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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制波旁王朝（及拿破仑）的野心，必须给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敌人以援助。根据这一观点，“海上”和“大陆”战略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
纽卡斯尔公爵在1742年很明确地表述了这一战略意图的要旨：
一旦在大陆上消除了后顾之忧，法国就将会在海上超过我们。我一贯主张我们的海军应当保护我们在欧洲大陆上的盟国，借以牵制法国的力量，保证我们的海上优势。
英国对于想“牵制法国力量”的国家的支持，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或者进行骚扰以牵制法军，或派遣比较强大的远征军与英国当时的盟国并肩作战。骚扰战略所付的代价看来不大，因此受到大臣的偏爱，但其效果常常微不足道，有时竟以失败而告终（如1809年的对瓦尔克伦的远征）。就人力和经费来说，供应一支大陆远征军的花费要大得多，但是，像马尔伯勒和威灵顿将军指挥的战争所展示的那样，一支大陆远征军更有助于维持欧洲均势。
英国采取的第二种方式是财政援助。或是出钱组织雇佣军来同法国作战，或是直接资助同盟国。例如，从1757年到1760年腓特烈大帝每年从英国得到多达675。1万英镑的资助。在拿破仑战争末期，英国财政援助的数额就更大了（例如，仅1813年它就给各盟国1 100万英镑，在整个战争中它提供了6 500万英镑的援助）。英国之所以能拿出这么多钱来，主要是因为商业和贸易的日益增长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特别是有利可图的海外市场的繁荣，容许英国政府以空前规模借债和征税，而不致使国家财政破产。所以，尽管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牵制干涉“法国力量”是非常花费钱财的，但它往往能保证法国无法对英国海上贸易发动持久的进攻，也无法控制欧洲大陆，这样，它也就无法腾出手来对英国本岛构成进攻性威胁。而这必然会使伦敦有可能筹集战费并资助其同盟国。地理上的优越性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使英国得以实行其两面战略：“一面转向欧洲大陆，调整均势；另一面则指向大海，加强其制海权。”
只有掌握了上述的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的重要性以后，才能充分理解这一时期列强人口增长和陆军/海军力量增长的统计数字。（见表3、表4、表5）
表3。列强的人口（1700—1800年）
（单位：百万人）
表4。陆军规模（1690—1814年）
（单位：万人）
表5。海军规模（1689—1815年）
（主力舰数量）
熟悉统计的读者都知道，对待这些粗略的数字应当极为谨慎。人口总数，特别是早期人口数，仅仅是推测出来的（拿俄国来说，人口数据的误差可达几百万）。陆军的规模变动很大，这主要取决于所选定的日期是一场特定战争的开头、中期，还是在最高潮。而且总数中还常常包括大量雇佣军（例如拿破仑的军队），甚至有被迫参战的同盟国部队。主力舰数量不能说明其战备状态，也不意味着它们配备有训练有素的水兵。此外，统计数字并没有把指挥才能和航海技术考虑在内，也没有表明船员是否称职或疏于职守，是否有爱国热忱或怯懦胆小。尽管如此，上述数字至少还是粗略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强权政治的主要趋向：在人口总数和陆军规模上，法国和迎头赶上的俄国名列榜首；英国的海上地位坚不可摧；普鲁士赶上了西班牙、瑞典和联合省；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统治时，法国拥有大量军队。在这近一个世纪期间，法国在这两个人的统治下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主宰欧洲。
然而，了解了这150年间列强争霸中的财政因素和地理因素以后，人们就可以看到，必须进一步理解上述三个表格所勾画的图景。例如，在陆军规模上，相对其他国家而言，联合省的力量迅速衰落了。但这种衰落并不表现在军事财政方面，相反，在这方面，它在一个长时期里，都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在军事上相对弱小，这一特点掩盖了它仍可以在战略上极大地牵制对手的事实。上述数字同样地低估了英国的军事贡献，因为1813—1814年它在维持自己的陆军和拥有14万人的海军的同时，还资助了同盟国约10万人的军队（1813年是45万！）。相反，在分析陆军规模时，在大部分战争中依靠外国财政资助的普鲁士和哈布斯堡帝国的实力往往是被夸大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法国庞大的军队由于资金不足和地理战略的障碍，战斗力较弱。俄国军队则因经济落后和战线太长而被削弱。当我们接下来研究这些战争本身时，应该记住各大国的实力和弱点。
三 赢得战争（1660—1763）
当路易十四在1661年3月取得了对法国政府的全面控制时，欧洲的形势特别有利于一个决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欧洲的国王。在南部，西班牙仍在劳民伤财地为恢复对葡萄牙的控制而作徒劳的努力。海峡对岸，查理三世的复辟王朝正竭力在国内站稳脚跟。在英国的贸易禁脔内，荷兰人正垂涎欲滴。北方刚刚结束的一场大战使得丹麦和瑞典大为削弱。在德国，新教王公们对哈布斯堡王朝任何改善其地位的新企图都持怀疑态度。维也纳的帝国政府被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以及稍后的奥斯曼帝国的复兴弄得焦头烂额。波兰则为防范瑞典和俄国的掠夺者而日渐衰落。这样，继承黎塞留最好传统的法国外交，就可以轻易地利用这种环境，它挑动葡萄牙人去反对西班牙人，挑动马扎尔人、土耳其人和德国的王公们去反对奥地利，并挑动英国人反对荷兰人，而同瑞士各州签订的1663年重要条约则加强了法国自己的地理（和招募军队的）地位。所有这一切给了路易十四充足的时间以确立其绝对君主的地位，摆脱在上一世纪困扰法国政府的国内动乱。更重要的是，这一切给了柯尔培尔、勒泰利埃等国王重臣一个彻底整饬行政机构的绝好机会，他们为替太阳王取得荣耀而将财力大量用于陆军和海军。
因此，路易十四在其统治初期试图“修补”法国疆界就变得轻而易举，尤其是到1665年英荷关系恶化并演变成公开冲突时（第二次英荷战争）。虽然法国信誓旦旦地保证支持联合省，实际上它在海战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这时它却腾出手来准备入侵仍虚弱不堪的西班牙手中的南尼德兰。当法国于1667年5月最终挥兵入侵时，一个又一个的城市迅速落入它的手中。紧接着发生的事情，是这一时期外交关系迅速变化的一个典型。英荷两国被双方都无利可图的战争弄得精疲力竭，并担心法国的勃勃野心，便于7月在布列达签订和约。同时为了限制路易十四获得太多好处，在瑞典参与下，英荷竭力对法西争端进行“调停”。1668年的《亚琛和约》恰好达到这一目的，但其代价却是激怒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决定报复他认定的实现其雄心壮志的主要障碍——联合省。在随后几年中，当柯尔培尔对荷兰进行关税战时，法国的陆军和海军都在秣马厉兵。法国的秘密外交离间了英国和瑞典同联合省的联盟，安抚了奥地利和各德意志国家。到1672年，法国的战争机器由于有了英国人在海上助一臂之力，已做好了战斗准备。
尽管是伦敦最先向联合省宣战，但是英国在1672—1674年第三次英荷战争中表现消沉，在此毋须赘述。当在海上遇到多谋善断的德·吕泰尔而遭挫折，无法在陆上有任何作为的时候，查理二世的政府遇到了国内越来越多的批评：政治腐败，财政混乱，人们对于同一个像法国这样的寡头政治的天主教国家结盟极为反感。这些都使这场战争不得人心，并迫使政府在1674年退出战争。回过头来看，它说明英国在斯图亚特王朝最后几个国王统治时，其政治、财政和行政管理是多么不成熟和不稳定。然而，伦敦政府的改弦更张具有国际意义，它部分地反映出路易十四的野心在全欧洲引起广泛不安。在下一场战争期间，荷兰的外交和津贴就争取到了许多愿意把力量投入同法国作战的同盟国家。德意志的大小公国、勃兰登堡（于1675年在费尔柏林击败了法国仅剩的一个盟国瑞典）、丹麦、西班牙和哈布斯堡帝国都卷入反对法国的战争。这个国家联盟尚未强大到足以制服法国的地步，它们中的绝大多数仅有很少的陆军，其侧翼受到牵制，而且这个反法联盟的核心仍然是在其新领袖奥伦治的威廉统辖下的联合省。但是，北部有河道障碍，法军在莱茵兰的战线易受攻击，而自己又面对各种敌人，这一切使得路易自己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在海上，存在着同样的僵持局面。法国的海军控制着地中海，荷兰和丹麦的舰队统辖着波罗的海，双方都无法在西印度群岛上占压倒优势。在这场战争中，法国和荷兰的对外贸易损失惨重，像英国那样的中立国便趁机渔利。实际上，到1678年时，阿姆斯特丹的商人阶层催促政府同法国单独讲和，其必然结果是，德意志国家（依靠荷兰的资助）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把战争继续下去。
尽管1678—1679年签订的《尼曼根条约》结束了公开冲突，但是路易十四扩展法国北部疆界的明显意图——他充当“欧洲仲裁人”的要求，以及他在和平时期保持一支20万大军这一令人惊恐的事实，使德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坐卧不安。这并非意味着立即重新开战。荷兰的商人宁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贸易，德意志的王公们像英格兰的查理二世一样都被巴黎的资助拴住了，而哈布斯堡帝国则在全力以赴地对付土耳其人。因此，当1683年西班牙竭力保卫其卢森堡领土免遭法国强占时，它只能孤军作战，不免一败。
然而，从1685年起，情况的变化开始不利于法国。法国镇压胡格诺教派震惊了