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会》的编辑。
正在这时，一个身穿黄衣裳的人从里面走了出来。门卫忙说：“你真巧，《故事会》的头头正好在这里。”
那个穿黄衣裳的人忙走上前来，对那个中年人谦和地说：“我就是《故事会》的，你找我们有什么事吗？”
来人急忙拉开手上那只人造革提包，从里面取出一叠稿子来，用带着几分激动，同时又有几分惶恐的声音说：“我是一个工人，平时特别爱读你们办的《故事会》，这次写了一个故事，想请你们帮忙给看一下。”
那个穿黄衣裳的人接过稿子，顺手翻了一下，热情地对他说：“你是工人作者，欢迎欢迎，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稿子你先留这里，等我们看过以后再跟你联系。”
那位送稿子的中年人见编辑没有架子，又平易近人，临走时又说：“麻烦你们编辑了，如果不能用，就不必再找我，稿子也不用再退了。”
那个送稿子的中年人是谁呢？
他就是后来成为《故事会》特约编辑的夏元寿，当时他还是上海一家工厂里的职工。而那位身穿黄衣裳的编辑就是当时《故事会》的编辑组长何承伟。
一位编辑和作者就这样相见了。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故事会》这本刊物却将会把他们的一生紧紧地联在一起，为着这本刊物的发展，他们都倾注着自己的全部智慧。
夏元寿对于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期望值并不高。到了当天的晚上，他对那位接收稿子的编辑的印象一下子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心想自己可别被这种文人表面的客气迷惑，全国投稿的作者那么多，说不定自己刚走，编辑就会将自己那篇不成样的东西扔进字篓里了。
可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第三天下午，他就收到了《故事会》退回来的稿子，随稿并附有一封信。现在说来真有些好笑，夏元寿这篇只有五千多字的稿子，被编辑修改的地方竟达二十三处之多，十八个错别字，七处是遣词造句的问题。但编辑在信中对他的这篇故事题材却给予了肯定，说是很有新意。在提出这些意见后，编辑又在信中希望他去虹口工人俱乐部，找一个名叫蓝翔的人，请他帮助指导修改。文末，编辑又向他提了四条中肯的建议：
请考虑改题为《808机器人》；
情节有新意，但编造痕迹太重；
文学性需要跟上；
建议到居住地附近的虹口区工人俱乐部文艺创作组学习和加工。
一个初学写作故事的人，能得到如此仔细认真的指点，夏元寿真是高兴得想跳起来了。
蓝翔是工人俱乐部故事创作组的组长，他和黄宣林二人热情地指导和帮助夏元寿，先后对这篇故事做了八次修改。可是，由于夏元寿当时的写作水平太低，这篇故事仍然未曾改好。
1981年《故事会》在上海莘庄举行笔会，专门通知夏元寿参加。
夏元寿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连一个字都未曾发表过的人，竟然被通知去参加笔会。他带着那篇一直未曾改出来的稿子，既兴奋又惭愧地参加了笔会。在这里，他第一次听到有关故事创作的方法和理论，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在编辑的指导下，他认真地对那篇名叫《808机器人》的故事又一次进行了修改。
在这次笔会结束的时候，夏元寿的这篇作品被评为这次笔会修改作品的三等奖，并获得相应的奖金。
作品虽然还未达到正式发表的要求，但是却得到了编辑和故事同行们的肯定，夏元寿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更坚定了他立志从事故事创作的决心。
五年后，《故事会》举办国庆笔会，再次邀请夏元寿参加。
在这次笔会上，他将又一次修改的这篇故事讲给陈中朝听。陈中朝当即认为是一篇很好的故事，便将他改后的稿子拿去再次进行了审阅，并将标题改成了《神秘的苔丽丝》，很快便在1988年第二期《故事会》上发表了。
这发表的可是夏元寿在编辑的指导下，对自己作品进行的第十四次修改稿啊！
这篇故事发表时只有几千字，可他修改的底稿竟达十万字之多！
夏元寿的本职工作很忙，在长达六年的修改时间里，他几乎都是在更深夜静、妻儿老小都已入睡之后，靠着自己的惊人毅力拼出来的。在这几年对于这篇稿子的修改中，编辑们不动声色地将那些因为一时冲动而写故事的“激情”一一磨去，而把一名故事作者所必须具备的韧性与刻苦给予了他，一个未来来的故事作家，就这样在《故事会》编辑部热情而严格的扶持下成长起来了。
不久，夏元寿接连在《故事会》上发表了《未婚父母》《真叫冤枉》《她有一个条件》《眼泪疗法》等一系列故事作品，很快成了《故事会》的骨干作者，后来又被聘为这本刊物的特约编辑，担负起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培养故事新人的重担。
夏元寿的故事大都构思奇特，以反映工厂生活为主，同时兼顾到市民生活的题材，语言、内容、人物、环境都充满着都市气息，幽默而风趣，往往在嬉闹戏谑中体现比较深刻的主题，令读者在欢笑中有回味，耐思索，受启迪。
1996年1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二十万字的《夏元寿故事集》，收录了他自1983年以来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三十四篇作品。不久，夏元寿又涉足电视领域，为电视台一口气写了十几个电视短剧。
当谈到《故事会》编辑部是如何下功夫培养这支“子弟兵”队伍时，夏元寿不无感慨地说：“要是当年《故事会》的编辑们把我那篇不成形的作品，像有的不负责任的杂志一样地扔进纸篓里，那就不会有我的今天了！”
这句平淡的话语里，包含着一个作者对于编辑多么深厚的情感啊！
“反革命”能写故事吗？
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呢？
原来，《故事会》复刊不久，编辑组想编发一组有关革命战争题材的故事，准备请一部分曾经写过故事，并对故事有一定研究的作者参加写作，最后大家决定请黄宣林参加。
黄宣林在《故事会》创办之前就曾从事故事讲述工作，后一直在工人俱乐部从事故事创作的组织和辅导，并发表过大量的故事作品，是《故事会》的一名骨干作者，让他来创作这样题材的故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黄宣林因为为人耿直，又能讲故事，“文化革命”中不知怎么竟成了“反革命”，被列为“内控对象”，直到那时还没有给他“平反”的迹象。这时候，一些昔日的朋友，见了他都躲避不及，而当时的《故事会》编辑组却要在这个时候去请他出来写故事，那也是要担风险的。
老编辑钱舜娟是一个正直热情的人，她认为培养一个故事作者不容易，作为编辑组，不能轻易地就将这样的作者给“扔”了，这对于刊物的发展和作者队伍的建设都是不利的。更何况像黄宣林这样写过许多革命故事的作者，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反革命”。
钱舜娟来到黄宣林的单位联系，结果被挡了回去。理由就是：“‘反革命’能写故事吗？”
为了不让一位有前途的故事作者，在这种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被无辜地打下去。钱舜娟又跑到市委宣传部，开了介绍信，再次来到黄宣林的单位。
就这样，老编辑钱舜娟冒着当时的政治风险，将“反革命”黄宣林“借”了出来，让他在这种高压的政治气候下，仍然坚持自己喜爱的故事创作。
为了让黄宣林体验生活，掌握素材，钱舜娟带着这个“借”出来的“反革命”，从上海来到南京，找到江苏省军区的领导，再通过省军区的介绍来到江苏海安，在这里对当年参加过黄桥大战的老战士和当地群众进行采访，搜集故事素材。
这时的黄宣林从心眼里感激《故事会》的编辑，感谢他们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伸出的有力之手，使自己能够从政治旋涡中解脱出来，潜心从事自己喜爱的故事创作。这段时间里，他跟着钱舜娟下田间，进茅屋，不辞辛苦地采访，晚上回来，常常是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写到深夜，很快就写出了故事《黄桥之战》……
当我在上海的一栋公寓楼里找到黄宣林的时候，他正在电脑前“敲打”他的“故事”。一说起《故事会》就显得很激动。谈起这本刊物四十年来所走过的历程，特别是对于建设“子弟兵”的情况，他都如数家珍。直到暮色将近，仍然意犹未尽。从他滔滔不绝的谈话中可以看得出来，他是很爱这本刊物的，他说：“当年何承伟听说我有一个好故事，就从城里专门跑到杨树浦的第十二棉纺厂来，听完后又与我共同研究，如何将这个故事写得更好。说句心里话，自从有了《故事会》，才真正地给口头流传的这种文学形式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培养“子弟兵”，编辑部必须有胆有识的才行。
有什么样的作者队伍，就会办出什么样的刊物。
要办一本高质量的刊物，没有一批高质量的作者，那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5）
1985年，还是那个“反革命”黄宣林，写出了一篇名叫《服服帖帖》的故事，在发稿时竟引起了争议。
故事说的是有一家工厂，共有一百零八名职工，其中有八名是共产党员。不久，这家工厂倒闭了。一位决定承包这家工厂的人，他要了一百个职工，惟独不要那八名党员。理由很简单，这家工厂过去是你们八个党员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