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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写的是上海电料厂工人温林在下班路上，把一个病倒在地上的妇女送回家。被送妇女的丈夫贾大权诬陷温林，说他侮辱妇女，要他赔偿三百元。在这个“好人受气，坏人当道”的特殊时期，温林无可奈何，只好向自己的妻子要了三百元钱，交给了贾大权才算了事。实际上这是贾大权夫妻两人设计的一个骗局。接着温林聪明的妻子就在公共汽车上设计夺回了被欺诈的三百元钱，愤怒的群众在车上痛打了贾大权。
这篇故事在于从整个写作技巧上都与过去的故事有所不同，开头绝无周旋，一笔带过。发展情节时才将故事慢慢展开。高潮迭起后通过事件进行了人物的塑造，使温林妻子机智、聪明以及善于斗争的性格跃然纸上。同时，故事的高潮部分对揭示作品的主题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结尾则一改过去故事的“点睛”之笔，留给读者许多思考。将许多可信的细节融入作品，也与过去故事中的“说教”大不相同。
个人创作的凸现，使《故事会》这块刚刚走出阴影的文学之“地”，看见了一束黎明的曙光，使编辑部由过去的等“米”下“锅”，或找“米”下“锅”，一下子变得“金玉满堂”，编辑的桌子上堆满了来稿。虽然这些个人的来稿中真正好的作品还是很少，编辑们为这些来稿的发表还将倾注大量心血，但这却是一股刊物春天到来的信息。
1979年底，《故事会》正式从民间文艺编辑室分出成立编辑部。
从1984年开始，《故事会》由双月刊改为月刊，每期用稿的70％选自这些个人创作的来稿。这期间每月的个人创作来稿达两万多件。编辑们以沙里淘金的精神，在选择优秀作品的同时，努力发现优秀作者，不断加以培养，目前的基本作者队伍中有20％来自这些个人创作的自然来稿者。
《故事会》就是这样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
第一章“井喷”时期（5）
5．第一次辉煌
1983年11月2日，在湖南省浏阳县文化馆里，正在举行一次与众不同的座谈会。参加的一共十七个人，座谈的是一个看来与这个县的工农业发展毫不相关的极古怪的题目：谈谈你为什么要订《故事会》。
这是不是《故事会》编辑部来召开的一个读者座谈会呢？
不是。
是不是《故事会》编辑部委托这里的文化馆或什么单位帮助召开的呢？
也不是。
原来这个县当年订阅量最大的刊物有两种，一种是主要由公家出钱订阅的《支部生活》，另一种是主要由老百姓自己出钱订阅的《故事会》。而《故事会》在这个县发行达到三千多份之后订户还在增加，大有在这个县的期刊发行中独居榜首之势。
这件事情让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感到奇怪，为了加强全县的精神文明建设，发展全县的文艺事业，他们想出了这样一个向《故事会》“取经”的好办法，
这十七名人员，来自工、农、商、学和机关，基本代表了县里的各个方面。
清清的浏阳河在不远处哗哗地流着，这里的发言也伴着水声在流淌。
首先发言的是县冻肉厂的青年职工阳惠明，他说：“我订阅了五份杂志，最喜欢的还算《故事会》，遗失最多的也是《故事会》，简直松不得手，一不小心就会被人摸去。她在我们车间是最受欢迎（的），因为她办得活，又通俗易懂短小易记。过去别人说我是王木匠挖猪糟——扣口不开的哑嘴巴，自从八一年订了《故事会》，上台讲了《被通缉的人》《书呆子恋爱记》等几个故事，从此就传开了，‘哑嘴巴’（的外号）也无形消失了，（大家）开始称我是‘土财主’，意思是有‘才’平时不爱说。其实我的‘才’是搭帮《故事会》给我的。”
磷矿技工学校的学生张志文说：“我在高中读书时就爱看《故事会》，曾先后零购了十三本（期）。越看越过瘾，成了我必须的业余课外书之一，主要是它办得灵活，生动。有肉、鱼、蛋，还有酱油、味精和别的调料，越‘吃’越有味，感到美味可口。我特别喜欢有关土特产、名胜古迹等传说故事，它可以长知识，增智慧，添毅力，培养对祖国的热爱。希望她多发一些这样的好故事。”
退休的曹建华原是一位女干部，她听完两个年轻人的发言后就抢着说：“退休后闲着无事，文化又不高，看小说不感兴趣，看诗又不懂，唱歌又嗓子不好，我就订了一份《故事会》。我身边带有两个五六岁的小孙子，天天要我讲故事，实在是个包袱，哪里去找呢？《故事会》帮了我的忙，特别是新故事，它短小精悍，又好记，写得又非常活，又有教育意义。但《故事会》的封面还不算美。”
农民业余文艺作者廖取勋的发言更是直爽：“我们村里大部分农民认为《故事会》都看得懂，都说这是真正为我们农民服务的书。村里有个周三老倌（曾对我）说：‘小说和诗我看了半天，还不知哪里刮风下雨，《故事会》一看就记下了，实在好。我们这些四十岁以上的人，只来得葡萄酒，来个六十度的塘东花烧酒受不了，只看这样通俗易懂的书，因为文化水平（只）是个五磅热水瓶。’”
另一位农民业余戏曲作者张云，在接到开会的通知之前，专门“戴着有色眼镜”对《故事会》作了一次全面的“体检”，这位“主治医生”在发言中说：“我订了一本《故事会》，早几天，我从头至尾将几年来的都重新翻阅回顾了一下，为防止和消除精神污染，重新学习，但内容上很少看到‘侠客’、‘幽灵’、‘女尸’、‘野人’等方面的不堪卒读的东西。她的确是个有教育意义（的）刊物……是活跃农民文化生活，向群众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好书，好教材，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
这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在没有一个编辑部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在数千里之外的那条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浏阳河畔，读者公正、客观地对《故事会》这几年来的得失进行着评价。
这次座谈会专门作了发言记录，然后由县文化馆的张文清写成一份纪要，于一个星期之后邮往上海的《故事会》编辑部。
这是一篇多么沉甸甸的记录啊！
这里的话，代表着全国千千万万不同层次读者的心声，代表着读者们对《故事会》这几年来工作的评价，而在这些评价的后面，却凝聚着编辑部所有工作人员的心血。
当时的《故事会》，像湖南浏阳县这样全年每期订数达三千多册已不算稀奇。
广西的一个县，每当刊物将要邮到的日子，许多读者天天赶到邮局去等待，全县每期定数近万册。
1984年，位于天山山麓的石河子垦区一三三团场有二万多名职工和家属，第一季度就订了八百二十份《故事会》，第二季度又增到九百四十份，平均每个队三十份，其中液压件厂九百余人订阅了六十份。《故事会》在这个僻远的大山深处，发行量一直位居首位。垦区的另一个一二二团场，每期订数也达到了七百二十册，同样位于这个团场所订刊物的首位。
湖北省光化县实验小学，在任课的五十名教师中，就有二十九人订阅了《故事会》。1983年下半年，河北省承德县西大庙中学李仕东老师的这个班，共二十九名学生，就有十一个人订了《故事会》。
河南省漯河水利技校一位名叫刘金涛的老师，对班上的学生进行了一次课外阅读情况的民意测验。他自制了几十张问卷调查表，罗列了一些他自认为有影响的刊物名称，让学生在最喜欢的刊物后面打勾，为了避免遗漏，最后还单独设了一栏“其他刊物”。由于调查是无记名的，学生都表现得很大胆。这位老师过去没有读过《故事会》，因此在所列的刊物中就没有将《故事会》列入。可是，当调查的问卷交上来后，他不由大吃一惊，在“其他刊物”一栏里，大部分学生几乎都填了《故事会》。
在刘金涛老师的印象中《故事会》只是一本小刊物，不属于向中学生推荐的书刊。看了问卷，作为老师不由慎重起来，忙找了几本来读，便一下子被吸引了，立刻用班费给学生们订了一本。这位过去专搞“纯文学”的老师，因为发表自己作品的杂志看的人太少而苦恼，现在通过“民意测验”，发现了这本备受学生欢迎的刊物，他立刻积极地为《故事会》写稿，成了刊物的一名忠实作者。
1979年到1985年，在整整的五年时间里，《故事会》完成了她的第一次飞跃。
一棵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小草，在古木参天的文学圣地上，正健壮地生长起来。
让我们翻开现在已退休或没有退休的编辑们都铭记着的那段历史，看一看这些难忘的数字吧：（因作者本人不会电脑制表，请出版社或印刷厂给以下数字制一个表格！！）
1979年期发行量为二十六万七千九百三十三册，年总码洋二十八万九千四百元。
1980年期发行量为四十一万二千六百四十四册，年总码洋四十四万五千七百元。
1981年期发行量为九十四万九千万册，年总码洋一百零二万四千九百元。
1982年期发行量为一百九十五万七千二百九十七册，年总码洋二百零二万四千九百元。
1983年期发行量为二百八十二万七千三百八十九册，年总码洋三百零五万三千陆百元。
1984年期发行量为五百二十四万册，年总码洋五百六十五万九千二百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