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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本刊物带出了一种理论，由一种理论带出了一门学科，这在中国近代的期刊发展史上，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1）
就这样，编辑们往往是作者涉足故事创作的引路人，是老师。反过来，当一些作者成熟起来后，从普通的工人、农民逐步地成长为当地文化站、文化馆、文化局或者文联的专业创作干部，他们对于编辑部的回报就深深地熔铸进了《故事会》这本刊物。无论是“黄埔军校”结业的时候，还是他们在以后给编辑部的来电来信中，他们都表示要将自己最满意的稿子首先给《故事会》。
这是一种多么深深的情感啊！
正因为这样，《故事会》总是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故事作者，并通过这些作者获得了全国最优秀的故事作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春蚕到死
是谁给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吴文昶病危！
这位享誉全国故事界的“故事大王”，难道真的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故事会》的编辑们都不敢相信。可是，电话是吴文昶的得意门生丰国需和方赛群打来的，难道这还有假？
这一天是2002年的大年初七，从黄浦江上刮来的风还带着阵阵寒气。吴伦、鲍放、归依玲、葛磊顾不了这些，火速赶奔浙江桐庐。
在桐庐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平时乐观开朗的吴文昶已经面色蜡黄，神志不清。亲人和两名学生守在他的身旁，不时地背过身去偷偷抹眼泪。
垂危中的病人在听到有人用熟悉的声音在耳边轻轻地呼唤自己，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从被子里伸出那双干瘦的手来，紧紧地抓住了吴伦的手。他已经不能再讲故事了，不能再与他的这些编辑朋友们说话了，只是用他的目光，从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容前扫过，然后用手指了指床前桌子上的一个抽屉。
亲人走过去打开抽屉，里面什么也没有。
吴文昶艰难地摇摇头，再次用手指着那个抽屉。
这时，他的学生丰国需走过去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老师是不是说《故事会》让你修改的几篇稿子，还放在家里的抽屉里？”
吴文昶听后，艰难地点了点头。
原来，《故事会》曾委托吴文昶主持“东方夜谈”和“故事传递”两个栏目。在生病的时候，他手中有两篇“故事传递”的稿子还没有改出来，他将这两篇稿子放在家里的抽屉里了。吴文昶到了这时都没有忘记《故事会》交给自己的编稿任务，这是一种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多年来，许多参加过《故事会》培训班和未曾参加过培训班的人，都喜欢用“子弟兵”来形容自己这些在《故事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故事作者。吴文昶则是《故事会》“子弟兵”中的领军人物。
1955年，一位身穿旧军装的退伍军人扛着一个铺盖卷，回到了富春江畔的家乡。他被分配在乡村里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孩子们却不愿读书。为了将这些“野孩子”的心都收到学习上来，他就开始给孩子们讲部队里的英雄故事。他那亲切生动、幽默风趣的语言，不但吸引了孩子们，同时也吸引了周围的农民。从此，小山村的冬夜就不再寂寞，小山村的夏夜也富有了色彩。
六十三个孩子，都由他一个人来教，任务已经够重的了，可他偏偏每天晚上还要去给乡亲们讲故事，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不收人家一盒香烟，也不吃人家一顿饭，晚上回来炒碗冷饭吃，吃饱了还得备课改作业。就这样他从本村讲到了外村，从本县讲到了外县，方圆几百里都知道有个会讲故事的吴文昶。
在与农民的长期交往中，面对着许许多多极富戏剧情节的人和事，不断地冲击着他，使讲故事的吴文昶萌生了写故事的念头。歌颂发生在乡村中的新人新事，批评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这是吴文昶开始从事写作的动因。
文化革命中，吴文昶被打成了“外国特务”。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长相像特务”，不然怎么在故事里能将特务讲得活灵活现。于是，故事不让他讲了。可是，当地的老百姓却不干了，批斗会刚开完，就把他拉到一个偏僻的屋子里，一边派人在外面站岗，一边听他讲故事。
“文化革命”结束后，吴文昶被借到县文化馆，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跑遍了全县三百多个村，培训了两千多名故事员，拉起了一支三十多人的故事创作队伍。可是，这县文化馆一借就是七年，借了还不愿意还，使他失去了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机会。直到他五十二岁的时候才得以解决。他曾自己解嘲地说：“这可真算得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范进中举呀！”
在借到县文化馆不久，他将自己创作的故事《新来的妇女队长》带进了杭州城，在大剧院讲演后反应极好。对于这个故事，有一个妇女竟然悄悄地跟着听了十八场。这时候，《故事会》已经复刊，编辑组的何承伟和陈中朝来到杭州，专门与这位故事大王见面，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2）
1979年，吴文昶参加了《故事会》复刊之后在上海举办的首次故事座谈会，就《故事会》的未来和前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共同为这本故事期刊的发展出谋划策。接着他又以自己雄厚的创作实力，在这本他所喜爱的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故事作品，成为这本刊物的主要骨干作者之一，他创作的许多故事不但获得了全国故事评选和《故事会》优秀作品的大奖，同时还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
为了更好地培养作者，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故事，进一步提高刊物的质量，《故事会》始终将建立一支优秀的作者队伍，作为自己的一个战略目标来实施。对于像吴文昶这样家在农村而又经济相对比较困难的作者，《故事会》在每期举办笔会时，都担负了他们全部的费用。为了解决吴文昶的困难，《故事会》又每期让他帮着初审来稿，并给以适当的报酬，以补贴家中的生活费用。
1991年9月，《故事会》为吴文昶出版了个人故事专集，收录了他从上个世纪以来在《故事会》上发表的五十一篇故事作品和两篇理论研究文章。
吴文昶成名之后，没有忘记《故事会》，没有忘记这本刊物在他困难的时候对他的支持和给予的各种方便。他始终将自己最好的故事作品交给这本他所信任的刊物发表，无论有的刊物给他多么优惠的酬劳，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这种做法，二十多年来一直始终如一。
正是由于有了吴文昶这样的一批实力派作者支撑，刊物的许多构想才能够得以实现，质量才得以提高。
吴文昶是一位故事家，对于《故事会》这本刊物来说又是一位常年合作的故事作者。他讲的故事大小有两千多场，听众达百万人次，而他在《故事会》上所发表的作品，几乎是篇篇都受到欢迎。原因在于他的稿子不是靠伏案写出来的，而都是靠在群众中面对面地讲出来的，是经过成千上万的人“过滤”了的。他的作品都是在群众中得到一定的反映后，经过无数次的修改而成，群众读了就能记住。
有着无数这样的好稿垫底，《故事会》的质量怎么能不越办越好呢！
吴文昶生病之初，躺在自己家里——那个富春江畔名叫深畈的小山村，丰国需、方赛群两名学生前来看他，他一边不停地咳嗽，一边说：“我真想早点好啊，《故事会》还有几篇稿子等着我改呢！”
一个已病入膏肓的人了，竟还念念不忘为一本刊物改稿，这是何等深厚的感情，有多少刊物能够做到这样与作者生死相依呢！
因为这本刊物曾托起过他，后来又被他和所有故事作者托起。
到了半夜，吴文昶突然要见这两个在他退休后收下的学生，他惊奇地问道：“你们怎么很久不写故事了？”
多么铭心刻骨的爱啊！
今天，在这弥留之际，在桐庐县医院那间静静的病房里，已经昏迷数日的吴文昶终于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故事会》的编辑们，这时他表现出来的“清醒”，使大家都感到吃惊。
“唉——”当吴伦在耳边与他告别时，吴文昶紧握着的手怎么也不愿意松开，不觉发出了令人永生难忘的一声长叹。
这位“故事大王”是多么迷恋编辑部的朋友们，多么迷恋这个充满故事的世界啊！
吴文昶生前曾有一个愿望，希望将自己创作的觉得最有意义、最有艺术情趣的故事进行录音，然后将带子用一只小木箱封好，交给自己的子女。让他们在自己“升天”时放一下，那便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句号，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做善始善终。
为着《故事会》的发展，吴文昶一直努力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
2002年3月17日上午，在与吴文昶的遗体告别时，人们从电视台找来了他讲故事的录音。当他那纯厚、沉缓的声音在悼念大厅里响起的时候，他与他的故事便从此获得了永生……
那是一个春末夏初的季节，何承伟、陈中朝、吴伦三个人一同来到江阴。
听说《故事会》的编辑来了，陈桂娣就来到他们的住地，将自己创作的一个故事讲给他们听。编辑们听后觉得不错，但在一些地方把握还不够准确，得作进一步的修改。
陈桂娣便根据编辑们提的意见，对这篇名叫《扭曲的灵魂》的故事作了修改。
这篇故事内容和题材都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作者初次写作故事，修改后仍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