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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吴祥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令他至今不忘的却是改稿之外的一件很小的事情。
在改稿中，吴祥曾在莘庄的一个小摊上买过一只手枪式的打火机，想笔会结束后回家去送给侄子。他有两个侄子，可小摊上却只有这么一只，不觉感到有些遗憾。谁知这事被吴伦知道了，到笔会结束游览上海的城隍庙时，每到一处摊位前，吴伦就会不厌其烦地用上海话向摊主询问，这样一直陪着吴祥转了几十个摊位，终于买到了那种打火机。
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许吴伦本人都已经忘记了。可是，当年许多参加笔会的作者还记得这件事情，吴祥本人还记得这件事情：“时至今日，吴伦老师那带着浓重上海方言的问话还不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想：《故事会》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全国发行量最高、影响力最大、最受老百姓欢迎的故事刊物，一条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她将所有热爱《故事会》的作者和读者，都当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现在只要一有时间，吴伦仍然爱回到金山去看一看。多少年过去了，金山这座临海的县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年那个捧着稿子，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站在编辑面前的年轻人，是否想到过自己哪一天会走进这个令人神往的编辑部，并担负起副主编的神圣职责呢？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为着故事创作所付出的心血，所受到的锤炼，好像就是在为着自己这种人生的事业做准备一样。那时所付出的一切，似乎都是在为这种职业做着前期的训练。要是没有老一代编辑的言传身教，他的这种训练就不可能完成。因此，他总是希望老一代编辑的优良作风，能够在他这一代得到发扬光大，并在《故事会》这个小小的编辑部里，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后来成名的故事作家崔陟，当年在冀北大山沟里的土炕上开始写故事的时候，除了经常与老编辑陈中朝通信之外，还与一位名叫鲍放的“男子汉”编辑通过几次信，崔陟在信中开始称“鲍放老师”，后来又称“鲍放兄”。对方总是每信必复，这使久居深山的崔陟很感动，真想像这位编辑说一声“谢谢”。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他接到编辑部通知，让他去参加一次笔会。
崔陟兴高采烈地来了，报到之后，他就想亲自见见那位曾经与他通过信件的“鲍放兄”。
可是，当他真正地见到鲍放时，却一下子愣住了。他怎么也不肯相信，那位站在他面前的女编辑，竟然就是他所崇敬的“鲍放兄”！
鲍放中等身材，齐耳的短发，上身穿一件合身夹袄，脚上穿一双平底布鞋，显得朴素而大方。
这正是鲍放的本色：朴实，自然，真实。
1975年，一位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从农场调到《故事会》，报到的第一天，老编辑钱舜娟就带着她到上海工人文化宫听故事。
后来她才知道，那天在台上讲故事的，竟是上海著名的故事演讲家黄宣林，他那风趣的语言，不时引起台下阵阵笑声。
她天生是一位好静而略带腼腆的姑娘，坐在那里，见会场的大门敞开着，愿者坐下，不愿者走开，人们可以自由地进出。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心想将来在《故事会》工作，就是同这样的场合打交道，根据自己的个性，那怎么能搞得拢呢？
就这样，这个年轻姑娘怀着几分不安，同时也怀着几分好奇的心情，开始了她的编辑生涯。
时光过得真快，不知怎么一晃就快三十年了！在这些时间里，她曾随老编辑顾伦去过上海南汇，与当地的农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的劳动中搜集故事，然后晚上挑灯夜战，伏在农民家的饭桌上帮助作者修改作品。她也曾单独去过陕西高陵县，代表刊物参加那里的故事会，并选出一些优秀的故事在《故事会》上发表。她还经常与许多作者通信，不厌其烦地帮助他们修改作品，一步一步地将他们培养成故事创作的名家……
当年扎着两条辫子的年轻姑娘，在《故事会》这个集体中得到了关怀和温暖，从老一代编辑的身上，她感受到了一种人格的巨大力量，她也从自己的工作中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可以说，鲍放是《故事会》老一代编辑优秀品质的传人，是一个极具民族传统意识的编辑。她埋头工作，不喜张扬，从不在个人的名利上动脑筋。在近三十年的时光里，她默默地编辑着手中的稿子，默默地给全国各地的作者寄出去一封又一封充满热情和希望的信件，然后再欣喜地将他们寄来的那些优秀作品编辑发表。看着一批批作者成长起来，她坐在编辑室里仿佛听到了春笋破土拔节的声音，从心灵深处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意义。
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一种健康的心态来对待人生。她喜欢《故事会》这样一个有着“健康心态”的集体，能为这个集体多做一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她的心里会感到欣慰。
编辑部要召开笔会了，鲍放就会放下手中的稿子去帮着做会务工作。为了节约开支，她会把旧信封存放在那里，用着内部交流资料的时候使用。就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作者有了困难，她也会尽自己的力量去给以帮助。
在宁波召开的一次笔会上，结束的时候一位来自北方农村的作者，一下子买了几十双旅游鞋，到上船的时候只好用担子挑着。可是，由于上船的人十分拥挤，那位作者一时无法上船。随同的其他作者都埋怨他，说是叫他少买几双，他偏不听，结果影响了大家上船。可是，这时人们却看见一位女同志，从人群中挤过去，帮着那个作者将那些鞋朝船上搬。
“鲍老师！鲍老师！”作者中有人叫了起来。
这时，人们才看清，那个前去帮忙的正是大家所崇敬的鲍放老师，她不顾船上人多拥挤的危险，与那位作者将那些鞋一点一点地随着人流向船上移。
刚才还在埋怨的作者们被感动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作者挤过人群，来到鲍放面前，立刻帮着将那些东西搬上了轮船……
我在北京采访范大宇、崔陟这两位故事界的名人时，他们至今都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十分感慨地说：“鲍放是一位深受我们作者尊敬的大姐，作为一名《故事会》的资深编辑，她不但教我们怎样做文，同时还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同样是关于鞋的故事。
那年崔陟带爱人去普陀山旅游，鲍放便到火车站去接他们，谁知火车晚点了好几个小时。当崔陟夫妻二人走下火车，看到鲍放独自站在那里等候时，他们被这种真诚深深地感动。
崔陟的爱人在上海买了一双皮鞋，谁知回去一穿就坏了。他们觉得很生气，鞋还在保修期内，得找商店给个说法。可是这么远的路，怎么办呢？
他们想到了鲍放。但为这件事情去麻烦一位编辑，又总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鲍放知道后竟满口答应，并让他们将那双皮鞋和购物的发票一同寄给她，并负责到商店里去给他们再选一双。
崔陟夫妻很快收到了鲍放邮来的一双新鞋。
这都是编辑分外的事情，鲍放却做得那么自然，那么认真。
1988年秋天，远在黑龙江的故事作者吴祥，因所在的工厂经济效益不好，被迫宣告破产，吴祥同全厂的一千二百多名职工一起失了业。
吴祥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面对着一家老小的生活，一时仿佛天就快要塌下来了一样。此种困境向谁去倾诉，又有谁能够理解呢？
他想到了远在上海的鲍放。
不久，他收到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并随信邮去了许多图书。鲍放在那封长信中与他共同一起谈生活，谈人生，谈生命的意义，谈面对困难的态度，告诉他要面对现实，勇敢地站起来，重新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并鼓励他一定要奋发努力，不要因此而丢了自己的故事创作……
第五章“幕后”之谜 （6）
读着这封语重心长的回信，吴祥被深深地感动了。他在寻找工作的同时，决心沿着故事创作的道路勇敢地走下去。在这期间，他先后创作了几十篇故事寄给鲍放，鲍放每次都是精心地批改，然后再寄回。在这种书信的往返中，吴祥的创作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近年来已先后在全国的故事类报刊上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所得稿费也帮助他解决了一些家庭生活的困难。
1999年10月，《故事会》在上海举办第六期创作笔会，结束之后，利用半天时间用车送大家上街购物。
刘春山与金一这两位来自北方的作者，在选纱巾时挑去挑来竟挑花了眼，面对着一大堆花花绿绿的纱巾，不知买哪条好。
这时，他们的身后传来一位女同志的声音：“你们给爱人买纱巾哪？”
二人回头一看，鲍放正站在他们的身后。
“我来帮你们选。”鲍放说着，就在那些五颜六色的纱巾中挑选起来，最后选出两条，对刘春山问道：“这两条，你看怎么样？”
刘春山和金一都认为不错，于是就确定了下来。可是，还未等刘春山掏钱，鲍放早已拿出钱来递到了售货员的手里。
刘春山一见急了，急忙伸手阻止：“鲍老师，我来，我来。”
鲍放见了却笑着说：“这有什么，你们来一趟上海不容易，刘春山，做个纪念吧。”
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使刘春山竟呆呆地站在那里，忘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