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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保守、有时是明显停滞的状况下，法国的财力居然能支撑它打几十年的大国战争，这种能力更显得了不起了。虽然18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的全民动员是一个现成的原因，但这还无法对拿破仑时代的情况作恰当解释，当时法国需要供给一支超过50万人的长期服役的军队（每年可能需要招募15万新兵）。1807年军事开支至少达4。62亿法郎，1813年猛增至8。17亿法郎。毫不奇怪，正常的收入绝对无法对付如此庞大的支出。直接税在国内是不得人心的，因而不能大幅度征收，这是拿破仑恢复旧王朝对烟草、食盐和其他商品征收间接税的主要原因。但是，不论是直接税、间接税，还是各种印花税和关税，都无法消除每年数亿法郎的财政赤字。的确，法兰西银行的建立，连同一系列其他金融设施和机构使法国得以推行一项隐蔽的纸票政策，从而保住法国的财政信誉，尽管皇帝宣称他对借贷深恶痛绝。即使这样，财政仍不敷支出，其差额只能靠别的来源弥补。
实际上，拿破仑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巧取豪夺来维持的，虽然掠夺的数额是无法计算的。在国内，开始没收并拍卖被宣布为“革命的敌人”的财产。当保卫革命的战斗将法国军队推进到邻国领土时，似乎外国人就自然应该出钱供养法国军队了。简言之，法国是靠以战养战。靠没收战败国王室和封建贵族的财产，靠直接掠夺敌人的军队、要塞、博物馆和资源宝藏，靠向敌人索取以金钱或实物支付的战争赔款，靠在卫星国领土上驻扎法国部队并要它们为其部队提供给养等等，拿破仑不仅满足了巨大的军事开支，而且实际上，他还为法国以及他自己取得了相当大的利润。在法国鼎盛时期，拿破仑在这些特殊领地的行政长官们聚敛的财富数额相当可观，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其卫星国和被征服国家的掠夺。例如，耶拿战役后，普鲁士不得不向法国支付3。11亿法郎的赔款。这个数额相当于法国政府常年收入的一半。每一次战败后，哈布斯堡帝国都被迫割让领土，并支付大笔战争赔款。1805年至1812年的意大利将约1/2的税收拱手送给了法国。所有这些给法国带来两方面好处：将大部分法国军队驻扎在本土以外；同时使法国本土的纳税人免于承担战争的全部费用。只要法国军队在其英明领袖的领导下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一体系似乎就坚不可摧。因此，毫不奇怪，皇帝经常自诩道：
我的权力仰赖于我的荣耀，而我取得的胜利则给我带来了荣耀。一旦我不再以新的荣耀和新的胜利来滋养我的权力，我的权力就会丧失。征服造就了我本人，也只有征服才能使我保住自己的地位。
那么，拿破仑是怎样被打垮的呢？不列颠陆军人员不足，完成不了这一大业。而法国在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对手，如果单独向法国发动进攻，都注定要失败。普鲁士1806年不合时宜地参战证明了这一点，虽然它没有能阻止气急败坏的奥地利于1809年初重启战端。尽管奥地利在埃克缪尔和阿斯平之役中顽强奋战，但它在瓦格拉姆一役中遭受了更大的损失，使维也纳被迫再次求和，给法国及其盟国割让更多的领土。法军在战胜了奥地利之后，旋即挥戈进入西班牙，镇压那里的叛乱。似乎哪里一出现对皇帝意志的反抗，很快就会被镇压下去。尽管不列颠在海上对其敌人也同样残酷无情（不论是眼前的敌人还是潜在的），例如哥本哈根之战（1807年8月）。但是英国人仍然倾向于在小规模的袭扰中白白浪费掉它宝贵的战争资源，如英国对意大利南部的进攻，对布宜诺斯艾利斯不合时宜的进攻，和1809年夏季使英军损失惨重的瓦尔克伦战役。
然而，恰恰在拿破仑的体系看来无懈可击的时候，法兰西帝国的大厦开始出现第一个严重的裂缝。虽然法军在战场上取得了接二连三的胜利，但法军在这些战役中的伤亡也是巨大的——在埃卢战役损失1。5万人，在弗里德兰战役损失1。2万人，在巴伊伦有2。3万人阵亡或投降，在阿斯平的伤亡人数高达4。4万，另外在瓦格拉姆还有3万人伤亡。久经沙场的部队越来越少，至少在法国近卫军以外的部队中是这样。例如，1809年拥有14。8万人的日耳曼军团（不包括近卫军）中有4。7万人是不够年龄的壮丁。虽然像希特勒的军队一样，拿破仑的军队中也有许多人来自被征服领土和卫星国，但是法国的人力资源自然在减少。而神秘莫测的沙皇仍然拥有巨大的人力储备。甚至顽固而心存怨恨的奥地利人在瓦格拉姆战败之后，仍然掌握着一支数量可观的“死里逃生的军队”。
此外，1808年冬拿破仑率兵进入西班牙并没有像皇帝想像的那样就“解决”那场战役。当他击溃西班牙正规军的时候，无意间促使当地人民同法军展开游击战。这种打法更难于对付，并且还加重了法国后勤供应的困难。由于当地人民拒绝供应粮食，法军更严重地依赖它自己很不可靠的补给线。此外，在开辟西班牙战场、特别是葡萄牙战场的时候，拿破仑无意间选择了仍然谨小慎微的英国人可以直接同法军作战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英国人在初期还只是试探性地派出少量军队同法军作战，但随后当他们看到威灵顿是如何有效地利用当地人民的同情，利用半岛的地形和英国的制海权，以及最后运用人数日益增加的职业军队遏制并削弱法军的势头时，他们的信心增强了。1810—1811年间，马塞纳的大军在向里斯本枉费心机的进军中，伤亡2。5万人，最先表明，这颗“西班牙毒瘤”是没法割除的，即使后来法国向比利牛斯山以南派出了30万人的军队，也无济于事。
除去削弱法国，西班牙事件同时还从商业上及战略上缓解了英国身上的负担。在英法战争前的大部分时间里，西班牙毕竟是站在法国一方作战，这不仅从陆上威胁着直布罗陀，从海上威胁着英国海军霸权地位（以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的方式），而且还影响到英国在比利牛斯半岛、拉丁美洲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出口市场。一个友好而不敌对的西班牙表明所有这些压力已一去不复返。现在，当兰开夏和米德兰的产品重新回到它们过去的市场的时候，大陆体系给英国贸易造成的损失就极大地减轻了。到1810年，英国出口总额猛增到创纪录的4 800万英镑（1808年是3 700万镑）。尽管这种缓解只是暂时的，而且日渐被法国封闭波罗的海以及英美两国关于英国强制美籍水手参加英国海军和封锁大陆的争端所造成的损失抵消，但它的作用已经足矣。在欧洲正要奋起反抗拿破仑的时候，西班牙支持了拿破仑大陆以外的大敌。
实际上，拿破仑在欧洲的体系，是建立在一个矛盾体之上的。不论大革命在法国国内的是非曲直如何，一个宣称自由、博爱、平等的国家，现在正在其皇帝的领导下，征服非法兰西民族，在他们的领土上驻军，没收他们的货物，损害他们的贸易，向他们索取巨额赔款，征收重税，并且还征召他们的青年入伍。因为受害于拿破仑对英国展开的经济战的，不仅仅是波尔多和南特，而且还有阿姆斯特丹、汉堡和里亚斯特，所以各地的人民都对大陆体系下日益加强的控制怨声载道。虽然很少有人敢于像西班牙人那样拿起武器公开反抗，或者像俄国人在1810年10月那样断然退出给他们带来极大损害的大陆体系，但是一旦拿破仑的大军在莫斯科战役惨遭失败，一旦法国的西班牙军团被赶回比利牛斯山以北，挣脱法国霸权枷锁的机会终于就要到来了。到了这种时候，普鲁士人、俄国人、瑞典人、奥地利人和其他民族所需要的就是步枪、皮靴和制服，当然还有金钱，这些都是英国人已经在向他们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盟友提供的东西。这样，一方面是不列颠群岛的安全和它的相对繁荣，另一方面是法国统治战线过长及其日益贪婪的性质，两个因素相互作用，终于开始推翻拿破仑帝国。
1815年维也纳的最后解决办法，并没有像普鲁士一度建议过的那样，瓜分法国。但是和约确实用许多国家把路易十八的法国包围起来：北面是荷兰王国，东南方是扩大了的萨丁王国（皮德蒙特），还有在莱茵兰的普鲁士。西班牙虽然重新回到了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领土完整得到大国的保证。胜利者们经过激烈的争吵达成妥协，均势思想在法国的东方也得到贯彻。由于奥地利的反对，普鲁士吞并萨克森的企图未能如愿，作为代替办法，它接受了在波森和莱茵兰等地的补偿。由于奥地利在战争结束时仅保存了波兰的加里西亚地区，它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东南部得到补偿。俄国占据大部分波兰领土的要求虽然最终取得了列强的让步，但是它主宰萨克森未来命运的野心却遭到了列强有力的抵制。1815年初，英、法、奥三国为了反对俄国吞并萨克森，险些结成三国同盟，这使俄国大为震动，很快就从对抗中退缩回去。看来，现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被允许再像拿破仑那样把其意志强加到欧洲其余部分的头上了。虽然1793—1815年间的事件并没有消除欧洲各国自私自利的观念，但是“遏制与相互补偿”的双重原则意味着任何国家想单方面独霸欧洲都不大可能。即使是小范围的领土调整，也要得到欧洲协调体多数成员国的赞同。
然而，在谈到欧洲“五角政治”的时候，应该牢记这五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1750年甚至1789年时的关系了。虽然俄国迅速崛起，但可以说拿破仑垮台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