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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伦当即高兴地对张诚濂说：“老百姓讲他们爱听的故事，这种办法不错，对于我们编的《戏曲故事》也许是一条出路！”
兴奋中的两个人冒着寒风从常熟赶回上海。
到了上海之后，他们又深入到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俱乐部以及部分郊县进行调查。这才发现，故事活动在上海已是热火朝天。他们觉得一下子云开雾散，眼前的天地顿时宽阔，就请那些讲故事的人，将他们所讲的故事记下来，然后带回去再加以适当的修改、整理，一本小册子很快就编辑出来了。
这本编好的小册子叫什么名字呢？
如果叫原来的《戏曲故事》显然名不副实，可是，丢掉了“故事”二字也不行。这些故事都是来自于群众，来自于民间，为体现这本小册子的群众性，李中法、张诚濂经过考虑，决定将这本新编好的小册子叫《故事会》。
将这个“新生儿”的名字以及编辑好的故事一起报送顾伦，顾伦看后认为不错，欣然同意送出版社副社长李信。
李信为人平和，办事向来喜欢讲群众性，一贯主张多出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作为分管的副社长，他的态度如何，对于《故事会》的创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是由郭沫若任董事长、吉少甫主持的群益出版社，巴金主持的平明出版社，叶以群主持的新群出版社，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等数家出版社经过合营、调整、充实而成，曾出版过《战斗的青春》《铁道游击队》《黎明的河边》等一大批在新中国文学史上极有影响的图书，被视作是一座由雅文学装点其间的殿堂。可是，在今天却要出一本极不显眼的、实实在在的“下里巴人”的小册子，各种不同的议论自然不在少数。
李信看完送审的稿件后，却力排非议，同意以《故事会》的名字出版丛书。
小样出后，李信又多次跑来亲自看排出的小样。
1963年7月，那是一个火热的夏天，中国现代期刊史上的第一本新故事期刊——《故事会》正式出版了！版权页上印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定价为0。26元。
《故事会》创刊号在开卷的“编者的话”中写道：
它专门刊载基本上可以直接供给故事员口头讲述的故事脚本，以促进群众故事活动的发展，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阵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这些故事文字浅显，通俗易懂，比较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因面也是可以供群众阅读的通俗读物……《故事会》的对象，以农村故事员为主，兼顾工厂和其他方面。它所刊载的故事，尽量做到口语化，讲起来顺口，群众听得清楚……欢迎各地故事员把好的故事按照口头讲述的要求整理出来，寄给我们；欢迎各地评话艺人把适合故事员讲述的评话寄给我们；欢迎大家来改编或创作可供口头讲述的好故事。
《故事会》从一开始，就高高地扬起了故事要适合“口头文学”的旗帜！
在这本创刊号的“稿约”一栏里，《故事会》的这种用稿标准提得更加明确：
……不论是根据小说、报道、戏剧、曲艺、电影等文艺形式改编的还是创作的，只要可以供口头讲述，适合群众的欣赏习惯，我们都欢迎。
由此可见，《故事会》从她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定下了一个办刊的基调，即所采用的稿件必须是通俗易懂，可供传讲的口头文学作品。
在中国百年的期刊史上，《故事会》也许是第一家提出如此办刊方针的一本刊物。
《故事会》第一期交新华书店销售，反应不错，第一次印刷六万册很快卖完，第二次加印到十一万五千册，又很快供不应求，最后总共销掉了二十多万册，这对当时的书刊发行来讲，简直就是一个“异数”。
不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白彦、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丁景唐，为此专门来出版社了解刊物的编辑情况，并专门听故事员讲述《故事会》上刊登的故事。
《故事会》创刊之初工作是十分艰辛的。她只是附设在戏曲电影编辑室，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老编辑张诚濂不久调离，另一位编辑林二南调入，与李中法共同编辑这本小册子，同时还要他们兼编其他的文化实用图书。
这个时候，民间文学编辑室一位女编辑听说要编与现实和老百姓联系紧密的新故事丛书，很想来干这件事情。就在《故事会》创刊的同一个月，她便得到通知，加入了这本新创丛书的编辑行列，她的名字叫钱舜娟。
从此，钱舜娟便与《故事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她在这个岗位上默默一干就是许多年。
不久，《故事会》交民间文艺编辑室，由室副主任刘斌负责。顾乃晴、管鑫万、周月华、王须兴、蔡星华、钟佩珍、王存礼等相继参与编辑，出版社在民间文艺编辑室下正式成立《故事会》编辑组，由李中法任组长，钱舜娟任业务副组长，王须兴任政治副组长。
在整个出版社的部门中，当时设政治副组长的只有《故事会》。
继创刊号之后，《故事会》第二辑、第三辑于1963年12月、1964年1月相继出版。
1964年4月开始，基本是每月出一辑，两年多的时间一共出了二十四辑，发行六百一十二万册。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又增加了一套六十四开本的《故事会小丛书》，目的是为了便于读者携带。这套小丛书，两年中共出六十七种，五百三十万册。
1965年8月至12月，为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又编辑了一套“一九六四年《故事会》分类合编本”，其中包括《新人新事故事集》《革命历史斗争故事集》等总计六种，共印一百零四万五千册。
到1965年底，包括《故事会》在内的三套故事小丛书，共印刷、销售了一千二百四十六万册，发行面遍及全国。
此时《故事会》的母体——《戏曲故事》最多的一辑印了一万四千册。《游龟山》新一版只印了一千册。
这个数字简直无法与其所生的“儿子”——《故事会》的发行量相比。
《故事会》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开始，就展现了她与众不同的强大生命力。
一棵小草，在长满参天大树的土地上，悄悄地生长起来。
这是偶然，但也是必然。
难道这就是要“打”回的“老家”吗？
第一章还故事于民（3）
3．“革命”是随便能去掉的吗？
“必须将上面的‘革命’二字取消。”那个年轻人一言出口，四座皆惊。
几双目光，都盯着桌子上那本由他们所编辑的刊物。
那是“文化革命”刚刚结束不久的1978年，极“左”思想还不同程度地残留在人们的脑海。此时此刻，竟提出在一本刊物的封面上将斗大的“革命”二字取消，那不是自找麻烦吗！
“革命”，是随便能够去掉的吗？
这是一本什么刊物？
为什么有人会提出这个建议？
那个提出“建议”的年轻人是谁？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让我们先来回溯一下历史。
1966年5月，“文化革命”的风暴开始席卷上海，《故事会》被迫停刊。
1973年3月，《故事会》复刊，改名为《革命故事会》。
《故事会》的前面加了“革命”二字，在近乎文化荒漠的年代，这本“起死回生”的小小刊物自然是责任重大。
在那个年月里，有谁不害怕说自己不“革命”呢？编辑的思想像被一种无形的东西束缚着，拼命地向“左”拉。《革命故事会》便成了一本配合形势的政治教材。老百姓不喜欢看的故事登了不少，而老百姓喜欢的故事又不去登，又不能登。这种人为的束缚和限制，造成了故事题材的不够多样化以及内容的贫乏无味。那种违背故事创作规律而造成的公式化、概念化、图解政治和生编硬凑，那种只图花架子，赶浪头，赶“革命”的做法，完全背离了创办《故事会》时的初衷，违背了故事的创作规律，离老百姓越来越远。
这时已担任《革命故事会》编辑组组长的何承伟同编辑们走出编辑室，到工厂、农村深入调查，立刻发现《革命故事会》上面登的东西老百姓根本就不爱看，而在民间却流传着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群众经常是三五成群地相互传讲。他们将这些故事搜集回来研究，看这些流传在街头巷尾的故事究竟有没有价值。研究的结果使编辑们大开眼界，这些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不仅情节生动，而且语言也精练风趣，很有特点，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贴得很近，男女老少都爱听。
这样，编辑们便从现实中找到了答案：尽管总是讲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但在一本普通的故事读物上面加上了“革命”二字，看似“革命”，但那居高临下的姿态，实际上是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令老百姓望而生畏。事实上，与其他的文学形式相比，故事与人们的关系更加密切，甚至可以说故事已成了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许多生动的故事在人民群众中你传我传，你讲我讲，根本就不知道作者是谁。常常是一个人说，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立刻就会吸引很多听众。这可以看出故事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故事会》要想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让每期所刊登的故事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就应该用寓教于乐的形式，让群众在阅读刊物上面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