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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非常融洽。
但是，这并不是说刘震和吴法宪就是一团和气的。
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刘震和他还是“有斗争”的。1948年，2纵在黑土地上连续打了好几个大胜仗。钟伟率领的5师因战功突出，纪律有所松弛，一次他对军部要求上缴战利品——主要是武器装备，硬是拖着不上缴，要“留着自己用”。而吴法宪身为政委，对此却无原则迁就。刘震打仗对钟伟很放手，对此违反纪律的事却并不放纵，对此大为生气，对吴法宪严肃批评后，亲自出面处理此事，派参谋朱鸿去5师说：“你去传达军党委的意见：要么上缴战利品，要么就地免职！”这下钟伟不敢了，问题较顺利地解决了。
随后，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刘震在纵队党委常委会上，首先对自己做了检查和自我批评。接着，他坦诚指出吴法宪原则性差，说：“对干部的错误，政委不是从政治上帮助，而是姑息迁就，采取讨好于人的做法。”结果，吴法宪在口头上作了检讨，表示要改正。在随后召开的纵队党委扩大会议上，党委书记吴法宪作报告，批评了抗拒上调缴获品的钟伟，也作了自我批评。
这场风波并没影响司令员和政委的关系，相反，此后据说他们的关系更加融洽。
全国解放后，他们一起来到了空军，吴法宪为空军政委，刘震为副司令员。孰不知此时吴法宪已成为了野心家林彪的手下大将，两人关系开始恶化。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黄克诚因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打倒，在“反右倾斗争”中，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志，以刘震在新四军3师时是黄克诚的部下为名，以“彭黄死党”的罪名，说他是“贯彻彭黄打烂仗的思想”。此后，刘震虽是空军副司令员，却长期排挤在空军党委之外。
1966年6月，吴法宪主持召开的空军党委3届11次全会。会上，刘震和副司令员成钧等揭批吴法宪的错误，吴法宪立即以他们“在空军搞罢官夺权”的罪名以空军党委的名义上报。
9月12日，经国防部长林彪批准，吴法宪令刘震、成钧停职反省。
1967年1月13日，江青根据林彪的意图，召集空军直属机关和空军院校万人大会，公开点名指使揪斗刘震和成钧。9月21日，吴法宪把持的空军党委常委会对刘震“罢官夺权”设立专案组，于是，批斗成了刘震的家常便饭。批斗后回到家时，他常常是鼻青脸肿，浑身泥巴。在一次批斗中，他两根肋骨被打断，并造成终身残疾。10月，刘震被押送河北嵩城航校监督劳动。
1971年“9？13”事件后，吴法宪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分子因谋害毛泽东主席被逮捕，周恩来总理开始纠正“左”倾错误，落实干部政策。1972年4月，周恩来陪同斯里兰卡总理西里玛沃到大连参观访问，他在大连棒锤岛一号楼会议室接见旅大市委常委和驻军领导。陪同接见的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人。周恩来按着名单一个个询问情况，当问到空3军副政委彤剑时，他问道：“你了解不了解刘震同志？”
彤剑回答说：“我在下边工作，不大了解。”
这时，陈锡联指着杜博说：“问杜博，他是39军的，刘震的老部下。”
杜博立即站了起来，周恩来望着杜博说：“你谈谈刘震同志怎么样？”
杜博立即回答：“刘震司令能打仗，作战勇敢，指挥好，从东北解放战争到入关、渡江，解放广西，一直指挥39军作战。他每次战斗都深入到第一线营、团，甚至到一线连去了解敌情、地形；经常听取下级意见，关心下级；在军里威信很高，给下级作了表率，我们向他学习了很多东西……”
周恩来又问杜博：“你那时干什么工作？”
杜博说：“当炮兵营长。”
周恩来听罢，说：“刘震是个战将，中央要重新审理刘震同志的问题。”
接着，他问杜博了解不了解成钧，杜博回答不了解。陈锡联说：“我了解成钧，也是个战将，他给我当过纵队副司令。林彪不用这两位能打仗的人，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然人们不服气嘛！”
周恩来在棒锤岛一番谈话后，刘震于6月回京治病，并随后出席了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人民日报公布此消息后，39军上下奔走相告。不久，刘震恢复工作，到沈阳军区任副司令。
1979年，刘震“罢官夺权”罪名得到平反，而吴法宪被判了重刑。此时，有人以为刘震会“狠狠反击”，然而，他却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豁达胸怀。
1981年秋，他的老部下王佐邦在鞍山汤岗子疗养，正巧刘震也在那里。一天傍晚两人散步时，王佐邦说：“老首长，30年前，华南分局书记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的陶铸对39军有一次评价，不知您知道不知道？”
刘震表示不知道。他说：“1951年冬，陶铸赴粤东视察，我随从也去了。在旅途中，陶铸说：论战功，数39军大，但它的名声却没有另一个部队高。什么原因？主要是部队纪律不好。”
刘震听了后，说：“陶铸同志的批评非常中肯，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为什么纪律不好？主要是因为部队骄傲，而在这个问题上，我这个军长没有带好头。”
让老部下王佐邦奇怪的是，他只字未提政委吴法宪的责任以及1948年夏他们那场斗争。
此时，正值平反冤假错案期间，个别在2纵受了处分的老部下找上门来，说自己是受了吴法宪的迫害，说吴是老反革命，是草包政委。刘震听了后，严肃地说：
“吴法宪反革命是后来的事，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摸黑吗！”
刘震不以个人恩怨论是非的凛然正气，并且还为吴说了公道话，深深感动了听者。
11你一定要来送我到八宝山去
1992年4月，39军的老军长、刘震的老战友吴信泉去世。
39军的战友们在北京八宝山沉痛地送走了吴信泉。随后，众人回到了在公主坟的新兴宾馆会议厅里，刘震笑着对老部下杜博说：
“杜博，你还年轻，等我死了的时候，你要来北京送我到八宝山去。”
杜博马上站起来回答说：“老司令，你身体挺好，哪能走呢？真有那一天，我一定来看你。”
这时，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可是谁也没曾料到，仅仅过了4个月后，8月20日，赫赫战功的刘震竟然与世长辞了。
杜博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从大连乘飞机赶到北京，参加了悼念仪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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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铁血猛将 李天佑
1练胆、练力全是因家穷
在红军部队中，李天佑有“小老虎”之称。他得此美名，除了勇敢不怕死外，还跟胆子大得出奇、力气也是一般人比不上的有关系。李天佑力气大，据说遇敌相拼，他要打倒谁就能打倒谁，绝对能赢。因他个子不算高，长得又单单瘦瘦，有人对他力大胆大觉得奇怪，一次，向他请教其中奥秘。对此，李天佑笑着说：
“这是因为我家比你家穷呀，所以力气和胆子都比你大。”
“如果你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信，但没听说过穷人家孩子还胆大力气大呢！”
“两下都是。”李天佑回答说。
“连饭都吃不饱，怎么力气大呢？”
“正因为吃不饱，才力气大啊。”李天佑有意和他捉迷藏，把肌肉结实的手臂在他前面晃了晃。
问者愣了半晌，没想明白，说：“你骗我。”
其实，李天佑说的一点都没错儿，全是大实话。
他力大胆大，与他的童年、少年艰苦的生活有关。
（1）
李天佑于1914年1月8日出生在广西临桂县六塘圩的高陂寨。
这个高陂寨虽叫寨，其实是深山老林里的一个小山窝——周围全是山，山上是遮天蔽日的树木和竹林，什么野猪、野熊和毒蛇都很多，并常在荆棘中出没，没准就吓人一跳。山窝里居住着张、李、彭、胡四大姓。李姓原是200多年前从江西萍乡附近的李家祠逃荒搬来的。李天佑的父亲叫李燕川，读过几年私塾，早年当过兵，在军阀部队里做文书，因为当兵没打过一次仗，回家后就闭口不提当兵的事，只是逢年过节给乡亲写写对联。他边写对联时，才边说上几句“在部队天天就是抄字、写标语”之类的话。他写了对联，也不收乡亲们的钱。他的妻子没有名字，姓熊，会耕会织，是持家劳动的一把好手。但是李家和山窝里别的人家一样，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1925年，李天佑11岁，桂北大旱，连续3个月无雨，连风都不刮，临桂一带饿殍遍野，一派恐怖之状。大灾之年，李家天天为吃饭饱肚子发愁。为了糊口度荒，李天佑在家里什么都干，白天上山砍柴，下水摸鱼捞虾，或者摘野菜、挖蕨根；晚上同大人一起编织竹席。凶年饥岁，李家挣一顿吃一顿，卖一天竹席饱一天肚子，否则，就得挨饿。为了多编席卖钱养家，李燕川和妻子熊氏日夜不停地上山砍竹、织席。但墙边堆着一大捆织席，又得去卖掉；李燕川去卖席就不能编席，最后只得把儿子叫到跟前，指着一大捆织席，说：
“你明天莫去砍柴，先把席子扛到圩上卖去！”
天佑才11岁，从没卖过席，也不知怎样要价让价，一时不敢答应，嘟着嘴说：“我不会卖。”
“不会，不会就学！”
第二天天还没亮，他在父亲的逼迫下，头顶竹笠，光着双脚，吃力地挑着竹席，跟在堂兄李五九后面去赶圩卖席了。一天下来，他竟然卖出了10多张。
以后，不论天晴下雨，每天他都挑着竹席同堂兄李五九四处兜喊，走乡串村叫卖竹席，今天在六塘，明天在会仙，隔天在塘头；一张竹席只值一二两米钱，卖二三十张席也只能换三四斤米。家里等米下锅，为了多卖竹席，多换几斤米回家，他们总是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两人一起卖，生意自然是平分。时间一长，他开始脱离堂兄，一个人挑着竹席去赶圩。
天蒙蒙亮时，山上不时传来野熊的吼叫，路边还有野猪出没。六塘圩一带经常发生熊、野猪咬死人的事，小小年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