名为“《故事会》书亭”，在小亭的正面，还请人写了一副对联：
大朋友小朋友《故事会》是你的好朋友
劳心人劳力人《故事会》教你成聪明人
嗨，这简直就把小书报亭变成了《故事会》的专卖店了！
香玲接着就将这些《故事会》分别送到乡下去，然后再从乡下转到了一户户农民和乡村干部的手中。第一次就将那一万多册全部卖完了，一下子就赚了四百多元钱。
第二个月，她照此办法，竟然净赚了一千多元。
及将倒闭的小书报亭，被香玲一下子救活了，老人心里很高兴。
可是到了第三个月，香玲却不想再下乡了，她将一大串人名地名电话号码都给了蒋健生老人，让他替她下乡去送一下《故事会》。而她自己则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小报亭的经营上。
香玲在县城里构筑了一道奇异的风景：
她在小书报亭的四周插上了五色彩旗，将收集来的《故事会》一本一本地摆在书报亭前，这一下就吸引了很多人，其中既有中老年，也有一些中小学生，大家都想翻翻那些老版本《故事会》。特别是一些青少年读者，更想看一看自己以前的《故事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一来，过去冷冷清清的小报刊亭，一下子热闹起来。当月进的几百本《故事会》被一抢而空。
除了销售当月的《故事会》之外，香玲还将老《故事会》装订起来，做成了几套合订本，只要读者出一定的押金，就可以出租去阅读。
令蒋健生想不到的是，这个小小的“《故事会》专卖店”，在香玲的精心经营下，三个月之后，竟净赚了五千多元，加上第一个月所获的一千多元，总共赚下了六千多元。这时，香玲见蒋健生老人为人忠厚，办事可靠，每次送《故事会》下乡都很及时，便正式提出雇他为自己打工，包吃之外，每月工资三百元。
这可是蒋健生老人当初连想也没有想到的事情：昔日的老板变成了今天的打工者。但是，他却乐意在香玲手下打工，因为他看着一个过去在自己手上亏损的小报亭，是怎样在这位女孩子的经营下，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的。她抓住了《故事会》这个著名的品牌，才能有了今天的发展，这正应了现在市场竞争中的“品牌效应”。他对这位昔日在他手下打工的女孩子另眼相看了，他认为香玲这个女孩子有品位，有知识，有眼光，能够掂量出《故事会》这本刊物在读者中的分量。
但是，蒋健生正式打工不几天，却受到了“老板”的指责，因为在他守店的时候，有一套近期的《故事会》合订本，不知何时被人偷走了。还有一年合订本，租书的人留下押金，原说是租一个月的，结果租去后到时也不见归还，“老板”对此感到很心痛……
这样春去秋来，一直过了五个年头，到了1997年夏天，县里贴出布告，说是要整顿市容，拆除一些违章建筑，这“《故事会》书亭”也在拆除之列。
正当他们准备拆除小报刊亭的那天，突然一下子拥进来一群年轻人，他们都是每期《故事会》的热心读者。这时，一位姑娘带来了一套《故事会》的合订本，天啦，这正是小报刊亭丢失的那一套！那个姑娘不好意思地说，书不是她偷的，是偷书人在反复读了上面的故事之后，自己良心发现，听说小报刊亭要拆了，怕以后再找不着了，因此才托她带来还给主人，但不许在主人面前说出他的名字。
蒋健生老人并没有去接那套合订本，而是告诉那个姑娘：“小报刊亭马上就要搬走了，只要他看了有收获，就让他留着做个纪念吧。”
可是，那姑娘却怎么也不肯拿走，她对老人说：“这合订本很珍贵，还是留给大家看吧。”
这时，一群《故事会》的热心读者都纷纷为这个小小的“《故事会》书亭”的搬迁出主意。大家都希望这个“《故事会》书亭”能够早日在这个小县城里找到一个安生的地方，大家都愿意为这个愿望的实现而努力。大家都说，到我们为“《故事会》书亭找到新的地方后，再在一起喝庆祝酒。”
这群热心的年轻人走了之后，作为“老板”的香玲心里久久地不能平静，他对蒋健生老人说，能不能给《故事会》编辑部写封信，说说我们这个小书报亭，说说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情……
“老板”香玲的眼睛说着说着却湿润了。
于是，蒋健生老人便拿起笔，写了上面的这封信。
第六章《故事会》外的故事（3）
3。 千里寻“根”记
《故事会》编辑部的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
正在埋头阅稿的编辑急忙拿起话筒。
电话是从江西九江打来的，对方是一位在那里投资的台湾商人。他在电话里向编辑部询问一位名叫封光钊的故事作者的地址，并请编辑部介绍一下这位作者的一些情况。
这位台商为什么对一位故事作者如此地感兴趣呢？
原来封光钊是河南省西峡县重阳乡的一位作者，他在1998年第十期《故事会》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大良和小良》的故事，说的是哥哥大良靠在外面打工支持弟弟小良读书的事情。故事写得很生动，读后令人感动的同时，还引发出许多的思考。
在江西九江有一座由当地与台商合资建设的制药厂，这位台商名叫封光洲，也是一个《故事会》的忠实读者。他在读了这期的《故事会》后，觉得这位作者与自己的名字仅仅一字之差，而作者在故事中所描写的河南伏牛山一带，正是自己先祖所居住的地方。这次自己到大陆来投资，除了做生意之外，也还有一点寻根的意思，一种思念家乡之情，使这位台商拨通了《故事会》的电话。
不久，封光钊就接到了一封来自江西九江的信。
九江，自己没有任何一个熟人和朋友在那里呀？封光钊怀着一种莫名的心情拆开了信封，读着读着，他的手不觉有些颤抖起来。
真的，难道这真是自己的亲人吗？
那位台商的信是这样写的：
光钊兄：
我从《故事会》中发现了你的名字，马上给这个编辑部去了电话，请他们给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